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选取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海归作为案例，用跨国主义的框架来研究国际移民的跨国联系。从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作为特殊的国际移民，海归和留学的国家有着各种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跨国联系。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2006年组织的对日本回国留学生的调查，我们发现留日海归与日本存在多方面经济与文化的跨国联系。这些联系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包括在对方国家的时间、年龄、回国年份和职称等个人因素，从而支持了“线性跨国主义”和“资源依赖型跨国主义”的假设。
关键词：国际移民 海归 跨国联系 日本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5－0067－74
引言
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认为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存在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不仅改变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国际体系。“复合相互依赖”的一个特征就是国际社会内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大大加强了多渠道的跨国联系，个人、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各级政府组织甚至国际组织都参与到了多渠道的跨国联系中来。在这些纷纭复杂的跨国联系中，国际移民的跨国联系又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移民跨国联系的重要性来自于现实，当今国际移民的数量、范围和深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根据联合国的估计，2005年大约有1.9亿的国际移民，比十年前多了2600万人。大量的国际人口迁移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移民政策差异的结果。因此，有学者认为新的世纪是一个移民的世纪。20和21世纪“移民的国家”的出现，正好和18和19世纪的“贸易的国家”相对应。因此，国际移民业已成为全球化的中心问题之一，关于移民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面对复杂的国际移民现象，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对移民的观点已经不能够适用于国际间更加具有流动性的跨国移民。为此，持跨国主义观点的学者提出了“移民的跨国主义”这个概念来形容移民“维持、建立并且强化和母国的多重联系。”这个概念之下，国际移民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纽带并且创造了跨国政治的空间，并对移民接受国和输出国的政治都产生了影响。例如，侨民与故土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得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越来越难；一国的政治选举本来是国内政治的范围，但是海外侨民的参加却有潜在改变平衡的可能；侨民组织和故土政党的结盟使得国内政治变得更加国际化。
现有的关于移民的跨国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美国历史上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向美国迁移。因此移民的跨国主义及其影响在美国研究得最为充分。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是传统的民族国家，与近代历史上形成的移民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完全不同。但是中国并没有置身在全世界的移民浪潮之外，近代历史上中国有大量的人口移民到北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国际移民也源源不断的流向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现在，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大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在国际移民的大潮中，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伊始到2009年，大约有13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只有30万余人回国。面对大量的跨国人口流动，现有对中国国际移民的跨国联系研究还很少，而对中国回国的人口流动研究更加少。
因此，本文试图用跨国主义的框架来研究国际移民的跨国联系，选取的案例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海归。海归也属于国际人口的流动，根据联合国的分类，国际移民定义为“任何人改变通常居住的国家”。短期的休假、访问、就医、商务或者宗教活动一般不改变通常的居住地，因此不认为是移民。相反的，求学和就业改变了通常的居住地，因此也被认为是国际移民的一种。但是，海归也是非常特殊的移民形式：首先离开本国去国外求学和工作，然后返回原来国家就业，是一种特殊的返回迁移(return migtaation)。
在政治学的视角下，海归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桥梁。海归从国外回到母国，又在国内发挥影响，这一过程也是国际政治对国内的影响。同样的，海归在本国，其跨国联系又对两国的双边关系产生影响。根据我们的研究，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留日海归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技术和财富。留日海归的跨国联系中很大一部分是技术转移――将日本的先进技术转移到中国，这点发现也符合以往移民研究的结论。同时，两国民间的相互交流，也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减少冲突和对抗。从这个角度来说，又符合民间外交的理论。教育交流作为公众外交的一部分，对双边关系有两方面的促进作用，既增加两国间公众的相互了解和欣赏对方国家，也可以改变留学生的行为。
