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 延安精神在建党 95 周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大家好！今天讲的主题是延安精神在建党 95 周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从 1921年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在近一百年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高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树立了一座又一座精神丰碑。
革命时代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和抗洪精神等等，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精神变物质的伟大传奇。延安精神，是这个百年精神史的高峰，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一、延安精神的内涵 1935 年 10 月，在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 3 万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一年之后，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红四方面军在静宁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驻延安，一直到 1947 年 3 月撤离，中共中央在这里驻留 10 年，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 10 年里，延安不但是全中国人民热切向往和踊跃奔赴的革命圣地，而且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瞩目之地。延安仅有弱小的自然之力，但却创造了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人间奇迹，并且构建了一个以延安精神为精华的思想与文化宝库。
延安精神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民族的优秀儿女以延安为中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政权建设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孕育并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刻的思想智慧、高尚的精神风貌和顽强的意志品质。
第一，延安精神是一个意蕴丰富的精神体系，贯穿其始终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和延安人民坚定不移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追求，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主题，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崇山峻岭到雪域草地，从延安到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这种理想的引领之下奋勇前行，不屈不挠。第二，这个伟大追求和崇高理想的主线贯穿了一系列令人景仰、可歌可泣、催人奋进乃至发人深省的精神宝珠。
194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回复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电文中就要求：“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80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 江泽民同志 2002 年将延安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后来专家学者还在论述延安精神的著作中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作为其内涵的一部分。这五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延安精神的内涵。
正如胡锦涛同志 2006 年考察延安时指出的那样，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源自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 1936 年 6 月至 1945 年 8 月，抗大先后培养了10万多各级各类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39年 5 月 26 日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毛泽东《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这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始终站在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立场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打倒国内国外的反动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2、“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和毛泽东在深刻地分析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革命的本质和特点的过程中，从哲学高度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表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实践论》等一系列文章，把实事求是强调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原则。毛泽东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源自毛泽东为牺牲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分别撰写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两篇文章。毛泽东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来自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而开展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曾经回忆抗日战争时延安的经济困难：“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文章提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延安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基本解决了军队的经济问题。这其中尤以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带领下开垦南泥湾最为典型。从 1941 年春到 1942 年，三五九旅生产自给率就达到了 60%，1943 年达到了 100%。至 1944 年，三五九旅总共开垦了 26 万亩土地，收获粮食 3.7 万石，养猪 5000多头，上缴公粮 1 万石。通过广大官兵的辛苦劳作，昔日荆棘丛生、豹狼成群、荒无人烟的烂泥湾终于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的奋斗史也成就了伟大的南泥湾精神。
5、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有一个思想改造方面的重要方法，即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大众的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二、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 （一）百年来的近代史回顾
要论及 10 年延安革命实践及其升华出来的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首先要完整回顾 1840年以来的一百年的近代史。因为延安革命实践和延安精神绝不只是一个延安这个地域概念所能表达的，她是一百年中华民族苦难史的扬弃，是一百年中华民族奋斗史的总结。
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近代史展开。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是一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史。
从 1840 年开始，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侵占我国领土和瓜分势力范围，迫使中国签订了几百个不平等的条约、条款和协定等等。
在军事侵略基础上，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收买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和买办，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在经济上实行了无穷尽的巧取豪夺，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关税自主权，输出资本并倾销商品，最终把中国主要的经济命脉都操纵在自己手中，完全被列强垄断。
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过程中，中国社会原有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现代的民族工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一直处于被支配地位，处于支配地位的则是外国资本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官僚买办资本，中国没有发展出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
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传统的地主阶级控制的封建经济和小农经济还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状态。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其内部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主要包括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等。这其中，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对主要矛盾，是近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两个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主要矛盾，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两个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围绕着这两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探索中国出路的早期历史中，先后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在此过程中，一大批爱国人士先后提出并实践了工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等主张，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国国情和历史本质认识不清，具体表现为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不敢否定帝国主义、惧怕人民群众的觉醒与斗争。20 世纪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1 辛亥革命爆发，1912 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性质的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并推翻封建主义的清政府。但是，革命成果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势力所窃取，辛亥革命最终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中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缺点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没有也没有能力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三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科学理论武装和坚强领导力量的革命政党。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人类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也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送来了马列主义真理。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近代史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也就是中国革命开始了广泛的群众自觉运动，表现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她的成立，解决了中国革命没有先进的和坚强的政党领导的局面，从此，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征程走上光明道路。
当然，具体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中国所有阶级中最有觉悟和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力量弱小，如果不能联合一切革命阶级，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于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与“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的国民党开展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下，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并在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随后，从 1925 年五卅运动开始，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在全国开展起来，掀起了全国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潮。但是，革命高潮的到来，也引来了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和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集团的叛变革命，转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捕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也公开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领导全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失败了。
以大革命失败为结点，在前七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以下深刻认识：一是，只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传播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中去，就可以把激
发起工人和农民的巨大的革命热情，造就大批生机勃勃的坚定的革命力量。中共二大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在党内，“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在党外，“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个思想得到验证。二是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这在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屠杀革命力量，走向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阵营中去，得到了证明。第三，开始认识到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第四是部分意识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意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式干预必然导致革命失败。当然，失败只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以极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总结了教训，抛弃了错误，短短三个多月之后就开始了对反革命的反击。
从 1927 年到 1928 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代表的近百次武装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是，中共并没有立即实现战略意图，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认识和选择摆在了面前：要么是城市，要么是农村。当时党内对于开展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已经具有一定认识。1928 年中共六大指出，“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是主导思想，农村和农民并没有成为认识中的中国革命的中心。
