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几年以前，美国人还曾怀疑自己是否不久将失去世界经济老大的地位，当时日本靠汽车和电子产品出口致富，并且在美国买下了诸如洛克菲勒中心、佩布尔比奇高尔夫球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唱片公司等颇具象征意义的地方，甚至还爆出过日本要收购美国的神话。当时的日本模式既被看作榜样，也被看成是在经济上的威胁。今天，日本又一次被说成是经济上的威胁。只不过人们怕的不再是它的强大，而是它的疲软会继续拖住世界经济复苏的后腿。
难言未来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经历过两次经济负增长。第一次是1973年下半年发生的石油危机造成1974年度－0.5％的经济增长率。第二次则是1997年度的－0.7％及1998年的－2.9％。两次相比：前次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还有1.5％的增长，后次则是－1.2％；完全失业率，前次是1.5％，后次为3.5％；银行的法定贴现率前后对比是9个百分点对0.5个百分点，后者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为刺激经济景气的复苏，日本政府从1992年起至1995年9月，以公共建设为主共打过6支强心针，总事业费的规模超过60万亿日元，使得日本经济在1992至1994年度维持着增长率在1％以下的增长，1995及1996年度也多少有点增加，但好景不长，1997年就跌落至战后历史上最坏的负增长。
经过小渊上台后各种扩张政策攻势下的强势整理，日本经济似乎露出了些微的亮光，今年一季度经济重返正增长。但这是探底回升还是回光返照？
4月中旬，美国的几位经济学家访问日本，目的在于探讨日本经济何时能够走出悲情。在进行了21次采访与会晤后，他们的结论是：对日本经济进行预测的主要困难在于悲观和谨慎的乐观两方面都有充足的证据。首先他们列出了一系列坏消息：失业率为4.8％;3月底，日本大公司宣布它们计划削减2.5万个额外的工作岗位;日本公司计划削减资本开支约9.5％;2月份家庭支出比去年同期下降3.8％;政府已试行了包括削减税收、公共工程和信贷保证在内的一揽子激励性很强的政策，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增加消费支出,增长的却是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当然还有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日本政府为吸引外资而改变了向外国公司征税的方式，并逐步解除对外国公司的种种管制；股市获得了创纪录的重大收益，交易商认为日本股市已经到达谷底；从4月开始的减税措施将鼓励公司和个人开始花钱，而不是永远地把钱存起来；在3月31日结束的上个财政年度内，贸易顺差增加了23％，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了24％。
日本经济的未来的确很不明朗，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的黑匣子、太多的灰色区域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但如果我们反观日本经济近年来的蹒跚足迹，或许能够找到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节约不再是美德
经济学家指出，通常情况下，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在其他方面类似，那么储蓄率高的国家几乎总是生活得比较优裕。10年前，当日本被认为是经济强大而美国却在苦苦挣扎时，许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大原因是节俭：节俭成风的日本人将来有充足的钱用于投资，而任意花钱的美国人却几乎是双手空空。今天，普通日本家庭把收入的13％存入银行，而普通美国家庭储蓄额只占他们收入的4％。但是，日本现在陷入困境，而美国却在繁荣发展。问题出在哪儿？
日本大量的储蓄对这个国家在战后废墟上的迅速兴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储蓄存款的数量，重要的是存款的使用方式。经合组织说，60年代，日本资本投资的效益是美国的两倍，而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投资收益已经降到美国的水平，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到1996年，只是美国收益的80％了。
节约并不永远都是美德，消费即美德的观念对今天的日本经济来说更加重要，中国的古话说得好，“俭未必是，奢未必非”。在日本，银行存款的利息已经低到1％，但是各家各户还是把大量的钱存进银行，抑制了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严重疲软（即内需不振）被认为是日本经济的最大瓶颈。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中，私人消费约占六成，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去年日本人的消费异常疲软，市场进入10年来最萧条的时期：九成以上的商店认为“东西越来越卖不出去”，超市也大都经营困难，大幅亏损。公司和个人消费者都把钱包捂得更紧。与此同时，在山一、拓殖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后，日本银行纷纷紧缩贷款，严格限制对外放贷的同时还加快回收贷款，致使许多企业陷入资金运转危机，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搞得只能靠发行债券筹资，破产倒闭的企业不断增加。当前，“惜贷风”仍没消除，40％的日本公司认为它们正面临着苛刻得多的贷款条件，38％的日本公司说信贷的匮乏损害了其生意。
私人消费、公共投资、企业设备投资和住宅投资是内需的四个关键指标，也被称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四大支柱，而近年来这四大支柱一直处于下滑状态。个人消费日益疲软且呈长期化趋势、住宅投资年年下降、民间企业设备投资也是一路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投资似乎要成为支撑经济最重要的“拐杖”。根据小渊政府的计划，公共投资将大幅度增加，这似乎是个利好消息，但是靠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是有限的。目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预算赤字高达31万亿日元，政府已没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到公共建设的项目上。小渊在今年5月初到美国访问时就明确表示，日本政府财政刺激支出可能已超过120万亿日元，因此政府不会额外增加支出，以刺激国内经济。而政府的公共开支一旦停止，靠财政拉动的经济增长就会挥之而去，日本经济可能会再次堕入长期衰退的困境。同时，由于一些地方自治体财政状况的日趋恶化，许多原定投入的公共投资迟迟不到位，可能会造成地方公共投资的实际金额低于计划水平的状况。
欲拔不能的多重怪圈和危机
除了内需不振外，人们还将日本经济的悲剧归咎于日本模式陷入了多重怪圈和多种危机中：一说是日本模式坠入了复合性紧缩的陷阱，这种复合性紧缩包括因政府进行财政改革导致的政策性紧缩、金融体制危机导致的金融紧缩和国民心理上的担心导致的消费紧缩。
二说日本经济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困境中。“流动性陷阱”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利率即使低得接近于零，也不能使银行贷款、商业投资、消费开支和经济真正运作起来。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日本近10年的经济危机都是可怕的。日本的经济被吞没在一个由资产价格不断下降、金融危机、公司利润日益减少和政府债台高筑等因素形成的大漩涡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萧条心理在日本占了主导地位，日本在扩大货币供应量方面速度还不够快，商业银行在向公司提供贷款方面还犹豫不决。
