股票历史最高价篇一：股票历史行情精简版
股票的历史行情事件
股市启蒙期：
1984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票面50元），在海外引起比国内更大的反响，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开张营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我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
全国性股票市场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1992-1999)
1992年1月10日， 一种叫“股票认购证”的票证出现在上海街头，产生大批认购证，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权证。该权证价格30元，后被炒至几百元。
1992年5月21日，当天取消部分个股涨跌价格限制。
1992年8月10日，深圳上百万人冒雨来买认购抽签表，最后发生著名的“8?10”事件。
1992年10月12日，成立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一轮回：1993年，国务院实施金融整顿，银根收紧：
第一轮回：1994年7月30日，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大涨：
第二轮回：1996年12月，政策扼住股市涨势：
第二轮回：1999年6月，多重利好促股市大涨：
第三轮回：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开始：
四轮：股改行情启动：2005年6月，从998点涨到6140点
2005年4月29日，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2005年6月6日，沪市大盘见底998.23点，从而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熊市。 2005年6月，在中国股市最低迷的情况下，国务院相关部委陆续出台许多稳定市场和推进改革的措施，2006年股改正式启动，牛市行情开始上演，从2005年12月起，上证指数从1079.20上涨至2007年5月29日的4334.92，涨幅高达400%。 2007年5月30日股市印花税突然提高：
印花税提高使得股指连续4天暴跌，从4300跌到3400，随后监管部门又频频出台利好，股市再次回到上涨轨道，最高摸至6124.04点，2007年下半年，监管部门担心股市涨幅过高，开始对基金进行窗口指导，股市又出现深度下跌，2008年年初，上市公司巨额融资泛滥，大小非解禁失控，投资者开始对股市前途产生深深忧虑，但相关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明确回应，股市由此一路下跌，最终于4月22日跌至2990.79点。
2008年4月23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股市下跌到1666点
随后2008年国家颁布就是政策。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带动股市一路上涨到2009.7.30，从1666涨到3470.
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上市，由于市场有了做空机制，股指开始了一轮大幅杀跌走势。
2011-2014年 处于熊市
五轮：2014.8-2015.6 国家开始降息，采取宽松政策，到达5100点
2015.6-2015.7 事件：长沙人拿了180多万买中国中车结果停牌
这次牛市与熊市的出现大多数因为中国政府原来是默认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但是后来已经不允许进行融资融券的
2015年7月 国家买股救市，证金公司成立
如今 短期国家救市 预计盘整半年以上
老师强调：炒股看国家 炒油看美元
股票历史最高价篇二：中国股市历史回顾_--_大事记_(2000-2009)更新
2000年4月 吴江丝绸 第一家可转债公司发行股票
2001年1月初，经济学家吴敬琏抛出“赌场论”，怒斥股市黑庄接着又引发中国股市“推倒重来”的观点。旋即招来经济学家厉以宁、董辅、肖灼基等的反击，要像对待婴儿一样爱护股市国内掀起股市大讨论：“学费论”
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当即表示：“国有股减持是一个利好因素。”，后来股民们认识到，减持就是变相摊派和扩容，而按照新股发行价格减持是杀富济贫。沪指创下此前11年来新高2245点
直到7月13日，股市仍在高位盘整。
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32.55点。
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当年80%的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1500点“铁底”岌岌可危
10月22日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由五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
10月23日，证监会宣布首发增发停止国有股出售。
股指下挫已势如泄洪
有研究员大小有21个原因导致了当年2001年股市暴跌，其中包括：1999年政策利好释放完毕，央行规范资金，银广厦等庄股内幕彻底曝光，当年股市整顿等等。股权割裂成为中国股市的“原罪”
2001年中国股市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股权分置也逐渐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海归派”官员又陆续推出了“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其中大多“水土不服”，在强力推行中，又在股权分置的框架下被扭曲。
从2001年到2005年，各种政策救市的老办法悉数用尽之后，股市仍一蹶不振。此前的“国九条”也不敌颓势，温总理讲话也被视为利空。被套股民比比皆是。“远离毒品远离股市”的呼声成为交响。
2001年后中国股市开始过度扩容，尽管股市一直走跌，但融资额却达到了近15年来融资额的40%左右。
