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决策与推理的双加工理论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理论，通过对两个加工系统的基本特点、区别点以及基本关系、推理错误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发现目前在该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凡方面：(1)两个加工系统的关键区别点不在于工作记忆有无绝对参与；(2)对于推理和决策错误的原因，不同的双加工理论给出了不一致的解释；(3)今后有待从情绪与推理决策的关系、影响等方面加深对推理与决策错误的理解。
关键词：推理；双加工理论；冲突监控
分类号：B842
在推理与决策研究领域中，双加工理论的提出与兴起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不少理论家都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双加工理论假设，对两个加工系统的特点和加工机制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使推理与决策的双加工理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说明研究者可能对双加工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是混乱。对于双加工理论的基本特点与进展，可参考孙彦(2007)等研究者的相关综述，为进一步加深对推理与决策领域的双加工理论的理解，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理论加以简要述评。
1.两个加工系统的关键区别点与工作记忆
无疑，所有的双加工理论家和该理论的支持者都认为决策与推理过程中存在两个加工系统，但是不同研究者对两个加工系统的特点与区别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些理论假设是否正确合理，不少研究者对此表示质疑(Gigerenzer,1996)，而最近Evans(2008)则从加工系统的意识性、进化、功能性特点、个体差异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述评中指出：“以认知为基础的两个系统的概念，虽然在表面上有吸引力但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在目前文献中系统1和2被定义的方式上是这样的。举例来说，认为系统1作为一个系统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同样地，认为系统2作为意识思维也可能是错误的……。”。对此，Evans建议性地提出第一类型加工和第二类型加工的概念。第二类型加工是那些要求通入一种单一、容量有限的中央工作记忆资源，而第一类型加工不要求这样通入。这暗示着第二类型加工的核心特点在于其加工的缓慢性以及容量的有限性。
如果Evans这一建议性概念具有更大的合理性，那么这就意味着以前有关两个推理加工系统的特点描述将被搅乱或将被重新审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系统1，2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工作记忆参与的绝对的“无”或“有”。一方面，系统1，2加工的快慢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或无，这不能作为判断系统1、2绝对有无工作记忆参与的有力证据，Neys(2007)的研究也清楚的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启发式系统在推理阶段的时间只是少于分析系统的推理时间。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证据在于有不少研究表明工作记忆对内隐学习有影响作用，Nissen和BuUemer(1987)首次把第二任务引入内隐学习研究。他们发现，在序列反应时任务中加入第二任务会削弱或消除对序列的内隐学习效应。据此，他们认为第二任务可能破坏序列学习(对序列的内隐学习)过程，足够的注意资源对序列学习是必要的。Reber与Kotovsky(1997)也早意识到了工作记忆在内隐学习中的作用，同时把第二任务的干扰作用解释为多重注意和其他认知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内隐加工属于系统1的话，这说明系统1，2的区别也许并不在于工作记忆绝对有或绝对没有参与，而是在于参与的程度。这也更进一步说明，既然有研究表明内隐加工与学习也需要工作记忆的参与，那么是否存在绝对不需要工作记忆参与的加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Evass的这一建议性概念的提法本身还有待考究。倘若如此，对于两个加工系统各自的特点问题，以及Evans在其最近的评述中所指出的有关两个加工系统的特点刻画中存在的问题将仍是悬而未决，仍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也许系统1、系统2本身就是有着共同的基础和特点，比如，就像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系统1、2的加工都可能有工作记忆的参与，只是在参与程度上有差异。因而，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从一开始，人们就把系统1和系统2看作是两个相互独立而且相“对应”的加工系统。
2.两个加工系统的加工方式
对于两个加工系统的基本关系问题，孙彦(2007)综述指出：“两个系统同时、独立、平行的对推理或决策过程起作用，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主流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然而事实似乎并不这么简单。至少Evans以及Sloman等该研究领域里的权威人士一直有着不同的主张。Evans(2003)指出：“从执行功能的观点来看，启发式与分析加工似乎经常竞争着控制行为，这在最近的有关信念偏见的综述性文献中能看到”。Sloman(1996)也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交互作用，但它们在一个问题中各自被应用的程度如何，因个体的推理技巧、知识经验的不同而不同。另外，Verschuoren，Schaeken和D"ydewalle等研究者(2005)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在背景化推理中较慢的分析加工也许与快速的启发式加工在相互竞争，但两系统具体是如何交互竞争加工的少有研究者给予了详细的阐述。
3.推理决策错误的原因
在推理中，人们为何会出现匹配偏差、信念偏差效应等非理性偏差。推理的双加工理论给予了它独具魅力的解释，认为这是启发式系统优势反应的结果。为了解释启发式系统常常比分析系统更占优势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机制，包括认知繁忙或认知懒惰、调整不足、直觉信心、冲突监控等几个因素。对于认知繁忙或认知懒惰、调整不足、直觉信心这几个因素孙彦等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评述，故不在此赘述，本文主要就冲突监控的相关研究加以简述。
Sloman，Epstein等不少双加工理论家认为对两系统的结果的冲突性进行监控是避免推理决策错误的关键。但是，冲突监控研究中也表现出诸多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是对冲突监控方式的认识不一致。Sloman(2005)和Epstein(1999)认为在推理任务中，分析系统一开始就对由启发式系统提示可能有冲突的信息进行探测监控。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冲突监控贯穿于整个推理加工过程。而Evans则认为分析系统只对启发式系统的结果进行监控因而监控过程只在加工的后期。正如Evans(2007)最近在评述中所指出的那样：“对冲突监控的不同观点不仅仅与对推理错误性质的不同认识有关而且与对分析系统和启发式系统间的交互作用的类型特点(是平行的还是相继的)的不同认识有关。”
