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超脱与冷眼旁观对新文化以来的青年文化，各种犹如服用兴奋剂的狂热、暴力，上一代人与同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欺人与自欺，都是清醒的解毒剂…… “我哥”刁北在五十岁时，认为自己已经死去――不是肉体已经消失，而是精神已经死亡，于是委托刁斗为自己写本传记，但后来，却自己借刁斗的叙述将自己一生写了下来（这么做，小说里刁北说，是为了避免第一人称的滥情），刁斗加了个后记，便是这本《我哥刁北年表》。
刁斗虽然用了这么一个障眼法，作者还是他自己。将自己设置为一个旁观的叙述者，用一种冷静的眼光审视自己精神上的兄长辈，便审视出来一些惨不忍睹的东西，关乎个人命运，也关乎时代历史。用滥情或感伤主义的眼光去看，“文革”中两次被逮的刁北可以看作是那代人中的先觉者，一般的崇拜者也确乎将他看作异端的英雄，刁斗却用消解的方法，一点点消去神话的光芒，发掘出一个只是不愿意完全按照时代设计好的程式去走、愿意自己琢磨点事的人，身不由己被卷入时代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能比异端/主流的对立更加惨不忍睹，却更多了些难堪。刁北的个人生活也一团糟，家庭爱情，一事无成，反思热血的青年时代时，刁北说，“也许我不是当亚瑟（《牛虻》中的革命主人公。“文革”前共青团中央曾向青年推荐该书，主人公曾是那一代人的偶像)的料，只能向约翰•克利斯多夫看齐。”叙述者刁斗却注释说：“不论从解放人类的角度讲还是从个人奋斗的角度讲，我哥刁北都不成功，一直没混个人模狗样……”
刁北命运多舛，即使“文革”结束，也一直未能融入主流，借各种边缘的活儿自食其力，生平从事的最后一桩职业，是替墓园里的死者代拟各种临终遗言――本是一桩冠冕堂皇的合谋欺骗，却使他在知天命之年看清了自己的软弱与自欺。“他说，他只不过是个偏爱思想的读书人，与大部分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一无所长，一事无成，可仅仅因为他的经历中的传奇因素，便被看成另类的英雄。”“是历史的阴差阳错造就了‘这一个’他，他成了他人抗议禁忌其实是屈从禁忌的借口，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似乎是生命的一个彻悟，从此放下多少年的读书思考，闭口不谈天下事，甘愿做个普通人。
自从９０年代初王安忆写《叔叔的故事》，当代小说中再一次出现了对先辈神话的解构，只是刁斗的语调多了些无奈与玩世不恭，没有了王安忆的痛入心肺。也许这相关于刁北一代生命本身的不够沉重，也许相关于刁斗与我们共同生存的当下的时代气氛。然而无论如何，刁北的感悟，尚不足以刺入人心特别深入的地方――这不是说在漫长的五十年中他的人生毫无启发，事实上，他的超脱与冷眼旁观对新文化以来的青年文化，各种犹如服用兴奋剂的狂热、暴力，上一代人与同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欺人与自欺，都是清醒的解毒剂，热爱阅读哲学书籍的刁北是个有“爱智慧者”根器的人，然而，虽然他了悟“零是什么？就是无嘛，即使算有，也似有却无，实无虚有”，却犹如那个粗俗的表达“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所流露的轻浮与不平，他的思想尚未在人类思想的大传统中足够充分地折腾过，他的生命也没有足够深入地历练过，纵然归零，他也未能清楚，虚无也是应当并且可以洗去的东西，心宽体胖之余，他也未必见得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看到生命本来的胜景。不过刁北与大多数人一样没法超越时代文化背景的限制，似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刁斗让刁北在五十岁就宣告退出，似乎还是早了点。
小说最后附录的刁北“自编”年表，杂乱抄录各种人物临终表现或遗言，似无理，却更为耐人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