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需要表达清高或起码的真诚的时候，多会蔑视过于痴狂的读者；而当他需要吵架、赚钱的时候，他就需要粉丝了。 人活一辈子，难免假模假式，好比名流讳言私生子，富翁不提种地的爹。就算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也捂着几处疮疤，假惺惺的不让人揭看。恋过的人和看过的书，当属其中之二。此二者之所以不便示人，是因为有时间风险。毕业多年，再会同窗，翩翩少年早已经不复当年，帅气才气化为酒气怨气，壮志满怀化为厚黑满腹。惊见之下，咬碎牙根一―真是一片冰心付给了夜壶。读书这事，与此同理。回想当年看过的那些书和那些人，我真冷汗直流：《读者》、三毛、汪国真、刘墉。走的是歪门邪道，学的是歪理邪说，我居然也能自修成文青?
每次看名人传记，照例要冷汗倒流：三岁咏唐诗，四岁阅春秋，六岁读史记，八岁批红楼――不服不行，自小就是名人的品流。这是书和男人第二个共同点：都是你品位的体现。拿“品位”刻薄人百试不爽。高人们大多见招拆招：没钱，叫视金钱为粪土；没势，叫粪土王侯；没妞，也可以粪土美色。但说你没品位，就叫粪土之墙不可污，一招必杀。
书和男人的第三个共同点，是流毒甚广宁缺勿滥。看一本烂书，和爱一个烂男人_样，都是生理心理中毒的过程，既无解药，创伤又不可逆。看到眼睛里去的，拔不出来，恋过的，也不能针对性失忆。而若是先看了―本烂书，以为世界很美好，于是跑去恋一个烂人，才发现世界很糟糕，这毒性几乎加倍。不幸的是人生大多如此。它的基本模式就是祸不单行。
“兵荒马乱”的阅读
我很享受这个年代，不是繁荣昌盛，不是琳琅满目，也不是缤纷多姿――就是因为它的兵荒马乱。如果我当街大喝一声要刷墙，至少有800多种涂料会应声而出，但如果有足够耐心稍微研究研究，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一码子破事。
这种感觉我在书店里也有。“百家讲坛”戏说历史好几年了，还没说完。《明朝那些事儿》居然有“大结局”版。有明一朝，多少兴亡事，活活儿说了七本书。斜扫书架上，除了早前的三国，秦汉唐等等也都开始被说了。有趣的是，历史题材的图书，书名都很不历史：有市井派《某朝那些事儿》、寻衅派的《历史什么玩意儿》，大片派的《两宋风云》，暴力游戏派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虚无派的《如果这是宋史》。《中国历史常识》敦实得让人疑心是在赌气，最妙的是天桥大力丸派的《一本书读懂中国史》，饱含以一当百的气概。以“百家讲坛”掀起的通俗热，真让人啼笑皆非。它是在史书之下，评书之上，电视剧之左，历史课本之右。说它俗吧，来的都是大教授；说它雅吧，说的又都是小常识。拿去应考，基本要被挂掉；拿去炫耀，也只够说明你也看电视。“百家讲坛”给图书最大的启迪，在于旧酒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瓶子。在我看来，这和金城武演诸葛亮，刘谦变魔术是一个招数。此类图书的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套不谋而合的默契：作者若是学者，不会拿去报业绩评职称，读者若稍有姿态，也不会将它奉上高阁骄示于人。
我这么说，粉丝们恐怕不爱听。我也当过粉丝，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情。二十年前的三毛，十年前的王小渡，都曾是我的偶像。我之所以没和批评者大打出手，完全是因为当年没有网络――你期待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有多少理智?事实上，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你又能指望他有多少理智?但如今我再看三毛，只感到味同嚼蜡；就算是对王小波也多少有些微词。《黄金时代》里陈清扬屁股上挨的那一巴掌，在《一夜风流》里跳出来，多少拧了我―下。从盲从到理智，这其间的过程无迹可寻。理智这个东西，太约像是枝头的果子，有时候要做的就是等一等而已。自然界能量守恒，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多年前我所不欲的，今天终于施于他人了。
蔑视“粉丝”的作家们
作者真的需要我们这些读者吗?在明星制的写作环境下，这个命题才可能出现。在巴尔扎克的年代，作家在作品里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他所挖苦所鞭挞的对象，就是将来花钱买他书的那些人。这几乎是我向往文学的原始动力――这买卖太合算了。
奥地利有个妙人叫汉特克，当年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半自谦半心虚地说，如果有一个奥地利人要获这个奖项，那也该是汉特克。就是这名大作家，有部戏剧作品名字就叫《骂观众》。当然，比他更妙的一个奥地利人，叫伯恩哈特。1986年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他这么说：“人们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的……。”他现在已经死了，奥地利人应该松口气了。他活着的时候曾经痛骂读者，痛骂他们的愚昧、盲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批判能力。他曾悲观地表示，这些年来，他的创作是失败的，标志之一就是其粉丝越来越多。而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消灭粉丝这种现象。读者对他的盲从，在他看来，与盲从上帝或希特勒并无本质区别：一个无用人最减省的办法，就是依靠他人的大脑去感知、理解或判断。他说的我完全同意，设想王小波的忠实粉丝们，还要聚众去口诛笔伐其批评者，那王小波也算是白写了。如果一个作家，他全部所要说的只是“相信我”。那么可能性有二：一，你在读《圣经》；二，你在看广告。