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Ｂ股市场。
上市企业仍旧千方百计“圈钱”，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从整体上市到分拆上市，从信誓旦旦到原形毕露，从欠债不还到以股抵债??而好的企业却又纷纷海外上市。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国有股减持停止
2002年6·24行情
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ＱＦＩＩ制度正式启动。股市仍义无反顾地走上漫漫“熊”途 ———“5·19”这一生于政策、长于政策的大牛行情，终于还是死于政策失灵的陷坑里延续多年的政策市终于走到末路：不仅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且管理层信用被严重透支。
2003年7月 QFII 第一单
2004年1月31日出台了“国九条”《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4年6月1日 证券投资基金法施行 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4年，上证 180指数样本股的成交额超过全部股票成交额的一半以上，上证 50指数样本股成交额又占到了上证 180指数的近 60％，资金正毫不犹豫地向蓝筹股集中；
2004年，有两个“死亡”标志将被记入历史：一个是，南方、汉唐、闽发、大鹏等靠“坐庄”为生的券商，资金链断裂后难以为继，或被接管或被清盘；另一个是，多年来威风八面擎“庄股”大旗的德隆系轰然倒下。
2005年：试错式“全流通”
2005年 2月以来，上证指数绝地翻身，一度重返 1300点之上
4月29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启动 解决股权分置，就是中国股市必须要打的“辽沈战役”。股市的“三大战役”
5月9日，证监会迅速圈定了4家上市公司进入股权分置改革首批试点程序。上证指数重挫28点收于1130.84点，再创6年新低。原来激进的全流通主张者如韩志国、张卫星等却表示：试点方案不利于流通股股东，同国资委讨价还价也是太难。不是一个“纯洁”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结果。
2005年6月6日证监会推出《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这天股指跌破千点。上午11点06分，沪市股指跌至988.32点 。“出逃等于生还”“中国股市8年抗战，一觉回到解放前“
2005年6月8日暴涨疯涨了8%的“人工牛市”股票市场创下了自2002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和最大单日成交记录，沪深两市共有120只股票涨停，两市共成交317亿元。“虚弱的井喷”。
2005年8月22日宝钢权证上市每日的成交量超过股票的总交易量,达到了七八十亿元宝钢权证举例,4.5元的行权价和高达1.6元的权证价格,2006年8月30日之前，跌破4.50元意味着宝钢权证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已经成为废纸。美式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最后到期日前任一交易日要求履约执行；欧式权证持有人则仅能于最后到期日当天要求履约执行。
2006年6月19日深交所 IPO第一股中工国际 中小企业板的第51只股票
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 全球最大IPO在沪港两地同日开盘
2007年，最疯狂的一年
5月28日，A股开户数达到历史高点385302，同时A股开户总数超过1亿户；全年新增开户数为2006年的20倍。基金开户数猛增，特别是5.30后，基金成为中小投资者金融资产首选。
2007年沪市大盘开盘报2728.19点， 10月15日一举突破6000点大关，并于次日创下6124点历史新高。全年收盘报5261.56点，虽然出现了“5。30”和10月份后的两次调整，但年涨幅达97%，
2007年全年没有一只下跌的股票。“任何一次调整都是买入良机”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2007年随着沪深股指连创新高，沪深总市值1月9日突破10万亿元，8月3日突破20万亿元，11月5日超过30万亿元，首次超过GDP的22亿，增长4倍。2007年深沪两市共有94只新股上市。这94只新股总市值约14.66万亿元，为2006年深沪两市总市值的1.5倍。。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凌晨宣布，即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上调至0.3%。900只个股跌停。
2007年7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市场资本总额达到了2540亿美元，超过美国花旗银行的251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2007年5月30日传出内地投资者可以直接投资港股消息。8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允许境内居民以自有外汇或人民币购汇直接投资海外证券市场,初期首选香港股市。之后港股在内地借道资金推动下大涨一万点。
2007年11月5日全球最大IPO的中国石油强势登陆A股市场，当日以最高价48.6元开盘，一举超过埃克森公司成全球市值最大上市公司。之后一路下行，最低见29.1元，二级市场介入资金悉数被套。发行冻结资金3.3万亿元,募集资金达668亿元，
2007年6000点以上开户人数为65万人。
2008年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1月25日起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执行15%的存款准备金率。
2008年1月21日，中国平安宣布，再融资近1600亿元，同日，浦发银行也宣布再融资，对股市造成恐慌，导致股市暴跌，成为本次“股灾”的导火索。
2008-01-24，雪灾引发全国多个地区交通、电力瘫痪，电煤告急。同日，证监会发布《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尚福林在发布会上提出七项举
