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那么在当代，译事的“难”又在哪儿呢？
严复先生有著名的“译事三难”之说，我近年做文字翻译比较多，对现时代的“译匠”事业有一些感受，觉得“难”事过三。
首先是文体。现时做翻译出版，先得谈国际版权，这是“两千年未见之巨变”。出版社买下国际版权，然后找译者翻译，译者既失主动，就要成为多面手。另一方面，一部作品往往包含多种因素，例如经文、古文、诗、对话等。
对话之所以难，在我而言，因为是南方人，译对话要“南人北语”。当年傅雷向京师求学的儿子请教北京人的口语，为的是有地道的“京味”。英国作家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花城出版社曾出了她的一个短篇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为参评翻译奖，我将书送评论家过目，得回大为诧异的评语：译文中时时见广东话，如何能评奖?――此书译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范文美先生。“海味”可，“粤味”尚未可也。我自己文体处理较好的，是小说《阴阳师》的译作。这个短篇集说的是日本平安朝(相当于我国宋代)的故事。出版社请陈平原作序，陈先生摘了作品中的一段译文，谓作者笔下有“六朝风采”。作为译者，与有荣焉。失败的经验是译一本棒球小说。自己不懂也不爱棒球，硬着头皮翻译，交稿之后，译文遭编辑“严谴”。虽然出书了，距今业已多年，一想起这本书还是苦笑。
其次是体力。出版与“流行文化”密不可分。出版者视行情购买版权，总希望译作尽快面世应市。于是，给予译者的时间总是压缩。在基本上没有专职文字翻译者的时代，兼职译者常常加班。在翻译的紧张阶段，译者脸上时时挂着疲劳的痕迹。翻译的累，累积到一定时候会使我寝食不宁。每次冲刺完成译稿的最后阶段，必近于体力耗竭，神情沮丧。
翻译这一行，还有一些难处。翻译的主力是高校教师，但高校的科研统计中，翻译往往不算成果，不能作晋升职称的材料。这样一来，翻译在高校便不入主流，这就意味着最好的人才不会干翻译。广州某高校曾有翻译的名师坐镇，现在要发挥优良传统――成立翻译专业。但是，调入人才有困难。教师安于工作就有脱离主流的担忧。研究翻译是形而上，从事翻译则属于形而下。
另外，创作已普行版税制，翻译还是稿费制，翻译图书往往是一次性收益。自从教育产业化以后，对于高校教师来说，翻译的收入与上课相比已没有优势。既没有作为科研的可能，上课又驾轻就熟，辛辛苦苦翻译也就大可不必。
翻译队伍常见老面孔，其中重要原因是出版社爱找放心的、了解的译者。这样做一来改稿容易，二来可为译作加分，至少不至于减分。以前出版界培养译者的说法，就跟培养作家的旧观念一样，消失在市场经济中。新人得到的机会少，锻炼成长就难。从翻译的长远来看，是有隐忧的吧。
对于译作的印象，读者总认为译得好，肯定是原作好；译得不好，肯定是译者工夫不到家。不过，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说法，认为原作有被过度翻译(超出原作)的可能性(危险性?)。是因为“译匠”的技艺有所提高之后，难免技痒?
翻译一本书，理解和表达的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名译者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匆忙赶译出一本书，当白纸已成黑字，才赫然发现大错或者小错，后悔莫及的例子，我有过一些。我订阅《南方都市报》，爱看乔纳森谈翻译的专栏，又私下庆幸我只是读者，没有被盯上――我的译作还没有入法眼，又或者，可能语种不同。
创作者会有宣泄的快感，译者则永远诚惶诚恐，亦步亦趋。那么，接译各种书的乐趣何在呢?想来是这样一句话:喜欢文字，执着于文字的表达而已。（林青华，译有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人作品及梦枕貘《阴阳师》部分）
（摘自《新周刊》2008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