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迷恋的“毒源” 【作者简介】 叶海林 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著作有:专著《巴基斯坦――纯洁的国度》,译著《空间战争》等。
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在使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丰富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沾染上了前所未有严重的“骄”、“娇”二气。
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我们不再“谦虚”――首尔算什么?东京又怎样?连纽约巴黎都快输给咱们的北京上海了,至于罗马和莫斯科的幽远风情,算了吧!我们才不在乎呢,其实连西安和昆明都拆了重建一遍在我们看来也没什么。
我们不再“含蓄”――即使是我们在为“和平崛起”辩护的时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类的理由念上一遍,别人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在乎。
我们也不再“容忍”――谁敢批评我们,我们就算不当场翻脸,也会在国内媒体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责别人发出“反华”妄言。
别人说我们咄咄逼人动辄“展示肌肉”,我们说别人不承认我们已经崛起这一既成事实;别人说我们战略意图不透明,我们说别人搞不懂什么叫作“韬光养晦”;别人说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环境问题,我们说别人刚污染完了地球就来对我们正当的发展权利指手画脚实在虚伪……近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在面对非议非难乃至刁难时应该沉默不语或者笑脸相迎,我们应该勇于发出声音,敢于面对争执,乃至善于“以牙还牙”,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当我们面对两个从前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联手发难时,毫不含糊的回应就是我们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毒”源于自以为是的“独”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应对外界的误读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这种强硬的背后是我们在30年高速发展后形成的对自己独特性的心理认知。悄然间,我们对自己主要成就的自信逐渐变成了对全部变化的自信,甚至是自我迷恋。
在国内,我们认为能够靠警察和拆迁队同时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相信我们的环境和资源能够无限制地为经济奇迹提供物质基础,我们甚至相信会毒得死鱼的水对人无害。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既然只有中国能在30年里创造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那就一定存在着我们现在只是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模式”。
相应地,在国际舞台,我们大力宣扬中国能实现和平与崛起的并行不悖,甚至开始执拗地要别人放弃“强者必霸”的逻辑,改信我们的善意――尽管4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实现“崛起”的方式并不特殊――我们没有发明经济特区、没有创造出服务外包、没有首创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元模式,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不是我们在历史上最先提出的。今天中国赖以成功的许多东西别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我们做得“最好”罢了。而这个“最好”实际上既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环境成本上的。
我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实际支撑,而我们却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
我们在心理层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相较他者并不特殊,我们不断扩展的利益也要求我们用和别人相去无几的手段进行维护。认知和现实的差距导致我们在面对质疑时更不愿意用客观的事实说明和耐心的逻辑阐释来澄清,而往往倾向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在获得心理满足感的时候失去了外在说服力。
然而,这只是“独”之“毒”的一个方面而已,很可能还不是影响最深远的方面。我们对自身独特性的迷恋正在使我们养成凡事都要走捷径的习惯。既然很多事情“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能避免曾经并在继续困扰别人的许多问题,别人为现代化而支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不付、别人不堪重负的环境成本我们可以满不在乎、别人遵循的地缘政治逻辑我们可以超脱其中、别人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的主张我们却相信我们说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相信――仅仅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解毒”需要自信,绝非自大
要治疗这种“毒”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并不独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们能做到,比如我们能修起三峡开通天路,有些事情我们也做不到,比如我们无法在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实现“保八”,我们也无法在贫富分化超越公众忍受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
归根结底,我们也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罢了。我们可以自信,却不能自大。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承认中国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对内对外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对内不可能无条件地透支社会和自然成本,也不可能对外无条件地同时追求崛起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