2008-01-28，暴雪肆虐18天我国经济直接损失220亿，28号股市纷纷下挫超过7%。
2008-02-01，上证指数自2006年以来首度跌破年线支撑。
2008-02-25，央行副行长易纲：从紧货币政策不变，防通胀仍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同日，新华网发表：股市震荡，“万能险”受青睐（两层意思：1、股市并未走熊也不是以往的单边牛市；2、投资者热情降低，资金开始撤离股市）
2008年0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008-03-03，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3月3日下午3时开幕，一号提案剑指股市税政，提出下调印花税征收资本利得税。六成受访委员认为牛市行情仍将持续。上周五美国次贷危机初现，美股重挫，道指跌逾300点。
2008-03-12，美联储救市计划推动美股飙升狂涨，而A股高开低走，大跌2.30%破创新低考验4000点。
2008-03-18，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股市时，表示密切关注。大盘以暴跌回应，数百个股连续跌停，中石油护盘无效。同日，存款准备金再次上调。
2008-03-19，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莫轻言熊市”，当日大盘报复性反弹。下午，浦发银行再融资在股东大会通过，受浦发融资消息影响，次日，大盘再度向下。早晨停盘的中石油、浦发、深发展、平安、万科5大巨头10：30同时开盘，一秒钟内联手将大盘砸至3516点（跌幅近7%），随后大盘一路回升并翻红，个股普涨。
2008-04-03，基金迎来史上最密集发行潮，A股市场跌跌不休，A/H股价本轮牛市首现倒挂，两市50家公司增发股破发，占增发公司28.50%。
2008-04-07，人民日报：要保护好投资者利益。
2008-04-09，成思危：中国股市慢牛不变，奥运会前有上升。
2008-04-14，人民日报：股市不健康会阻碍经济发展。高层表态：政府应干预市场，避免金融崩溃。郎咸平炮轰证监会打压股市。
2008-04-16，央行宣布4月2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
2008年4月23日财政部宣传将印花税从千分之3下调至千分之1。次日，受印花税下调影响，上证指数以接近涨停报收。
2008-05-11，PPI再创新高倒逼财税政策出手，企业承受成本高压。监管层称融资融券会在股市相对低迷时推出，美次贷危机以破产赖帐方式转嫁给中国，中国制造业接下最后一棒，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小企业生存严峻。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8.1级大地震，作为突发事件，5 月13日证监会启动应急预案，对四川地区股票实施停牌处理。18日证监会决定，为表达对四川汶川大地震
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沪深证券交易所等，定于5月 19日14时28分起，临时停市3分钟。5月30日证监会要求基金公司树立大局意识，维护市场稳定，政策信号有所转暖。
2008-06-05，越南股市楼市全线崩盘（股市自2007年10月至今跌幅深达66%），专家预测可能推倒亚洲多米诺骨牌。
2008年6月10日央行大幅度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至17.5%的历史高位。上证指数向下跳空127点开盘后狂跌不止。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仍未改变股市向下的颓势，奥运板块随后出现一轮暴跌。
2008年9月16日央行公布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19日财政部决定从即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税率保持千分之一。上证指数下探至1892.75点，随后连续两天冲击涨停。
2008年9月30日美国众议院意外否决财政部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美国股市周一大幅下挫，其中道指创下历史最大点数跌幅，标普500指数创下1987年以来的最大百分比跌幅。金融海啸开始向全球扩散。
2008年10月10日，全球股市迎来了40年来最惨一周，沪指苦守2000点，上证综指本周累计跌12.8%，恒指本周累计下挫逾16%，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累计跌幅都在12%以上。
2009年
2009-07-28
创业板上市
27日是证监会受理创业板申请第一天有108家企业递交了申报材料，民生证券成为第一家申报的保荐机构，而申报数量上，深圳本土券商较其他券商大大领先。按照正常审核速度，预计深交所首批创业板企业，需要等到10月末或11月初上市。
按照企业上市的正常审核速度，一家企业大约需要2-3个月时间，而企业挂牌、上市需要2-3周时间。所以，预计深交所第一批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创业板上市时间需要等到10月末到11月初出现。
证监会此前表示，重点关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环保节能、现代服务六大行业。
9月17日,创业板正式启动。
沪深股指已双双收高迎接被业界期待了十年的重要一刻。17日当天，首批七家申请创业板IPO的企业均顺利“过会”，9月18日，又将有六家企业准备接受创业板发审委的检阅。 10月30日，创业板开市。股民情绪有些激动，也存在很多忽悠之人。
股票历史最高价篇三：中国股市的17年 — 历数中国股市历史的重大事项
中国股市的17年 — 历数中国股市历史的重大事项
前言：本文记录了中国股市自开张以来一直到2006年的若干重大事件，建议各位股友（尤其是新股民）仔细阅读，读史以明鉴，最起码，各位应该对砸自己的血汗钱去参与的这个市场历史有所了解。
(一)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创立(1990-1991年)