三说目前日本存在多种不安：社会不安、经济不安和生活不安。社会不安是指对日本未来的全面的担心。1993年以后，日本政局一直动荡，原有的政党完全失去了向心力。另外，由于冷战结束，围绕着日本的世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日本在新的战略上却无法适应，使得国民对整个社会的未来感到担心。在日本人中，关于国家的未来，认为“10年后的日本会比现在好”的人仅占34％。经济不安是指，由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担心日本的资产会大量流往海外。担心在不良债权的处理工作结束之前，在金融体制的重建工作完成之前，日本会发生金融恐慌。生活不安是指，由于老年人人数的增加同年轻人的减少之间的不平衡的加剧，人们担心福利政策会失败。对年轻的工薪阶层来说，工资提高的可能性不大。对中老年工薪阶层来说，因企业改组而造成的不安也在逐步增大。
四说日本经济出现了三大危机。现今日本消费疲软，并不是因为人们手中没有钱，而是因为人们对经济前景普遍感到失望，出现了“信心危机”；对政府和政治家感到不可信赖，出现了“信任危机”；银行坏账问题又意味着出现了“信用危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连“借债要还”的基本信用都没有了，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转了。
当然，最权威的解释还应该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不久前，日本政府的1999年度经济白皮书出笼，对日本经济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系统分析。该书认为，日本此次经济不景气中出现了3个循环，即在通常经济不景气时期所能见到的恶性循环（需求减少→生产减少→所得减少→需求减少）；通过金融体系表现出来的不景气循环（惜贷→设备投资减少→资产价格下跌→金融机构自有资本不足→惜贷）；家庭收支不稳定导致的不景气循环（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对家庭经济前景的担心→消费减少→破产企业增加）。该书还认为，日本经济中存在三种过剩，就业人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
畸形的结构与关系
面对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经济大厦，小渊政府一登台就正式确定了紧急经济对策。其主要内容是实施减税、解决银行滞贷、增强社会基础投资以及解决失业问题，目的在于减轻国民负担，刺激国内需求，恢复经济增长。但日本的国民负担到底怎么样呢？还有多少可减的余地呢？
一般来讲，国民负担包括租税负担和社会保障负担。租税负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称作租税负担率。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从租税负担率来看，排列顺序是，英国最高，依次是法、德、美，而日本最低。根据这些数字，日本人的国民负担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可减的余地是不大的。所以，小渊政府大刀阔斧式的措施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尚属未知数。小渊惠三真正该做的是向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开刀，但这些结构性因素恰恰是当年“日本奇迹”得以成为现实的最主要因素，就像时下人们分析东亚金融危机时，往往认为正是那些促成“四小龙”当年腾飞的主要动力今天演变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渊源。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经济结构没有随时代的发展与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当前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是制度性的，可看作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日本如今所面临的冲击主要是由于经济难以适应新形势造成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国际金融的自由化、经济的发展重心从增加产值转向转换产业结构、官民关系从行政主导转向国民自己负责、旧时企业关系的瓦解、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等雇佣体系的迅速改变等等，都使日本的旧有经济体制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变成了阻力，制度疲劳和僵化日益显现。而日本政府却没能及时觉醒进行结构改革，也没有为构筑新体制奠定基础，反被泡沫经济的假象冲昏头脑，以为不必改革也可让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结果错失了改革良机。到泡沫经济破裂，各种弊端进一步暴露，经济已深陷困境。此后日本政府虽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仍改变不了市场自由化程度不高、市场透明度不高和不易与国际市场接轨等缺陷。
2、高科技发展相对滞后：多年来，日本的科技领导体制一直不甚合理，科技政策制定和管理由多个部门分担，且各自为政，因此不能通盘考虑日本全国性科技发展战略，导致日本高科技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据分析，日本的信息技术和产业比美国落后10年。日本科技厅1995年发表了一个“冲击性的调查结果”：90年代以来，日本的科研水平在逐年下降，不仅全面落后于美国，而且差距日渐拉大；在20个研究项目的比较中，日本仅在3个项目中占优势。到90年代初，日本高技术产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具有代表性的产业用机器人和OA（办公自动化）的总产值只相当于同期酱油、酱汤和寿司等产业的产值之和。在高科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增长点的今天，高科技领域的滞后必然会使经济发展的潜力受到影响。
3、畸形的政经关系：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对经济领域过度参与和管制，产生两方面后果：一是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原则，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和自主性，不利于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尤其是在政府的保驾护航下，日本经济界养成了一种依靠政府、服从权威、求稳怕变和缺乏挑战精神的惰性，致使日本金融系统十分脆弱，经不起国际竞争风浪的考验。泡沫经济以来，日本经济中出问题最多最严重的是金融领域，其原因就在于此。二是日本政府经济职能的强化，使其与经济、产业界的联系日趋密切，形成“政官财复合体”，这是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批评的问题。政企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产生了腐败的温床，造成了腐败现象的蔓延：银行经营者一面接受政府投入的公共资金，一面向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行贿。日本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共有66万亿日元的刺激经济开支，却未产生预期效果，日本传媒认为，这同官僚们为某些人的利益而进行项目分配有关。□
(编辑：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