网络时代，作者读者的距离几乎是零。一个读者可以根据最片面的印象，给予作品最全面的否定。读者对图书的评价，在网络时期最快捷，最直接，也最庞杂。网络时代的作者，对于网络生态早已经谙熟于心，大多不惧网友恶评。深沉点的，充耳不闻，继续该怎么写怎么写；轻浮点的，因势利导，变恶为宝拉拉人气。那些虚心听取网友意见进行创作的，不是菜鸟，就是阴谋家。
但有时候作者确实需要读者。多少文人对骂中，粉丝军团的破坏力就是明证。看看这几年总是不断上演的“××之争”吧。大多数时候，声高就是有理，侮辱和谩骂也是斗争。文人只好以笔为枪，不能赤身肉搏，而且必须有招式、无硬伤，但粉丝们却能虽赤手空拳却仍无坚不摧。试想如果不是去粉丝团爬不上去的华山之巅大比武，而就在长安城里摆擂台，且不论实力如何，光是台下各路粉丝架秧子起哄打太平拳，郭靖就断无胜算，杨康长得帅，他爹也有权有势，真假粉丝绑一起，群众基础就很牢靠。在这点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很像明星和记者的关系。
风景也不唯我们这边独好，就我所知，外国的文化人吵架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这里，是作家之间吵，粉丝之间吵，德国倒常是作家和自己的读者吵架，或是作家和批评家吵架，真刀真枪的在电视或杂志上争论，摆事实讲道理，和街头乱战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君特格拉斯自爆曾为纳粹人员之时，讨伐之声最盛的是资深读者群里。上面提到的伯恩哈特和读者的关系也剑拔弩张，他本身使用德语写作，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无法一刀两断，而且他的读者很多就是德国人，可他说“我当真很讨厌德国人”。如 果以为他不过是逞口舌之快，做门户之争的话，那么看看这位奥地利国宝级的大作家的遗嘱：“我特别声明，我不愿与奥地利这个国家再有任何关系，我不仅抗议今后任何形式的干涉，更反对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任何试图将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与这个国家相联系的行为。”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自绝于人民。
谁最需要粉丝?
作者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读者呢?作者首先需要的是出版社，出版社才需要读者。出版社培养着读者群，又掉过头来培养作者，在这个角度上讲，如今的出版社和广告公司趋同。以《藏地密码》为例一天哪，它也出到第七册了一一我们看到并非创作的成功，而是营销的成功。出版社的编辑们，虽然不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卖点，但却能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一卖点最大程度地复制，于丹系列就是明证，先心得，后感悟，先孔子后庄子。男女题材也概莫能外，有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就有本《男人是野生动物，女人是筑巢动物》。出版社的第二大能量，是可以将图书利益最大化。一是版本《谁动了我的奶酪》出了“钻石版”，《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是“新新版”，《幻城》有“修订版”，《达芬奇密码》有“精装版”，《世界是平的》出了“全新升级3.0版本”，《杜拉拉升职记》也出了“纪念套版”，还被改编为电影。同时影视剧也在向图书市场回流，《建国大业》《当幸福来敲门》好像是电影的配套练习册，《追风筝的人》《暮光之城》等在影视和图书互为动力，都有人看。
一个人为什么会读书?因为工作，比如专业书籍，职场攻略之类，因为生活，比如养生，育儿之类；因为消遣，比如旅游、服饰之类；因为扫盲，比如科普读物；因为要思考，比如文史哲艺术此类。但前四类，都没有被包括在‘读书”范围内。因为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的重点，在“书”上，而不是“读”上。而“书”的重点，在内容上，而不在形制上。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网络上读完了一个故事，专家学者可能会不同意我在阅读。如果我在网络上读了一个网友的小说，这也很可能不被算作阅读。但如果这个网友的小说经由出版社，通过发行渠道出售，我买回来了，估计这就可以称为阅读了。
但二者真正的区别，与阅读根本无关。我们的阅读习惯，并非由我们自己决定。出版社出什么，我们就得看什么，论坛把什么置顶，我们就得看什么，作家写什么，我们也得看什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是在迎合我们的庸俗口味。这个皮球被踢来踢去，然而却找不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