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来，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据《书海泛舟》胡长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