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对外报道既涉及我们国内的经济活动,又涵盖了我国与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往来,对经济报道范畴的理解,关系到我们以什么样的范围、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国内媒体的经济报道大多数是按照记者的“跑口”即政府或行业部门职能分工进行划分,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交通部、海关总署、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汽车协会、中国钢铁协会,等等,但是中国经济的范畴绝不仅仅限于负责经济的具体政府或行业部门,尤其是中国经济对外报道不能仅仅限于国内媒体记者的分工,报道范围应该更广,所有涉及中国的一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活动都应该纳入中国经济对外报道的研究范畴。
不管对经济报道范围的理解如何,对于很多像我一样非经济专业记者编辑来说,中国经济对外报道尤其是英文报道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做好不易。
粗略概括,我认为中国经济新闻对外报道需要解决的难点主要有两方面。
难点一:外界对中国经济观感不一,进行有针对性的对外报道难度大
在经济层面,中国到底给世界各国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是强大的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有不同的解读。
2007年1月我前往菲律宾宿务报道第十二届东盟首脑峰会暨“10+3”峰会时,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峰会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无心”之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届东盟峰会的主题之一是“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继续努力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峰会部长级会议及首脑峰会召开前,作为峰会秘书长的罗慕洛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菲律宾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的菲律宾当地雇员,以及我们新华社几位不太显眼的中国记者出席了发布会。其间有菲律宾国内记者问道:如何看待中国给东盟带来的经济挑战?罗慕洛面对上百个记者的具体回答我已记得不太清楚,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东盟国家和人民再不努力,机会就会被中国人抢走!
听了罗慕洛对自己国民有点危言耸听的“鞭策”,当时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哦,这就是“中国威胁论”了么?后来更深入了解了一下,我发现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不同程度存在渲染中国经济发展给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威胁”,使民众产生对中国的恐惧。
今年我国西南地区以及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遭遇多年罕见的大旱,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媒体甚至是官员公开指责干旱是中国在境内澜沧江等河流修建大坝造成的。新华社就此专门采访国内水利专家、周边国家政府首脑,反驳了这种论调。
而《纽约时报》今年5月10日刊发记者菲利普?鲍林的报道《中国正走向崩溃吗?》文章直指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劳动力停止增长、城市化进程放缓,如果高储蓄率一旦投资不善,有可能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纽约时报》在美国政界、经济界、学术界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它的报道向我们展现了中国经济在西方国家的另一面镜像――“中国崩溃论”。
另外,与一些曾驻过非洲的同事交流时,不少人都反映,很多非洲国家都把中国当成发达国家,提出了很多增加援助的要求。
这些论调与“中国崛起论”、“中国妖魔论”、“中国殖民论”,等等,大体构成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的观感。
这样的国际舆论环境要求我们在进行中国经济对外报道时,要考虑得更周密、更细致,不能照搬国内经济成就宣传的习惯,注意事实和观点的平衡,以免给外界落下口实。比如,针对新华社英文非洲线的发稿特点,宣传我国经济成就的稿件就可以考虑少发,而我国在扶贫、经济发展、城乡差异、贫富差距、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稿件则可适当增加。对于新华社英文亚太线,可以多播发中国在促进内需、加强地区合作等方面的稿件。
难点二:有机统一对外经济报道的专业性和通俗性难度大
与社会报道、文化报道等不同,经济学是一门充满各种专业概念的学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经济专业的记者编辑就做不好经济报道,关键是要做好知识储备,为受众特别是外国受众做好各种名间解释。
