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电视画面中，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布拉迪斯拉发老市政厅前的“大广场”上，由蓝、黄两色（欧盟的代表颜色）气球组成的巨型“欧元”图案飘了起来。
就在这一天，斯洛伐克正式加入欧元区，欧元区有了第16个成员国。“实行欧元可以为像斯洛伐克这样的经济小国在应对经济危机影响时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斯洛伐克总理菲乔如是说。
然而，就在十年之前，欧元与欧洲老百姓之间还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十年之前的欧元只是一种账面货币，还没有和欧元区老百姓见面。1999年1月1日，当时的欧盟11国正式启动了欧元。这也标志着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开始统一负责欧元区内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
欧元的道路似乎注定充满坎坷。当时，欧元区各国经济并未真正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称《马约》）中规定的“趋同标准”，理论上尚未完全具备使用共同货币的经济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后来曾担任总理的施罗德当时曾批评欧元是“病态的早产儿”。
就在欧元启动伊始，巴尔干半岛的阴霾就给欧元笼罩了一层乌云。这层乌云很快变成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随着科索沃战争的爆发，欧洲的资金流出加速，欧元汇率也开始在震荡中下跌。2000年10月，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0.82。欧元最初似乎既没有带来汇率稳定，也没有带来强势货币。
成 功
克服了最初的障碍，欧元的发展演绎成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很多评论家持此意见。欧元纸币和硬币直到2002年1月1日才进入流通，与普通民众见面。从那时起到现在，欧元区成员已由11国扩大到16国，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后，欧元区总人口将达到3．286亿，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4万亿欧元，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欧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由17.9％上升到了26.5％。据欧盟委员会统计，欧元区十年来创造了1600万个就业机会，超过了美国同期数量。目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达1∶1.4左右，比欧元创立之初上升了60％左右，比2000年10月的最低点上升了近80％。一些评论家认为，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使用共同货币帮助了欧元区维持内部经济稳定。
抛开这些宏观的数据，欧元也改变了欧元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上世纪90年代一家法国的研究机构曾经进行过一个估算:如果一个旅行者拿着100法郎从巴黎出发去欧洲各国旅行，每到一个国家就换一次当地货币。在旅行过程中，假设一分钱都不花。当他回到巴黎的时候，口袋里就只剩下不到50法郎――仅仅是换汇就让这个旅行者损失超过一半。另外，欧元使得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尝到了汇率稳定的甜头。
欧元的存在和发展，也提供了挑战美元霸权的一个选项。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最新调查，大约70％的西班牙人和2/3法国人“强烈”或“在某种程度上”同意“欧元将在2014年取代美元在国际上重要性”的说法。德国和意大利的比例分别是58％和62％。即使在美国，也有大约48％的受访者同意上述说法。
此外，欧元还为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欧元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浮动汇率和货币区的思维方式。”“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过去数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最近几年对中国游说）推销浮动汇率的重要性，声称不让汇率浮动就会带来什么灾难。然而，世界上却突然出现了欧元，而且短短十年取得如此巨大成功。欧洲各国取消本国货币采取单一货币，将浮动汇率连根拔起，从根本上消除了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冲基金不可能再到欧元区下赌注。”
在蒙代尔和一些评论家眼中，汇率波动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定时炸弹”；而欧元区内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都统一在一家中央银行之下，互相之间保持“固定汇率”，与外界的汇率又是浮动的，这创造了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软 肋
近年来，欧洲中央银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欧洲央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为欧元区各国提供了“缓冲保护伞”，其作用为人称道。
但是，也有观察者指出，由于欧盟成员国对本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时候，作为两大政策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各国的央行只能决定本国的短期利率。财政手段也因《稳定与增长公约》（下称《公约》）中要求维持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的规定而大打折扣。
意大利摩德纳大学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吴锦宇撰文认为，成员国失去了货币政策制定权，也就失去了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当成员国处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欧洲央行很难兼顾各国的不同的货币政策需求。
“欧洲的问题在于，欧洲央行背后没有一个‘欧洲财政部’。”英国央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查尔斯?古德哈特爵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在保持金融稳定的任务中，手里握有税收收入的财政当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英国，布朗首相能够出色地协调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从而很好地设计他的救市计划。但是欧洲层面上并没有类似‘财政部’的机构。所有的税收都握在国家层面的财政当局手里。因此，有效的救市计划就只能是在国家层面，而非欧洲层面上。很显然，欧洲层面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层面的财政政策是不太可能在欧洲层面上产生金融稳定的效果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将成立货币联盟提上议事日程时，各成员国就意识到，在单一货币条件下，为了维护整个联盟范围内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必须在联盟层面上制定一个超国家的财政政策框架。
然而，古德哈特认为，欧洲内部的政治分歧阻碍了“统一财政当局”的建立。“有很多人期待将欧洲合作向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盟的方向推进，建立一个更集中化的财政体系。不过，一些富裕的国家，比如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这样一个财政体系将会加剧本国纳税人的负担。这种分歧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古德哈特表示。
一种货币要提高国际地位，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欧元区经济总体发展缓慢，竞争力呈下滑局面，不仅与美国差距不断拉大，还饱受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冲击。而欧洲要刺激经济活力，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难题。比如福利制度让政府负担沉重，许多欧元区国家财政都难以为继;严格的劳动力市场保护不利于人员的自由流动，也不利于鼓励企业雇用员工。此外，欧洲在科技创新方面也进展缓慢，研发投资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外部环境也是“软肋”。2009年1月1日，俄罗斯宣布切断对乌克兰的原油供应。这再次提醒欧洲人，他们面临着脆弱的能源供应环境。
前 路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欧元和欧元区国家经济带来更新的考验。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势必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导致欧元区各国赤字和债务上升。在这种情况下，3％的财政赤字上限是否能够严格执行，成为欧元区宏观经济的一大问号。
其次，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断层。无论是面对次贷危机，还是随后的挽救实体经济，欧元区成员一开始都陷入了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
再次，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经济形势显著恶化，加大了加入欧元区的难度。这意味着欧元区的“东扩”将会受阻。
“从目前的情况看，欧盟将在维持《公约》基本框架的情况下重新界定某些条款的内容。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界定财政赤字的内涵;二是政府的投资性财政支出不列入赤字中；三是财政赤字和债务挂钩，债务负担高的国家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债务负担低的国家可放宽限制。”吴锦宇表示。
在危机下，除了加强内部整合外，欧元区的外部扩张与整合似乎出现了新的机会。
（1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