2000年12月16日，“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包括中国证监会主席、香港证监会主席等证券市场高层人士兴高采烈，侃侃而谈。在会场上东走走西看看的我却忧心忡忡，仿佛置身于美国影片《教父》的开头，贵客盈门，欢天喜地，却暗藏着杀机。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中国证券市场一定会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许多市场中人和机构将像羔羊或狼群一样被莫名的力量宰杀，场面会十分血腥，只是不知道程度有多大。
9年前，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1991年6月的一天，我走进位于上海黄浦路浦江饭店底层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到，成为它的第41名员工。饭店底层临时搭建的房间低矮局促、阴暗潮湿，但里里外外异常忙碌。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到第二年的5月31日止，实际开市日为114天。我在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简报，这100多天来，整个证券市场交易总额为32.29亿元，其中债券占了九成，股票成交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3.22亿元，日均交易额为280万元，最高日交易额近1,600万元。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开市以来，股价持续上升的是豫园商场、凤凰化工和爱使股份。豫园是上海有名的风景点，俗称“城隍庙”，豫园商场经营的是小商品、旅游纪念品、土特产品和黄金饰品等，上海老百姓自然都很熟悉它，成为当时股市的最爱，不过其市值也只有5,800万元（1991年6月7日）。由于当时8只股票的面额没有统一，有10元、50元和100元，面额100元的豫园股份的最高价是858元，与其他股票动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的市盈率相比，9.25倍市盈率的豫园最具投资价值。
凤凰化工是唯一的非上海本地股，地处浙江省兰溪市，是重点日用化工企业，也算是国企，市值1.275亿元，位列股市第二，把它拉到上海是为了体现上海市场的全国性。爱使股份则是一家所谓制造仪表器材的公司，1989年的销售收入仅405万元。事实上，爱使原先的总股本只有4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起先不同意它上市，但1990年12月上交所开业时，加上爱使电子，8家上市公司的资金规模也仅为2.6亿元，再少的话，上交所就没法开业了。爱使公司通过1配1、1送2的办法，股本一下子增加到270万元，终于上市了。即便如此，它也是市值最小的公司，仅为266.9万元。
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邓小平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转 载 于:wWW.ZHaoqT.nEt 蒲 公英文 摘:股票历史最高价)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
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
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邓小平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
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
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事实上，早年的上交所并没有按照“规范”来做，当时只要总经理尉文渊一句话，某某股票法人股可以上市流通，具体由上市部总监通知工程部，第二天这些股票就可以买卖了。
同样，当时的国有资产管理负责人说某某股票可以流通，马上就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如上海嘉丰公司国家股就有10%大约3,000多万股进入了流通市场。只是后来中国证监会监管严格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事了，至于已经流通的法人股和国家股，也就无法追索了。不过，到了2006年，解放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法人股和国家股的流通问题又成了中国证监会面对的头等大事。
第二个由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股市至今的问题，是把每年的上市资金规模定一个额度，然后分配给各个省、直辖市和中央各部委。在一个正常的股市里，只要一家企业达到一定的上市标准，其发行的股票有投资者认购，便可上市。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变成了一个特许融资的权力公司，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圈钱”。企业的质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分配到融资的额度，而每个省份的额度一般都是由省委决定的，甚至是由领导跑来的。
在他们眼里，这和过去为了一个大型项目到计委报批是一样的概念。除了总体额度之外，还要限制家数，因为如果只定额度，每个部门和省市可以把它们分成很多家企业，等到上市后，通过再融资把股本扩大。现在仍有一批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A股份额很小，B股却很大，这就是当时把A股额度分到许多家公司，然后用B股额度补足的例子。B股当时是专门为境外人士投资设立的股票，但最终也是事与愿违。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几波上市公司狂潮与20世纪初的科技股IPO狂潮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成立大会和上市酒会，它们的目的就是拿到钱，然后与突然有钱的中奖者一样乱花钱。等到钱花完后，自己的本业也荒废了。