本文也希望对跨国主义的研究做出贡献。现有的对跨国主义的批评认为跨国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研究，通常会扩大现象的维度。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跨国联系，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研究相对还很少。但是，移民并不局限与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人口流动。所以，现有的研究对跨国主义的代表性还很不够。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跨国主义定量的研究还很缺乏，大部分研究是定性研究。因此，对跨国主义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国家和区域的定量研究来充实和发展。为了弥补跨国主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通过跨国主义的视角，从个人的实证层面分析留日海归的跨国联系，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单位也符合跨国主义学者的建议。
本文主要想回答的问题是，海归回国之后，是如何在民间与海外国家进行交流和往来，包括交流的形式和原因。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是对跨国主义和国际移民研究做简单的文献回顾，以及对本次社会调查的方法作简要的介绍；然后是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一、国际移民与跨国联系
国际移民的跨国联系是多样的，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联系。瓜尼佐(Luis E-Guarnizo)，波茨(Aleiandro Portes)和兰多尔特(Patricia Landolt)三位学者对跨国联系的形式进行了分类总结。根据他们的分类：经济上的联系包括跨国的贸易、劳动力转移和外资企业；政治上的联系包括移民建立的组织、双重国籍的认可、双方国家的海外领事与移民互动；社会文化的交往包括体育比赛，音乐艺术等文化艺术体育活动。这些跨国的联系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文化扩散和国际关系发展的结果。因此，海归作为特殊的国际移民，回国之后也会从事各类跨国联系。对于海归来说，跨国的留学经历提升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回国之后，海归利用在国外获得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国外保持着各种的跨国联系，从而成为双边交流的纽带。
这样的分类有多方面的好处：首先，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分类可以为实证研究跨国关系提供有效的指导。其次，从跨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分类也符合瓜尼佐提出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跨国主义二分法。“自下而上”的跨国主义联系方式包括个人的、从草根形式开始的是基层的跨国主义联系；而“自上而下”的跨国主义形式包括的是国家和大型 跨国企业的跨国联系，是高制度化的联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个人层面的跨国联系。
在国际移民中的跨国联系是可以被广泛观察到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谁在进行跨国联系?对于跨国联系的假设有三种：第一种假设认为跨国联系只是简单的海外移民与故乡家庭、亲戚和朋友的联系，移民进行这些跨国联系只是为了在国外和家乡维持社会联系，这种解释又被称为“线性的跨国主义”(linear Transnationalism)。第二种假设认为移民只有在经济上成功之后才能进行跨国的联系。因为无论是侨民对家乡的投资和慈善活动，都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因此，这样的跨国联系是“资源依赖型的跨国联系”(resource-dependent transnationalism)。第三种假设认为海外移民与故乡的联系是对海外经历的“反动”，因为移民对海外生活不满意，因此他们将资源投放到故乡中。因此，这种跨国主义又被称为“反应型跨国主义”。按照这种解释，移民在海外对自己的工作或者社会地位不满意，也是他们在海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又或者是对海外社会的负面看法。相反的，他们在故乡的社会地位却高于在海外的待遇，因此他们尽量与故乡保持联系。可以看出，这些假设将移民在海外的融合和跨国联系结合在了一起，实证研究也发现这三者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第一项线性假设而言，在海外的融合并不会削弱跨国交往。第二种假设说明移民在海外经济上的成功，因为只有经济上成功的人才会进行跨国联系。相反的，第三种的假设则说明移民在海外受到歧视或者不公正的待遇。
同时，研究也发现对于归国的跨国移民来说，这样的三种假设则都需要进行重新检验。首先，因为回国的海归只是因为学习或者工作居住在国外，大部分人的家庭和亲戚都已经在国内，因此，线性联系主要集中在师生朋友之间。根据跨国联系的线性解释，我们可以假设在国外居住的时间越长，与国外的跨国联系越频繁(假设一)。这样假设的逻辑是在国外居住的时间可以大致的测量在海外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越是在海外居住的时间长，在海外的师生朋友也越多，因此回国之后保持联系的频率也会越大。而根据“资源依赖型的跨国联系”的解释，跨国联系应该在成功人士中间最频繁。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回国后职称越高，则与国外的跨国联系更加密切(假设二)。对于海归而言，第三种的解释不适用：因为中国才是他们的故乡。海归回国后，一般都成为社会的精英，并且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高于在海外的待遇，这样第三种解释就不符合海归的特点。因此，对于海归的跨国联系，主要需要检验假设一和假设二。
