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焦虑使杏仁核增大_“核焦虑”传染香港

  由于不满大亚湾核电站香港安全咨询委员会由厂方委任,独立性不足,港人另行组建了“大亚湾民间监察会”,希望能监督核电站。      福岛,一个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如何读的地名,变成了万里之外德国巴符州――一个大部分日本人没法准确发音的地方――大选的主体。凭借日益增长的对核电安全的忧虑,绿党一举击败执政58年的基督教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
  “德国是核电比重很高的国家,这次州选举的结果是一个信号,说明民众对于核电安全的关注大大增加。这对香港应该也有一定的启发。”绿色和平香港核安全项目主任古伟牧向《世界博览》记者表示。
  此时,他正在切尔诺贝利进行探访,希望近距离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遗留后果,并带给香港市民更多的信息。
  
  核事故隐瞒下的香港
  
  如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一样,切尔诺贝利是“核事故”走进我们视线的起点,而福岛核事故无疑是又一次反思核电安全的契机。
  自从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以来,香港媒体一直进行密集的报道,3月26日香港空气中首次检测出来自日本的辐射物质,4月7日碘-131的含量为320微贝,此间又曾在进口蔬菜中检测到辐射物,虽然数值均十分微小,但还是给市民造成了一定压力。
  “25年过去了,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前民间组织“香港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发起人之一、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在“心系日本地震,反思核电安全”烛光晚会上这样说。
  3月20日晚在中环皇后像广场举行的这次烛光晚会吸引了近500名市民参加。参与者中有多名立法会议员,民间反核人士,也有诸多普通市民,包括外籍人士,中学生,家庭主妇等等。
  集会上,多位立法会议员、社团代表和民间人士发言,表达对于香港增加核电政策的担忧,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前民间组织“香港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发起人之一、前立法会议员冯智活。
  25年前的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特大事故震惊全球,其时正值毗邻香港的大亚湾核电厂兴建,核电安全成为香港人十分关注的话题。
  时隔25年,重新站到反核舞台上,已经远离政治的冯智活和另外两名当年的反核战友坦言自己既意外,又有点悲哀,“想不到都过了25年了,还要靠我们这些人来说话”。他表示,希望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一度被严重关切之后很快又被遗忘,因为“核电的危险一直就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现在许多大型工程都说能够抵抗‘千年一遇’甚至‘万年一遇’,岂知人算不如天算,什么千年万年都是做梦。”他向记者说道。
  多位立法会议员发言时表示,希望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能够听到香港的民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潘佩?医生说,“我一生已经历三次核辐泄漏事故,三里岛、切尔诺贝尔和今次福岛事件。我们还要面对第四次的核辐射泄漏吗?”
  许多与会的普通市民也对核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来自某书院的陈同学说:虽然听说过大亚湾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不是看到这次福岛核事故的许多报道,都不知道核电站发生事故会有这么大的危险,“日本的辐射都会飘香港来,想想大亚湾这么近,发生事故了多危险。”
  另外有发言市民表示,许多香港人“听风就是雨,去抢盐,让日本人笑话,又不敢吃料理,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就有个更大的核电站。”
  
  悬顶之剑?
  
  位于深圳东部的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也是目前运行中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发电容量300亿千瓦时,其中70%输往香港,占香港用电量的近三成。
  大亚湾核电站上一次集中出现在香港媒体上是在去年的11月。
  当时有媒体披露,10月23日大亚湾发生1级(异常)事故,1号机组核反应堆一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三条最长3时的裂痕,并泄漏2毫希辐射,但作为核电厂大股东的中华电力事隔三周后才予公布。
  更早的时候,去年5月23日,大亚湾亦有一条盛载核原料铀元素的金属棒出现裂痕,但中电以不影响公众健康为由,事隔半个月被传媒率先爆料后才公开事件。
  有关企业的这一态度当时即在立法会和媒体上遭到许多批评,香港政府发言人当时表示,会要求中电就其向外公布有关事件的方式作出合理安排,以提高大亚湾核电厂运作透明度。此后大亚湾核电站表示,对于0―2级事故会在两日内向香港进行通报。
  就在烛光晚会后几天,大亚湾核电站于3月24日宣布,游客经预约可以参观核电站。当天即有来自香港各媒体的50名记者参观了核电站运行,并与厂方人员即专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厂方专家陈泰说,大亚湾核电基地的电站选址可谓“百里挑一”,充分考虑了抗震和防海啸的需要,设计基准抗震级别达8级,并且采用的技术也更成熟,安全标准更严格。他还断言,核电站发生爆炸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绿色和平的古伟牧认为,对于核安全不能把一切建立在“绝不会”的基础上,“你说一万个不会,我说有一万个原因可能发生故障”,而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他批评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作为,“通报完全把责任推给厂方,那么你政府是做什么的呢?”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多年前制订的《大亚湾核电站应变计划》,仅考虑疏散核电站周边20公里的居民,只模拟了疏散东平洲与大鹏湾居民的措施。“大亚湾比福岛大得多,一旦发生事故,难以评估严重程度。”
  3月22日,绿色和平在行政会议的会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有关部门调整应变计划,包括改善通报机制、扩大疏散范围等等。
  3月29日,由13名专业人士、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代表组成的“大亚湾民间监察会”成立。发起者表示,现在香港的大亚湾核电站安全咨询委员会由大亚湾厂方委任,独立性不足,而且委员会的会议内容亦不公开。所以“大亚湾民间监察会”将每季开会讨论大亚湾核电站公布的讯息,并由各成员向港核投及保安局提出质询跟进,向公众公开,务求令大亚湾的资讯更为透明。同时,他们还将争取直接视察大亚湾核电厂内部运作。
  监察会成员中包括香港公开大学科技学院院长何建宗、香港中文大学环境科学课程主任陈竟明等专家,还有参加过25年前反核活动的冯智活、黎广德等人士。
  据悉,有关团体还将举行一系列反核活动,包括4月16日~27日在尖沙咀进行的“切尔诺贝利25周年展”,以及将于4月24日举行的“香港挽手,不要扩核”反核大游行。到底有多少香港人能积极参与反核,到时或可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