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小个子南方人，他的办公室外或者办公室旁，也没有坐着一名秘书帮他挡掉来访者，似乎只要愿意，并且知道他在办公室，谁都可以敲门进来，拿着一张邀请函来请他参加某次活动，或者请求他对某个问题发表看法、施加影响。
18年前，27岁的蒋锡培在宜兴范道乡新任党委书记的支持下，筹到180万人民币，创办了一家制造电线和电缆的工厂。工厂成立的1990年，他们的销售收入是462万元；第二年，收入到了1800多万元。在此之前，没有考上大学的蒋锡培已经品尝到了商业的甜蜜和苦涩。落榜之后，他在杭州学会了修理钟表，然后，通过在百货公司门口租店修表积攒了人生的第一大笔钱:5万元。
1990年创办的这家电缆工厂后来让他成为宜兴和江苏最著名的商人之一，成为中国电缆行业的领袖级人物。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这个精明的商人如何通过四次改制来完成自己的四次大跃进。第一次，他把自己个人的公司转变成了集体企业。第二次，他又在1995年对公司进行了当时时髦的股份制改造，他和创业者们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公司。第三次，他让出大股东地位，在1997年引入了四家大型国企作为控股股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之后，他得到的是垄断者的助力，自己也开始被人称为 “电缆大王”。第四次，他再次赎回了出让给四大国企的股份，重新让公司回到自己手里。他自己期待的第五次，是将远东控股的资产整体上市，他选择的方式将会是，把远东控股的一部分资产――也是最优质的那部分资产――装到他已经收购的上市公司三普药业内。
能够做到四次身份转换，并且借助这种转换让自己强大起来的商人，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如何能够在国有和民营之间转换自如？他该具备怎样的审时度势的天赋？目前而言，他又该如何去应对已经侵入江南的刻骨寒意？如今他是否会改变令自己颇为自豪的主业加投资模式？作为远东控股集团公司这家江南制造业巨头的领导者，他又如何看待企业家这一群体以及他们在过去一年中遭遇的挑战？
给企业家群体更多宽容
记者:你对现在的经济问题怎么看？
蒋锡培：现在这种经济形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有很多数据可以佐证，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有的严重下滑。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尽管我们也有自己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这种自我需求还是很难满足老百姓的期望和企业发展的要求。我们觉得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和难题，需要的是各个政府的最高决策者的非常智慧，需要他们协同、联手，在很多领域采取一致政策，营造振兴经济、稳定社会的良好法制和政策环境，营造企业家创业、创大业、创好业的信心，这是政府的责任。
作为企业来讲，无论如何，它也要顺应潮流，不能逆势而为。因为大环境是无法改变的，它只能在大环境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中国政府对它的一些政策进行了180度的转弯，政府对半年前的政策，某种程度上都进行了修正，对以往的包括汇率、利率、税率、劳动法等重要的法规政策带来的后果都进行了修正。我觉得这是让人欣喜的，虽然相对来说晚了一点。
记者：你们现在想要解决的矛盾或者说面临的压力是什么？
蒋锡培：我们现在觉得，从外部来讲，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政策来支持技术创新，支持企业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支持我们走出去，还要容忍犯错误，因为创业有的时候会犯错误。
一定要营造鼓励创业、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环境。创造财富的人，肯定会非常不容易，他会很珍惜自己创造的财富，而且最能合理利用财富，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
记者：你讲了很多为企业家阶层辩护的话，不过在2008年确实有一系列的事情，让公众对这个阶层产生怀疑，让社会对这个阶层越发不友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蒋锡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辩证地、客观地和前瞻地看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企业家有很多优点，企业家精神也好，个人抱负也好，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颂的。很多国家可以把做得非常好的伟大企业家看成是整个国家的英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些呢？任何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做到今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只不过是内心的一种感受，而且他也敢于把这些话说出来，其实是人家对这个国家、对自己的事业有非常的情怀。
即使是说错了或者做错了某一件事，我们也应该给予宽容和理解。比如说张茵在2008年两会上的提案，当时90%以上的企业是非常有想法的，只是她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了。比如说王石，王石自己实际上做了很多慈善事业，但他在地震时关于捐款的话仍然引发了大众的指责。媒体可能误解了他，至少没有善意地去理解他。王石的内心不是这样的，最先报道他的人，对王石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他的行为并不了解，如果了解，怎么能这样评价他？
我只是顺势而行
记者：回到开头的问题，你身处江南，是否也感到寒意? 具体表现？
蒋锡培：是这样的，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明显，到了2008年第四季度更加感觉到寒风刺骨。
具体表现就是市场的需求趋减，另外，资金明显趋紧，不是说银行不给贷款，问题的关键是，前面的供应商、后面的客户，很多都吃紧了，它们明显感觉到压力，不可能对你没有影响。
第三个表现是产品价格暴跌，2008年10月份的价格和9月份相比，跌了40%，到12月份跌了60%，在这样的价格暴跌的情况下，销售收入要和以前保持一致，就很难了。
还有，有些合作伙伴停产，或者因为还不起贷款倒闭了，成了大环境的牺牲品。比如外向型企业，绝大部分企业是吃不消前面汇率、后面税率的变化。