（二）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探索
此时，具有系统中国国情知识和深厚农村工作经验的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开始了探索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征程。这个征程的起点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中间经历了长征，最后在延安落脚，最终完成了探索，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
先看第一个阶段。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30 年 2 月，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井冈山军民先后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并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由最初“人口不满二千，产粮不足万担”的狭小军事割据区域迅速扩展，最大时面积达到 7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50 多万。井冈山根据地开创了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型革命形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在井冈山道路的影响下，中国革命再次掀起高潮。到 1930 年初，共产党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红军队伍达到了 7 万人，加上地方武装近 10 万人。在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管辖人口 250 万，面积 5 万平方公里。1931 年 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政府在民主政治、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初步执政的经验。在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上，在 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开展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和“官兵平等”的建军原则，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
1929 年 12 月，在古田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并提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井冈山道路不仅是实践摸索的结果，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的伟大成果。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特殊性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思想，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毛泽东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回答了“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惑，系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民主革命的根本道路。
井冈山道路表明，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革命问题上真正实现了唯物辩证法，也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可以说，井冈山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中华民族解决近代史两个任务的经验教训第一次得到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与升华。
再看第二阶段。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在井冈山道路之外，党内一直存在 “左”倾路线错误，先后三次主导了党中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是对井冈山道路的否定。
1927 年 11 月到 1928 年 4 月，“左”倾盲动主义左右了中央决策。在 11 月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 “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提出中国革命“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道路”。决议否认了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处于低潮，认为“现在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盲目地提出党要创造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的局面。
1928 年，党的六大提出了比较准确的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等都获得了成功，革命在全国范围走向了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领导层再次出现了“左”的错误。
1930 年 6 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提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入大决战的前夜，必须开展全国性的武装暴动。李立三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在全国中心城市开展武装起义，命令红军进攻武汉和长沙等城市。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让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多个重要城市的党组织被摧毁。1930 年 9 月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
但是从 1931 年 1 月开始，“左”倾错误再次主导了党中央，直到 1935 年 1 月。这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具体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主张以城市为中心，认为党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命令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革命性质、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党内斗争、党的组织以及军事斗争等问题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路线，最后导致中央红军失去根据地，开始长征，并在长征过程中使得红军遭受近于毁灭性的损失。
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总根子是对中国革命本质和特点的错误认识问题。因为不能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只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词句，甚至只知道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认为如此即可领导中国革命，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歧途。
第三个阶段，在血的教训的引导下，经过长征洗礼，经过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经过了巨大成功与严重失败的强烈对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陕北和延安再次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彻底抛弃了“左”倾路线。
首先，十年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时期。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
在具体抗战战略方针问题上，毛泽东以《论持久战》回答了一个弱国如何战胜一个强国的问题。随后的战争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在全民族统一抗战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解答了统一战线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解决了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抗日战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日战争的结果。
其次，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
更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1940 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等著作，指明了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方向。1941 年 5 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全面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设民主政权的思想。在实践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实行了精兵简政措施，推动了广泛的文化教育活动。延安取得的全面成就，使得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 “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成熟。1938 年 9 月至 11 月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具体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和主要特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阶段及其前途社会主义。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基本纲领。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理论。
从 1941 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开始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共识是，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全党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实现了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4 月 23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成熟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思想。至此为止，解决中华民族近代史两大历史任务的所有思想的和物质的条件都已具备，并且经过了实践检验，可以说，延安的革命实践是在完成中华民族近代史任务、走向完全胜利的最后冲刺。从延安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中升华出来的延安精神其实是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结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生存和图解放的第一次集大成的思想高峰。
三、延安精神的作用 延安精神内涵丰富，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有关延安精神在党的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的作用，已经有许多论述。我们这里挑选三个方面，来简要谈谈延安精神的重要意义。
（一）延安精神对于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作用
延安精神的主线是对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在经济封锁和军事摩擦那么恶劣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正是因为广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抱有最坚定信念。
1940 年，国民党停发陕甘宁边区的经费，实行经济封锁，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讲：“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不解散，就是不放弃党的事业，就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1985 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当前，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受到西方反动思想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渗透和腐蚀，忘记甚至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转而把“金钱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错误思想作为人生信条。胡锦涛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的党员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习近平进一步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 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二）延安精神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既承受着军事上强大的压力，又承受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为了战胜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把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到了极为突出的地位，
并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被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一致行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带头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才能感动中国的人民大众甘心情愿地和我们一起奋斗，争取胜利”。正是因为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的艰苦奋斗，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生产得以维持和发展，进而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江泽民先后两次到延安考察，他特别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很难建成。” 进入 21 世纪，胡锦涛同志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2013 年，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弘扬延安精神，尤其是其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
（三）延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源泉
延安精神追求的是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在实现这种梦想时，延安时期的共产党找到一条科学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近代以来，只有在延安革命和延安精神上，全体中国人民才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解放的真实的第一步。
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延安理想和延安精神的最新升华。习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可见延安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精神气质上，在内在本质上，而且在具体实现途径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延安精神就自然成为我们可以汲取的精神源泉。
2015 年 2 月，习总书记再次来到延安。他强调，“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吸取延安精神的丰厚滋养，就是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