任何正常的股市都不会允许一个政府在不顾供求状况的情况下，宣布一年将从市场募集多少资金，然后配给它所属意的公司，却全然不顾这些公司的质量。1992年，深沪两地市场的A、B股上市公司有54家，1993年有177家，1994年有287家。A股筹资额1992年为50亿元，1993年为276亿元（其中81.5亿是配股），1994年为99.78亿元（其中50亿元是配股），扩容的势头十分凶猛。1993年上证指数尽管达到了最高点1,558点，随着发行额度的明确，市场开始进入真正的低迷期，当年年底收在833点。1994年2月14日，政府宣布1994年新股发行额度55亿元，明显要比1993年的195亿元低得多，而市场并不买账，上证指数在3月10日就击破700点，4个月后的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股市崩盘要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中国证监会慌忙在8月1日宣布救市，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到了9月13日，上证指数到达全年最高点1,052点。但这不过是一场利用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进行的投机罢了，接着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由于中国证监会8月1日还宣布了两条“建议”，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三大政策”，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20世纪初，可想当时是多么虚无。官方权威的监管机构都随意承诺或用含混的建议来应付一时之需，就很难指望市场其他方面不投机不钻空子不欺瞒了。
(五)中国证券市场二度受挫,“327”国债期货事件和万国证券公司的垮台(1995年)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热点不在股市，而是在发生“327”事件的国债期货市场。为了开发新市场，也是为了与中国证监会分庭抗礼，获得更为强势的财政部的支持，上交所在1992年12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到了1994年秋天，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央行出台储蓄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骛，成交额明显放大，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高达140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管理层的头脑也随之发热，对政策环境变化后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终于发生了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327”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的代号，240亿元的327国债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是，“327”国债的价格却一直在148元上下波动，因为市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财政部认为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12.24%相比，“327”的回报太低，可能到时会提高利率，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在“327”品种上做多的财政部全资子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它的首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历任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的总经理也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只要稍有国情常识的人都会跟着中经开做多，至少不会与它对抗。
将万国证券公司自诩为“证券王国”的总经理管金生偏偏不以为然，他认为，让财政部掏出16亿元补贴“327”，无疑是天方夜谭。他伙同向来在市场上横行霸道的“辽国发”等公司做空“327”。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辽国发”也临阵多翻空，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8分钟违规抛出700余万元价值1,400亿元的单子，让“327国债期货”价格从151.3元跌到147.5元收市。这天“327”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80%。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13亿元。管金生因此被判刑17年。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在1996年7月合并，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也只有13.2亿元。许多年后，申银证券的总经理阚治东仍心有余悸，他回忆当时公司中人也想在当天做空，却无法联系到在香港出差的阚治东，申银因此逃过一劫。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但流入账面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在中经开主管该业务的戴学民1995年年底在北京遇刺，差点没命，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下落不明。
“327”事件之后，国债期货市场仍是动荡不安，5月17日，中国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说是暂停，事实上就是关门，因为到了2006年年中仍不见国债期货交易的踪影。不久之后，尉文渊辞去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
