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方针已提出约半个世纪,今天仍在承受追问和质疑。 “这让搞这个专业的一些人觉得尴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穆大伟说。 他告诉记者,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即用西方现代医学的方法整理、挖掘中医药学这个宝库,然而,半个世纪后,西医反客为主,其强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西医结合遭到西医界的忽视、忽略,甚至在中医那里,也受到冷落,被认为名为发扬中医、实则消灭中医――“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该中心主任张晓彤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他对记者说:“中西医结合就是西方为消灭中医药而射向中医的一支暗箭。”
在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中国的医道中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毛泽东:西医学习中医
有关政府官员对这一抉择显得颇为自信。
西医出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当过赤脚医生,自称为“野路子”的中西医结合医师。
2007年,他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应该说比西医(或现代医学)和中医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好了,我们一定是处在人类医学里面最高的境界。”
在这次讲话中,韩启德还表示,“中医还是中医,西医还是西医,我想永远不能叫中西医结合,也达不到结合。”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一起来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只有把中医、西医两者结合,创造成一体,也就是创造出中国医学,才能说真正达到中西医结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就萌生类似想法。他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原始出处。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即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是知名医史专家,他向记者分析说:“团结中西医是基于当时现实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中医有几十万人的人员优势,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的技术优势。“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王振瑞说。
他的研究还表明,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团结中西医”外,还有一个虽未宣传、却在执行的中医政策,即“中医科学化”。
王振瑞说,此时的“中医科学化”,其实说的是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
换言之,“中医科学化”就是让中医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如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
此项政策执行几年后,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检讨,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暴露他的“错误思想”包括:“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检讨的背景是,自1953年开始,毛泽东对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做法提出批评。
1954年,毛泽东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此种氛围下,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下称“西学中”班)。
“中西医结合就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王振瑞评论道。
崔月犁: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说:“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当事人一度对“西学中”的意义不解,对学习中医产生抵触情绪。
李经纬是第一届“西学中”班的学员,目前是中国著名医史学家。去年他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八十自述”,提及当年他参加学习的状态:“首先由于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决心系统阅读历代中医外科著作与综合性医书之外科内容。”
1958年,李经纬等首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
同年9月25日,卫生部呈递《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称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并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据穆大伟介绍,此后,全国有计划地举办“西学中”班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各种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班俨然成为一项群众运动。
穆大伟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陈可冀、吴咸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在“西学中”轰轰烈烈的势头下,1978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看到的情况却是,“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写到,“文革”前全国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院,最后只剩下171所,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医掌权,里面的医疗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医,即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音乐家)的调子”;同时,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有34万,仅占总人口0.34‰,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级人员,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医困难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或者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结合,而是直接以西医替代,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实际心里还是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直接以西医替代”,就是被一些中医从业者诟病的“中医西医化”。他们认为,从结果上看,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西医化。
张晓彤说:“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毛泽东沿袭他的政治理念,但医学毕竟不同于政治,应该让政治的归政治,医学的归医学。”
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1981年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认为,“‘文革’前的17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出现过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于得到党的重视,中医事业得到了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文革’十年浩劫,中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吕炳奎认为,“文革”期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形而上学猖獗,提出了“人人学中医”、“在1985年要创造新医药学的雏形”、“赤脚医生是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等“耸人听闻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
结果是,“中西医结合一时成了卫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隶属于中西医结合,服从于中西医结合”,“西医发展受了影响,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
张晓彤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是“一个政治口号、一种行政号召”,“既然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为什么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为什么不能让中医按照自身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西医取代和改造中医,它对中医的伤害,比西医更为严重”。
“纯种马优势派”
比拼“杂交稻优势派”
穆大伟淡淡一笑,没有正面反驳这种观点:“的确听到过这种说法,我认为他们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也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
他强调,中西医结合的使命从来都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医学科学,只是其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
王振瑞认为,关于中西医结合会使中医学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没有导致中医学的部分的消亡,反而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一种科学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社会对它是否存在需求。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它便自然地走向消亡。“但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视之为消亡,倒不如认为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以新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自19世纪西医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就有人试图调和中西医,并发展成近代中医的代表学派――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张锡纯在上世纪上半叶因撰写《医学衷中参西录》,被奉为“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的实验,并未引发“中医西医化”和反“中医西医化”之间的争论。
王振瑞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的从业者,在“立场、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质区别”。前者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后者立足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张晓彤说,正是因为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巨大差异,中西医汇通派仍属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则出自一种虚妄的想象。
具体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中医关注整体状态下的人,西医研究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从研究方法上,中医重系统,西医重还原,“这些难以中和的差异决定了中西医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
穆大伟强调,中西医结合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差别。“初级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包括诊断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上的治疗方法与药物相结合等,高级阶段则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
王振瑞认可中西医理论体系的相融难度甚大,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并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成功也是一种收获。
长期从事医学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将两派比作“纯种马优势派”和“杂交稻优势派”。
王一方说:“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
“海陆空”或“魏蜀吴”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这个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迈入新的阶段。”王振瑞说。
此后,有关部门又先后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等方针。
王振瑞认为,“20多年来,中国政府保证中西医结合的独立学术地位,促进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一贯性政策,虽然难以预料未来会否出现大的转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谁都希望这三者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
只是,在“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下,西医已占尽优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一直难以完全摆脱生存危机。仅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二者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看,其总和仍与西医有天壤之别。
王一方说:“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韩启德在前述讲话中亦称:“西医在一个东方国家成为主流医学,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自己的、原来的医学,退到了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而绝大部分被现代医学占主要地位的情况,我想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他接着说:“反过来,就是中医又这么强大,这是很少见的,在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医学,叫替代医学也好,其他民间医学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医学,同时又有这么历史悠久,而且在现在还发挥着这么强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统的医学,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的。”
着眼现实与未来,有人悲观地认为,“中西医并重”可能很难实现政策上的“公平发展”。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为《当中医遇上西医》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专横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独尊之势,除非传统医学能及时引进科学,利用科学,否则也只好安于自我封闭了。”
这也正是张晓彤们担心的――“强者和弱者怎么可能真的结合?强者是一定会要求弱者完全服从的,那弱者还能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