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所有的追问，归根到底是文化的追问。 文化，是一个看似处于高阁其实近在身边的课题。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从远方走来，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
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相比之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但是，我们对此也不必沮丧。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可以比较完整地思考它一下了。
文化到底是什么？
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你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 Tylor，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这么多定义的共同问题是让人摸不到边。
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即国民性，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按照我所拟定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例如：“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下面，我想用最简单的话语，对这三个“道”略作说明。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文化虽软，但要流传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因此，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礼仪当然也会给每个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一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师们的努力，使中国在不少时候被称为“礼仪之邦”。
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不与它们重复。
我们的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彩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这种理论方式，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又朗朗上口，非常便于流传。你们看，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结果，两千多年说下来，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
最后说“中庸之道”。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 “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极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义和团、“文革”等等，但时间都不长。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还是基于农耕文明四季轮回、阴阳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学。这种哲学，经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论述和实践，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例如，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觉根源就是“中庸之道”。 2005年我曾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利玛窦的答案》的演讲，以一系列历史事实，从文化哲学上批驳了“中国威胁论”。
好了，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别人如果不承认，那是他们自己没有见识。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经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会观念贬斥中国和中国人。几个月前在台北，我与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产生争执。他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和终点。 ”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 ”
中国文化的长久弊病是什么?
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我为了与前面讲的三个“道”对应，也选出了三个“弱”。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它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 “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你看，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公德。
现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只能靠我们当代人来弥补了。我认为，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 “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实证架势的数字，往往最难相信。什么 “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当权派都烂掉了”等等，这些风行全国的数字有哪一个得到实证？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哪来是非？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多年来我发现，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就无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来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是不必依赖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杀，仅仅靠着社会上多数民众的证据意识、推理习惯，以及他们对虚假逻辑的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对此，中国文化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文人则很多助纣为虐，几乎所有传播较广、后果最坏的谣言，都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本来，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的翅膀，满天飞舞。
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由此联想到社会大局，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谣生事，一定会引发一场场难以控制的人文灾难。我这些年在香港，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多文人都固执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现场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怎么用亲身见闻来反驳都没有效果。对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灾害的国家，救灾行动远远比不上中国，却并没有这种谣言。因此我不能不认定，这里确实隐藏着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
我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如罗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先斩后奏。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相比之下，与中国的“水浒好汉”几乎同时的“北欧海盗”，却经历了从“家族复仇”到“理性审判”的痛苦转化过程。中国的这个转化迟至现代才开始，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这个问题，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讨论北欧海盗的那些文章，有较详细的论述。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是非混淆，法律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嚣围啄当作 “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中国文化的弱项还有很多，我曾在香港凤凰卫视中很系统地讲过一年。但是，仅此三点已经够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经过好几代。
中国文化在近三十年的
实质性进步
这些年来中国文化虽然在表面上还有大量让人烦闷的惯性在延续，但往深里看，在一些基本文化观念上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空前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锐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与广大民众相比，倒是有些官员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大为落后，仍然固守着单一的保守观念颐指气使。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他们已经不成气候，多元文化的观念已经推向了全社会。现在，反倒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缺少理解和宽容。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这种“昨日的傲慢”，也能保持着一种理解和宽容，真是难得。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伟大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在我看来，全中国上上下下从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转型。因为类似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人权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最重要标志。大家可能已经从中国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与海内外那些热衷于编织“5?12丑闻”的奇怪文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核心问题就在于：重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靠爱，还是靠恨？我认为，中国社会沉淀的恨已经太多，好不容易迸发出了普天大爱，应该珍惜，不容糟践。
除了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对于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后于广大民众。这也难怪，由于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们大多还沉溺于书面文化、谋臣文化、大批判文化里边，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实质性进步之后我们还应看到，这些进步还带有不少被动性和脆弱性，有待于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经出现，努力有了依凭。
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复古文化其实是从极“左”文化衍生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极“左”文化在今天只剩下了局部的标牌作用和回忆作用，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立足点，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同样带有极端色彩的民族主义。它的文化替代物，就是复古主义。
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怎么能奢望在现代世界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但是很遗憾，打开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对话和交融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东方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于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据我所知，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全都不分优劣地当作“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
由于很多文化官员对于文化发展的大势缺少思考，这股失控的复古势头也获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结果，当过去的文化现象在官方的帮助下被越吹越大，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经说到，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的关键词，除了“公共空间”就是“运用理性”。但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一个失落精神信仰的时代所设定的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照理，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民主的原则和程序来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民粹就会以冒牌的方式火速蔓延。现在民粹文化所推行的典型逻辑，是把网上发言看成民意，又把民意看成是最高原则。其实按照正常理性，我们必须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开放”的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肯定很难通过，因为这牵涉到很多“铁饭碗”保不住，而一般民众又无法预计中国后来的发展。又如，现在如果拿着“低碳”、“减排”、“禁猎”、“限牧”、“休渔”等等问题交付民意裁决，情况也很不乐观。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苦苦寻求真理的文化大师，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
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低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这就像在学校上课，本来最受学生尊敬的一定是等级很高而又训导有方的教师，但是民粹主义驱赶了教师，只让最低年级的学生来编写课本。请大家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很多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丛山的塔，意义远胜热闹。
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 ”我想，答案一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
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尽管现在上上下下都看到了这种体制对文化创造没有帮助，在提倡文化体制改革，但是不少行政官员舍不得丢弃可控的排场，不少从业人员舍不得丢弃实际的利益，结果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某些官方协会中。它们一定也做过不少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尽早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行业工会，没有太多权力；它们与体制外的大量同行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又没有太多代表性。它们可能给部分人员一些“名片身份”，却无法面对文化创作上的任何问题。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造第一线的，是远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某些官方协会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
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
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我们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没有像他们那么故意。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正是当年的造反派，那只能说明这些老者比自己的年轻时代更不可原谅了。
这种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往往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法制。
近两年，大陆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损”和“恶性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文化，当它以自己的身份争取尊严的时候，一点儿不比政治、经济、科学简单。文化又大又难，在文化上即使终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多。因此，进去的人流总是浩浩荡荡，出来的成果总是寥寥无几。这种情景，与科技领域完全不同。
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文化，谁也逃不开文化。那就不要逃，主动投入吧。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创造，就像我们的祖先刻第一块玉，烧第一炉窑。尤其是年轻人，应该立即命令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文化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文化享受者。
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更多年轻一代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年轻一代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摘自3月11日《解放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