其次，对冲突监控研究方法的质疑，这主要表现在冲突监控的测量问题上，即冲突监控的反应指标问题。传统的测量将冲突监控看作是来自工作记忆的中心执行功能的可控加工，冲突被概念化为启 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间的意识体验(consciouslyexperienced)。但有研究表明这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识体验并不能很好的作为冲突体验的指标。Neys(2007)将这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识体验探测方法称为外显探测，指出不用言语表达并不一定意味着探测过程就处于无意识状态。与此对应地他提出了内隐探测概念，认为这种内隐的，间接的测量作为冲突探测监控的反应指标更准确有效。其实验研究表明在经典的基础率问题的解决中，仅仅18％的被试报告他们意识到自己考虑了基础率。因此传统的外显探测法对那些报告没有意识体验的被试来说，就无能为力了，既不能反映这些被试是否经历了冲突监控，也就不能判断在什么时候是如何进行冲突监控的了。
尽管不同研究者对于启发式系统常常比分析系统更占优势的原因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机制，也都得到了一些相应的实验数据的支持，但这其中隐含着的一个普遍的前提假设则是认为启发式系统的反应通常是不理性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大量有关行为与决策心理学的研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并不认为启发式系统的反应是推理决策错误的原因。如Gigeretmer(1996)用适应和进化的观点将启发式看作心理捷径，是特定环境中产生的特殊规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和适应现实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心理捷径――亦可被称之为“适应性工具箱”――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很少的信息和心理资源，就可以做出有效的决策。他们用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很多基于启发式的决策同样具有科学合理性以及适应性(更多具体的研究可参考：哥德?吉戈伦尔，彼得?M?托德，2002，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刘永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上这些论述说明双加工理论对推理与决策中的非理性或者是错误的解释也并非是完美的。
另外，不难看出，对于推理与决策中出现的大量认知偏差，研究者们主要仅从认知角度(认知懒惰、调整不足、冲突监控等)等方面加以解释，这些对认知偏差的不“完美”认知解释是否在提示着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情绪、情感)在影响着我们的推理与决策的可能呢?现在可以说，答案是部分肯定的，至少在道德推理与判断领域中，这种观点己得到了不少研究的证实和支持，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情感在道德推理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Haidt(2001)提出的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以及GreeDe(2001)、Wang(2006)等在道德推理判断领域里的研究就认识到情绪情感在道德推理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认为道德推理是直觉和情感的结果。
4.两个加工系统的合理划分
对于该问题孙彦等研究者也在其综述里提及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Cleeremans，Jimenez(2002)等人提出的单系统动态等级连续(dynamic gradedcontinuum，DGC)框架，该理论认为决策与推理只有一个加工系统。另一种观点认为两个系统的划分并不能涵盖决策与推理的全部过程，如Moshman(2000)主张划分内隐启发式过程、内隐分析过程、外显启发式过程、外显分析过程四个系统。那么这些观点是否对双加工理论构成挑战呢?对这些观点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价就很重要了。对于Cleeremans与Jimanez等人的DGC框架，Osman(2004)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对比分析基础上指出：“致使DGC做出那些宣称的根据在于它们为意识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作用但不是推理系统本身，而DGC对推理领域的贡献可能在于，它们把心理表征问题放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单一系统中加以组织和理解以及DGC对内隐加工和自动加工的区别。”其次，就Moshman等人的四系统划分主张而言，其划分的必要性也有待考究，因为他们并没有指出他们的这种划分的优势和好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5.研究展望
对于双加工理论的未来研究趋势，孙彦等研究者做出了较好的展望。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今后研究关注。
首先，内隐加工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实际上，目前有研究者对内隐加工是无意识的主张产生了质疑。基于以往研究者的大量工作，郭秀艳(2003)指出“内隐学习具有意识一无意识的兼容性”，即内隐学习在具有无意识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意识性。如果今后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那么，对于系统1和系统2的特点和关系的描述将会改变，从而推进对系统1、系统2的深入认识。
其次，目前对于系统1和系统2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从加工结果层面上的描述性揭示。因而，今后的研究还有待拓展研究视角。比如，从问题解决的视角来看待决策与推理行为，从人们对知识信息的表征质量、表征区分度以及表征程度等方面来探讨人们的决策与推理行为也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Cleeremans与Jimenez等人的DGC框架无疑在此方面带了个好头。
第三，人类的推理过程并不是纯粹的理性思维过程，它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动机、信念、情绪、情感等因素的影响，然而以前的研究者们大多忽略了情绪在推理与决策判断中的作用。幸好，情绪情感在推理与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观点在近期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至少在道德推理判断领域中，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情感对个体的道德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道德推理与判断与一般的推理判断和决策相比，有其很大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就更有必要探讨情绪、情感、情境等因素与一般的推理与决策的关系与影响作用。同时，对于一般推理与决策中出现的大量认知偏差问题，以前的大量研究主要是认知角度(比如，认知懒惰、调整不足、冲突监控等方面)加以解释，而推理决策中出现这些认知偏差是否与情绪、情感、情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呢?当然这些问题都有待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可以看出，情绪与推理决策的相关研究可能、而且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