经济报道的专业性,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违背经济常识。记得两三年前,新华社东京分社曾发了一篇关于东京股市的简短英文消息,标题居然是《由于交易量上升,东京股市上涨》,稍有点股市知识的人,看了这样的标题,都会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只要打开国内很多经济类、证券类报纸。面对充斥大量不加任何解释的专业术语的报道,很多国人也会犯晕。因此,如何对众多经济专业术语进行通俗的解释,就关系到外国受众能否准确理解我们播发的对外经济报道,如果他们连想看的兴趣都没有,不管我们发了多少条稿件,做了多长时间的电视节目,都是无用功,对外传播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
考虑到中国经济在很多术语和概念上并不完全与西方相同,很多独特的概念能否准确进行翻译和解读,就成为中国经济对外报道特别是英文报道的主要挑战之一。在这方面,外国媒体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2005年,中国经济领域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件大事是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分置改革的由来、内容、意义等,国内媒体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不过,在进行对外英文报道时,我们遇到了麻烦――作为这场改革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怎么用最简洁明了的词语来翻译“股权分置改革”这个中国独有的概念呢?我们曾试过“Equity division reform”(股份划分的改革)、“Split-share reform”(分拆股份的改革)以及“State share sale reform”(国有股出售改革)、“Reform of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 of listed companies”(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革),等等,但是我们的外国改稿专家还是一头雾水,记者编辑一时半会也很难解释得清楚。而外国媒体在报道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时,并没有囿于中文措辞,直接用“Reform of non-tradable shares”(对不可交易股份的改革),简单、一目了然,把这场改革的实质内容用短短4个英语单词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最后也采用了外国媒体的译法。
专业词汇的翻译仅仅是中国经济对外报道的障碍之一,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以今年我国资本市场上推出的融资融券交易为例,这次新华社对“融资融券”这个术语的翻译倒没有遇到太大麻烦,和外国媒体一样采用了“margin trading”(融资)和“short selling”(融券)这两个准确的泽法。 在经济新闻报道专业性与通俗性并行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可以说是其中的翘楚,值得我们学习。《华尔街日报》创造了“华尔街日报体”这种广受新闻从业人员欢迎的体裁,它擅长将新闻故事化,以某一具体的人物或场景开头,经过一两个段落过渡,阐述新闻的主体,再回到开头的故事或人物作为结尾,这种报道题材既有人物故事,也有经济背景,读来不易产生干巴巴之感。而英国《金融时报》的写作风格素以直击要害的“独特、简洁、与众不同”为卖点。中国经济新闻的对外报道,也可参考外国媒体的成功经验,结合经济政策措施对名人、普通人生活细节的影响,摸索出自己独特的报道风格。
无论从知识储备还是人手配置上来看,新华社的中国经济对外报道特别是英文报道还处在刚起步的初级阶段,虽然难度比较大,但在很多领域仍然大有可为。
一是重要经济政策和经济数据的发布。通过树立争抢时效意识,新华社往往可以独家首发,做到先发制人、奠定基调,引导国际舆论,尽量减少外国媒体负面炒作的空间。以3月份和4月份我国两次发布进出口数据为例,新华社英文报道就分别以“特急电”、“急电”等方式进行滚动报道,3月份出现6年来首次月度贸易逆差、4月份顺差同比大幅下降87%等重要消息,被外电直接作为消息来源转发,随后新华社又深入解读相关数据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外电也随着我们的基调滚动报道。二是一些涉外重大经济事件和重要经济人物的报道仍大有发挥的空间,例如年初炒得沸沸扬扬的谷歌退出中国事件、力拓员工受贿案等,新华社都发挥了主场优势,进行了于我有利的报道。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和网络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仅仅孤立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国家和地区是远远不够的,经济新闻不会在国界边上就停下来。中国经济对外报道应该具有全球视角,而不是从一个区域或地方的角度进行报道,把全国性新闻放到国际的背景下,利用新华社遍布全球的新闻采编网络等独特的资源优势,告诉全世界,地球某个角落的新闻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行业和机构的,而中国的一举一动又是如何给世界带来变化的。
借用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一句名言:“为何我们在此?我们从何而来?”只要我们能向外界清晰说明“中国的钱从何而来,要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提高中国经济对外报道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就不是个遥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