“327”事件是继1992年深圳“810”事件后，第二个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灾难。它和“810”事件类似，都暴露了中国股市上上下下系统性的腐败和混乱，真正触及到了政府唯恐社会不稳定的神经，大大阻碍了证券市场新产品尤其是衍生品发展的进程。不过，中国证监会再次成了受益者，它真正一统两地交易所已指日可待。
(六)地方政府主导的上涨行情和混乱，最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掌握了股市的统治权(1996年-1997年7月)
中国早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振幅惊人。以深市为例，1991年最高是54倍，最低11倍；1992年是64倍到21倍；1993年是97倍到28倍；1994年是33倍到7倍。但1995年是13倍到5倍，很明显，这一年深圳市场的最高最低市盈率差距偏小。而且不管是13倍还是5倍，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市盈率都是偏低的。到了1996年，中央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GDP增长10.2%，比上年回落1.67个百分点，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尽管高达14.8%，却比上年回落了6.99个百分点。
1996年，深市又要比沪市更具投资价值，因为在1月22日，深市的市盈率又到了最低的8倍，而沪市的全年最低市盈率要到9月12日才出现，但也达到了26倍。于是，深市在龙头股深发展的带动下，从年初便一波一波往上发力，深成指从924点升至最高点4,522点。沪市则一直比较被动，尽管上证指数全年也从550点升到1,258点。
两市同时大涨，对已在熊市里陷入水深火热的投资者来说，本是件好事。可是，当时两地政府把股指与金融中心挂起钩来，似乎谁的股市涨得快，谁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于是，从市府到银行到交易所到一些券商到一些上市公司到当地证券媒体，几乎公开共谋如何把股市搞上去。过去，两地交易所的税收和形象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扶持帮助股市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接干预股市还是头一遭。在上海方面，由市领导直接指挥，其动员讲话由《上海证券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传达。尽管总编辑本身就是极易激动之人，可从他绘声绘色豪情万丈的神态言语看，这位市领导真把竞争当成战争了。我和《上海证券报》的几位老同事应该很熟悉以往政府和交易所的干预行为，但这次也是目瞪口呆。原先要鼓动市场起来，也只不过是写些充满暗示或“转述”别人的话，而且也不会指明个股的涨跌。而现在是什么都不管了，让券商不加遮掩地在报纸上写文章配合自己做庄的股票，犯了办报的大忌。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吧，为了找到一个与深发展相对抗的沪市龙头股，上海方面先是推出上海石化，后来又推出陆家嘴。陆家嘴的炒作动力不仅来自对浦东金融贸易区灿烂前景的想象力，还有对它极良好的分红送股预期。可就在一天下午，陆家嘴公司送来了重大事项公告，其分配方案大大低于市场预期。我作为编委值夜班，看到这公告，知道明天陆家嘴一定会大跌不起。可就在晚间七八点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上交所的通知，要将早已排上版面的公告撤下来，看来有人已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知上交所乃至政府了。为了市场大涨，不惜改变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劲。顺便一提，政府所确认的“龙头股”并不被市场认同，最后市场还是选择了当时的彩电大王长虹。
面对如此场面，北京当然要发作。随着1996年10月深沪行情的再度大爆发，从10月22日起，中国证监会开始连续发布多道通知和评论，警告市场方方面面不要从事融资交易，严禁操纵市场，查处机构违规事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并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破例宣读。代表两地交易所立场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利令智昏，竟然忽视了这篇重要社论，没有及时转载。北京本来就对这两家报纸厌恶之至，便让两名副总编停职检查，且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牺牲一个副总编不要紧，这是媒体经常有的事，可是后者是要断证券报的财路，没了指定信息披露的垄断权，两家报纸就得关门。从此，两家证券报开始乖乖地跟着证监会的指挥棒转。
不过，深沪两地的市场早已处于亢奋中，每一次打压，只能让股指稍一回调，随后又勇往直前，市场似乎对平日最害怕的政策利空麻木了。终于在12月15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又全文宣读了次日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指出，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按惯例，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是件严重的事情;而且，12月14日，管理层已用电报形式将此文传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提前打招呼，这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文章口气之严厉、用词之尖锐（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证券市场”），都使人联想到过去的政治风暴。12月16日，两地市场开始执行股票交易价格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