还有就是《劳动合同法》，好不容易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初步打破了一部分人的铁饭碗――还不是全部劳动者，马上法律又给了所有人一个金饭碗，更加打不破的。有企业家抗议说，现在我们是没有功劳还有罪过。
所以企业家的信心不光是遭受市场大环境的压力，还有法规的压力。这还不是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金融危机是一个方面，但在中国主要是相关的政策法规，引发了深层次的障碍。
这也是我创业近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坏形势，但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还在后头呢，股市和房市还没有到最低的时候。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出来可能还有盈利，但2009年呢？
记者：从远东和你个人的历史来看，让人称道的是你们的四次改制，于是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潮流、把握潮流的人，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蒋锡培：我只是顺势而为。四次改制，主要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顺应大势。当时我只是选择了更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尤其是企业发展到某种程度，还需要考虑到很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和与灵”，我们追求和谐，也要灵活应变，这是我们的生存法则。
记者：现在你怎么去把握这种潮流呢？
蒋锡培：首先要理清思路，积极面对，做好准备，抓住机遇，抓准机遇。比如现在我要好好善待我们的员工，善待我们的客户，我非但不能解雇任何一位员工，还不能降薪，还要适当加薪，因为这个时候，更能吸引新的优秀的人才。
第二，重大的决策不能出错，前期要做尽量多的工作，该出手的时候再出手。
第三，一定是全力以赴打市场。产品都卖不掉的话，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
另外，要把跟银行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跟供应商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某种程度上讲，银行是我的客户，供应商是我的客户，最终的消费者也是我的客户，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
内部也要多花工夫，比如说制度层面是不是需要修订，业务流程是不是要重组，另外具体的管理是不是要加强，比如财务管理、品质管理、后勤管理。
大凡成功的商人很少有不走点弯路、交点学费的
记者：你在学习和做生意的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商人，有没有你特别欣赏的？
蒋锡培：很多。比如李嘉诚先生，我以前没有见过他，后来偶然有机会见他，这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个人，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另外比如柳传志、郭广昌等。
他们长期保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始终充满激情。他们很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都值得借鉴。还有他们持之以恒的追求以及敢作敢当的精神都是值得学习的。
记者：比如你之前一直提的主业加投资的理念，在世道不好的时候，“投资”的想法很容易受人质疑。
蒋锡培：大凡成功的商人，很少有不走点弯路交点学费的。但这一定要在你的能力承受范围之内。超出你能力的时候，一个决策失误可能就是致命打击，可能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此时决策要慎重。
我提出“主业+投资”、“主业+基金”的发展方式，也是考虑到一个企业可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诱惑，又不可能所有机会你都抓到，但是你还要争取去抓。
作为远东而言，十八年的历史下来已经有三个产业：电缆、医药、地产。要集中精力把这三块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也不能眼睁睁地丢掉，我们要考虑能不能参与一下。一方面，作为商人来讲，我们追求更高回报；第二，也可以通过一些投资去帮助那些创业者。
记者：这种模式现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种模式可能在前几年获利丰厚，但是在今后几年可能面临着颗粒无收的情况。
蒋锡培：原来做实业的公司转成一个投资性的公司，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觉得主业没有投资好，想放弃主业。实业家转变成投资家，是一个巨大的角色转换，这需要另一种智慧。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样的主业加投资公司。像我们这样的创业型的企业家，原来的主业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也有很浓的情感在里面。
在任何时候，主业和投资结合好了以后，可能会比单做一个获得更好的回报，发展也会更稳定。但这里的“度”要把握好，比如现在做投资，你还去投资没有上市的公司吗？现在这个时候投资没有上市的公司，相对投资已上市的公司风险要大得多。很多公司的市盈率已经很低了，而且上市公司的财务更规范和透明，投到这样的公司中，风险会小。非理性的投资是对财富的亵渎。投资可能会很多元，这时候一方面公司内部有专门的决策机构，同时也要更多地借助于中介机构。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蒋锡培：我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所谓的好，是对方方面面有贡献，而且一定要有口碑，这个很重要。口碑也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当中，你要赢得人家的尊重，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定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要比常人付出的更多。
（摘自1月19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