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6万银行人：2016坚守还是离开？
随着上市银行年报陆续发布，银行业寒冬被再一次毫无悬念印证。虽然绝对额的盈利数据乍看起来依然可观，但经风险调整后却几乎未有增长，甚至公布的经营数据也尚未完全挤出风险与损失形成的“水分”，真实的经营情况是何种体验？或许只有“冰冷刺骨”可以形容。银行业薄利时代坐实，短期内难有起色。376万银行人，正在直面和切肤体会这“十年一遇”的寒潮。2016很快过半，银行业有何最新展望，而银行人是否会选择离开？
经济形势预期仍然悲观
作为强顺周期行业，银行业借助制度优势获得增长基础，在实体经济持续承压形势下，将不可避免遭遇发展障碍，实体经济与银行业间依然具有较强正反馈效应，在相当长时期难被弱化。2015年国内6.7%的GDP增长率创下历史新低后，上至IMF下到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悲观，尤其是2015年波澜壮阔的股市行情并未对实体经济改革及调整产生拉动效应，虽然微观层面确实有国有企业依靠股市投资获取的收益超过主营业务收益，但这并非股市改革与行情启动的初衷。反而是大起大落的股市过山车，增添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复杂与难度，试错的后果之一是成为了经济运行的扰动项，甚至成为重要的风险源，在正反馈效应下，风险从金融层面到实体经济被传导和放大，并在情感层面伤害和削弱了经济参与者的热情与信心。
2016年以来，从宏中微观层面的最大感受是金融性风险“推陈出新”并累积，系统性风险形成的概率增大，实体经济依然增长难度重重，发展信心持续走低。虽然2016年一季度超预期地完成了6.7%的GDP统计，同时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投资指标的数据也超过预期，但这无法构成经济回升的足够基础，反而是经济及金融运行中的“杠杆”再一次护航了GDP目标实现。2016一季度银行业放贷4.67万亿元，同比多增9301亿元， 占2015银行业全年新增贷款额（11.2万亿元）的41.7%，新增额创历史新高。2016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也同比扩大，增量为6.5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3万亿元。虽然去杠杆、调结构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共识与指导思想，但真实经济运行中的杠杆依然在被添加。杠杆主要依靠银行业放贷实现，在“资产荒”下，新增杠杆中的潜在风险极易被坐实，毕竟当前银行业寒冬中已经形成的不良很大程度上与近年来的加杠杆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关。2016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行情再次显示资金“脱实入虚”的趋势有增无减，如此之下，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难度再被加大，经济增长需要克服的已存及潜在风险更加严峻。“脱实入虚”下，资金在金融层面空转，资产价值重估或将断崖式挤压泡沫，系统性风险则将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只有切实的“中国制造”及“万众创新”才能将实体经济重新拉回稳健并成长性增长路径，目前来看，最快的实体经济快速恢复至少在2018年后。
银行业内心态出现迷茫
面对市场化改革十多年以来首次遭遇的寒冬形势，银行业普遍缺乏战略性应对之策，相比三四年前战略频出、口号颇多、快马扬鞭、大干快上式的自信姿态，现在的银行业更多显露出路在何方的迷茫。2004年后，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快速搭建，借助实体经济高速发展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增长，在顺风顺水激流勇进中，银行业在战略探索方面颇有成果，如特色化票据业务优势战略、依托零售布局获取低成本负债优势战略、事业部制改革集中客户开发优势战略等，多家银行借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优势，并获得了丰厚业绩回报，此阶段中国银行业普遍充满战略自信与创新自信。面对激烈市场环境，银行业继续谋求战略更新与转型，希冀保持竞争优势。但2014年后，随着实体经济下行周期来临，银行业战略创新与转型势头迅速滞缓，甚至原有特色发展模式经风险调整后相比传统银行并无优势。潮水退去，面对目前发展困境，鲜有有效的战略转型思路及方向被提出，战略转型方面似乎“万马齐喑”。
战略转型找不到坚实方向，发展模式发不出深刻声音，银行业在下行周期心态出现迷茫，进而影响运行效率。在高速发展期，风险往往被业绩掩盖，风险容忍度也更高，但在业绩增速不复往昔形势下，风险凸显且容忍度迅速降低。原有的业务准入门槛和风险把控尺度，在新形势下难与内含风险普遍增强的业务匹配，而外部监管及内部评审出于谨慎考虑反而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控制，从而出现业务与准入的更大错配。由于对新形势下各业务风险情况的迷茫和难以把握，银行业无法对现有的风险管理政策及具体准入原则作出针对性调整，造成的局面是要么风险转向极度厌恶而纠结于“资产荒”，要么大胆拥抱风险扩张布局去“抄底”，但后者将蕴含更多道德风险，无论是机构自身还是身处其中的银行从业者，毕竟高风险容忍度将在眼前带来更多业务机会，更多业务机会则直接变现为眼前的高额业绩激励。
公司治理正在面对挑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我国企业改革的重要目标，相对其他行业，银行业由于涉及利益方众、外部性强且受历史及制度因素等影响，公司治理完善之路更为复杂和困难。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现代化改革发展进程中，整体公司治理结构在不断完善，尤其是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监管要求下，国内银行业不断谋求公司治理优化。虽然完善的公司治理标准较多，基于不同的评价考量会有不同的标准组合，在不同时期标准也各有侧重，如董事会改选后谋求对高级管理层更多影响力或高级管理层谋求绕过董事会等情况下，公司治理中是否建立了有效制衡关系标准将会凸显。一般地，良好的银行业公司治理应该具备内部有效的制衡关系、完善的内部控制、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当前银行业寒冬下，银行业公司治理在多个层面正在经历挑战。
银行业寒冬之下，原有业务风险集中暴露，问题资产不断增加，“回头看”原有业务办理中的不合规甚至不合法流程正在被审核及清理，相关责任人的道德风险也将同步被起底。虽然风险暴露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下行造成的债务人偿还能力受限等外部因素影响，但公司治理不完善，尤其是部分节点的制衡关系失效、内部控制不力、监督考核机制不合理等在相当大程度上注入了风险。监管机构从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角度，不断加强对银行业风险案件防控的指示并提高要求，银行业从切实较少损失及维护声誉层面也在开展对过往业务的复核审计。以风险案件防控作为切入点，逆向反思和检视银行业公司治理水平及存在的问题，或是一个很好的思路。2016年以来，仅银行业票据买入返售业务即曝出两起重大风险事件，涉及金额分别为39亿元和7.86亿元，两起案件暴露出严重的操作风险进而内控缺陷。此外，随着债权违约的不断增加，银行业采用诉讼方式解决债权纠纷的比例将显著提升，在诉讼过程中，银行业是否保证了所涉及业务的合法、合规，是否切实不存在道德或操作风险，将更多被重新审视、辩论和反思，而这些方面直接对应银行业公司治理水平。此外，银行业员工在行业下行期正在更多地出现心态“迷茫”，此时如果内部组织结构及业务流程体系出现持续变动而短期内无法捋顺，则银行整体运行效率将会下降，而这也需要公司治理层面的关注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