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巴黎还是北京，城市太大，外来者们却找不到一个地方安家。 我在中国的爱好之一就是与人聊天。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中国人过年过节一定要回家，这不禁让我想到：回家――这是对自己身份与归属的一次反思。或许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外来人群很难融入当地城市生活，从而获得归属感。他们的方式通常是购买一套住房，结交一群朋友，抑或是通过对子女的教育。
与法国当前社会一样，中国同样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移民的社会融入。不同的是，基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法国的劳动人群是来自欧洲南部、非洲甚至阿拉伯地区的大量外籍移民。而中国城市面对的，众所周知，是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社会地位及未来，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并着手解决的问题。
融入的方式或者手段，大家一般相信有两种：一种通过教育实现，另外一种则是通过安居乐业。然而无论中国还是法国，这两条道路变得越来越坎坷，北京、巴黎等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教育所需要的金钱和时间成本过高而收益渐微，越来越多的人被拦在“城市的门槛”之外。即使抛开这一切不谈，究竟这两种手段能否实现大众期待的效果呢?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中去找寻答案，因为历史有时惊人得相似。
无法忽视的城市贫民窟
罢工、示威游行在法国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人们习惯于用这种温和、文明的“散步”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在2005年11月，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法国的城市骚乱，事件的起因是郊区两名北非出身的男孩在躲避警察时被电死。当地青少年发起首次骚乱，后蔓延巴黎郊区多处，一星期后蔓延到法国其它城市。
可想而知，这次暴力事件如一次地震，掀翻了粉饰已久、就要挂不住的“太平”，给整个法国社会留下了的余震也久久不能散去：店铺被砸得乱糟糟的、道路两旁的汽车烧得斑驳、城市陷入恐怖和瘫痪，最为醒目的是一张张年轻、叛逆的脸庞……
政治家、学者、民众们不得不直面骚乱暴露出来的社会痼疾，矛头直指移民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等。“法国现在特别需要改革，改变现在了无生气的现状，我们期待一个充满活力的法国”，一次聊天中，一位年轻学生激动地说。一年半后，萨科奇正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在法国人民的热盼中登上了总统宝座。
对于这场著名的骚乱，法国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在巴黎索邦大学任教的朋友莎蕾阿女士对此有独到见解，她说：“当时法国政府出台的一项‘廉租房’政策，旨在促进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城市生活，然而政策实施后却事与愿违，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融合之路。”
那些年轻的闹事者们绝大多数是非洲马格里布移民的后代或者是黑人，随着上半个世纪以来的移民潮踏上法国土地。而那些发生暴力的场所、市郊的居住区，那些让我们由于恐惧或厌恶而止步的“贫民窟”，正是他们的父辈背井离乡到达、安家于此、供他们长大和生活的地方。
第二代移民和“贫民窟”曾经不是问题，因为它们从未进入城市治理者的视线里。二战后，法国经济增长持续了三十年，这“光辉三十年”极大改变了法国人的生活：收人大范围提高，国家社会发展，人民的地位得到史无前例地提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着手对城市建筑、城市治理等方面进行投资。类似今天中国房地产楼盘开发的“大聚居”时代开始，同时这也是廉租房(在法国被称作HLM)的时代，一种法国式的社会性住房。大量公寓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些居住区不再是曾经的流放地，而为混居的法国民众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舒适地。在1953～1973年里，城市规划师满脸自豪，住房危机解决了。
他们没能骄傲太久，很快地，批评的意见纷至沓来：城市的臃肿与丑陋，建筑的粗制滥造，配套设施的滞后。1973年情势又变，一份由装备部长签发的通知决定：停止建设大型楼盘，改建单栋的私人住宅成为新的建筑趋势，个人可以拥有产权。
住房能够带来融合吗?
换个角度来看，城市应该是一面反映社会进步的镜子，而贫民窟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反常，一种不好的印象。然而，城市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市中心的贫民窟像蛀虫一样侵蚀着城市的空间，不断刺激着城市管理者的神经；在市郊，到处都是“棚户区”。仍然有很多法国人住得很差，但是那些挤在破旧棚户的人群中，80％以上的是外国人。
政府并非没有努力，自1959年，国家着手提供社会性住房的公共政策，然而收效甚微。许多移民本身也这样想，他们只是在法兰西土地上短暂逗留。本地人并不欢迎这些外来移民，他们厌恶移民粗鄙的生活方式，甚至对阿拉伯人满怀敌意。
就像中国城市现在面临的挑战一样，当时法国进行城市扩张需要大量土地。贫民窟也在不断蔓延，二者之间的竞争持续，由于人口的激增而无法缓解。70年代初，社会又对移民融入提出进一步的挑战，外来移民在社会中被极端边缘化。随着外国人的聚集、家庭人口的增加，政治焦虑在扩大，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社会中移民的未来在何方。
为了城市和居民的未来，最稳妥的办法无疑是让人们居住在廉租房的附近。但本地人怀疑移民的品德，质疑官方的话语。如果住宅区附近的贫民窟居民数量大幅增长，当地居民们将会集体选择离开。人们观察到，当移民家庭到达某居住区时。人们选择离开的现象会加剧，他们会流动到更舒适、更能改善他们社会地位的环境中去。
对流动人口来说，得到一个合适的住房应该是成功融入城市的第一步。但这一条对于大部分葡萄牙人来说行得通，但并不适用于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非洲原法属殖民地的人。于是，廉租房居住区逐渐成为流放地，违法与反叛是年轻一代的命运。
一意孤行的政治家一直试图消灭贫民窟与犹太人聚居区，却建构出了新的隔离，排斥取代了融合。
中国城市移民：希望交给下一代
北京的外来人群很庞大，各行各业的都有，其中当然不乏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但是，数量最大、生存条件最差的要属农民工了。
他们买不起住房，建筑工人一般就挤在工地上矮小逼仄的简易板房里，还有一些打工者则集中居住在远郊村落甚至随意搭建起来的棚户里。他们的子女大多未成年，没有户口交不起赞助费的他们只能进人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北京城郊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学叫蒲公英，因为它是第一所专为农民工子女创办并取得办学许可的中学。校长姓郑，毕业于哈佛肯尼迪学院。她曾经来到清华大学分享她的办学理念。
我也参加了那次的交流会，觉得她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想法很特别很有意思。然而到了讨论环节，大家的意见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讨论一度非常激烈。有几位师生支持她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认为获得一份好工作甚至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才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出发点和实际出路。她对他们的关怀是很贴切的，她希望他们生活得体面、身心健康。很简单很实际。只有想办法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才有能力去反思自身与社会。她从来没有打算去剥夺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只是需要这些农民工子女们自己去创造条件，比如，利用工作赚来的薪水自己去读本科、研究生。现在，高等教育对于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的付出。大学高高的分数门槛、父母打工多年也攒不起的学费，困顿的就业环境……
另一部分师生则质疑她的这种理念，认为蒲公英中学在初中、高中之后设置的职业高中教育，无论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实际上减少了农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受教育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是不容被忽略的，农民工的孩子们应该先学会思考这个世界、反思自身，才能走上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
在我心里，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方向到底是职业技术培训，还是继续高等教育的学习?教育是不是进城务工者让下一代融入城市的法宝?这些随父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现在只有十多岁，他们中最大的在上高中，一切争论尚未尘埃落定，相信实践与时间将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