二、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采用社会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2006年组织了对日本回国留学生的调查。留学服务中心首先联系了参加认证的6806的留日海归，并且联系了其中的3003人。然后留学服务中心发送了2940份问卷并且最后回收到1381份问卷，问卷的回复率为46％。当然，这样的调查方式并不完善。首先，学历认证并不是强制性的，有很多在外资或者私企就业的留日海归没有去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学历认证。还有一些在日本的研修生半工半读，没有拿到学位，因此也无法进行学历认证。此外，学历认证的系统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因此在此之前的海归没有包括在内。为了增加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同时也在南京、广州和大连进行了访谈。
三、留日海归的特征
在对海归的跨国交往进行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从性别上看，在我们的调查回复者中，41％的是女性。从工作单位看，一半在企业，另一半在大学工作。从回国时间上看，2004年以后是回国的高峰期，并且一直在增加，而只有不到8％的人在2000年以前回国。这样的数量和教育部公布的海归回国的趋势是一致的，即在2004年以后是海归回国的高峰期。
从学位上看，38％(521人)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40％的(562人)在日本获得硕士学位，19％(211人)获得本科学位。学习商业管理和工程技术的占了大部分。学习的专业和学历密切相关(p＜0.001)，医学、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占了博士学位的大部分，而本科学历则集中在商业和管理。
从专业上看，有13％的人拥有医学学位。医学学位比例比较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不能在日本的医院里作为医生工作，所以大部分人回国。最大的比例是学习管理和经济的(24％)，以及工程和应用科学(20％)。此外，12.5％的受访者学习社会科学，11％的学习人文和艺术，11％的学习自然科学，5％的学习法律。专业学习的领域和学位高度相关。
从语言能力来说，69％的人认为自己日语流利，另外21％的人认为自己的日语“良好”。只有大约3％的人认为自己日语一般或者不懂。同时，分别由18％和25％的人认为自己英语流利或者良好。这样的结果说明，15％以上的人三门语言(日语，英语，汉语)流利。
从年龄角度看，留日海归的年龄层分布主要集中在30－39岁阶段(平均年龄=36)。海归的年龄和学位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求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因此留日海归的年龄段普遍不年轻。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的学历和年龄有显著的差异(p＜.05)。同时，大约有74％的人出国前就有过全职的工作经历，大概有35％的人在日本毕业之后有过全职的工作经历，然后回国。
从就读的资金来源来看，极少部分(2％)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日本提供了大部分的奖学金(31％)。从出国的形式来看，14％的是有公派出国留学，其他的则是因私出国。这和来自日本的数据一致，大部分留学生依靠自费去日本留学。
我们同时统计了在留学服务中心登记的留日海归的地域分布。结果显示留日海归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分别占了29％和17％。第三位的是辽宁省(548)，包括沈阳(189)和大连(265)。留日海归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和已有的发现一致，但同时，留日海归也显示了其地缘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北方，特别是日资企业集中的城市。
上述的分析主要是简单描述了留日海归的概况。总体上留日的海归呈现高学历，年轻化的特点，并且集中于沿海的大城市。当然，居住在沿海大城市也有利于海归与日本的联系。下面的分析主要讨论留日海归的跨国联系――与日本的联系。
四、与日本的跨国联系
为了分析留日海归与日本的跨国联系，我们首先要分析联系的方式。前面的文献回顾中提到联系的方式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三方面。本文只探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联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学术上的联系和经济上的联系分开。对于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工作者，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系列关于和日本交流的题目，然后将每个问题的得分加在一起，获得一个关于与日本联系的数值。对于在企业工作的受访者，我们设计了关于技术转移的问题来研究企业与日本的跨国联系。
表1示的是在学术界中与日本跨国联系的频率。参加日本的学会和在日本发表论文是最常见的与日本联系形式。大约有58％以上的在学术界工作的受访者参加过1个以上的日本学 术团体，32％的人在日本发表过4篇以上的文章。相反的，在日本给日本人授课的频率最少，大约有82％的在学术界工作的受访者从来也没参加过这项跨国联系。与日本学者合作编辑著作的比例也很低，74％的在学术界工作的人从来也没参加过这些跨国联系。这两项联系的比例偏低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留日海归的专业主要集中是在工程、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给日本人授课的机会并不多，而合作研究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其次，与日本人授课需要流利的日语，而这样的个人在留日海归中比例还很小。同样的，和日本学者编辑著作需要比较高的学术地位，在日本有广泛的学术网络，而这样的个人在我们的受访者中比例很低。特别是对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来说，编辑著作是学术成就被广泛认可之后才会进行的学术活动。所以，这两项跨国联系的频率在学术界的海归中比例比较低。相反的，参加日本的学术团体和发表论文的门槛不高，年轻的海归同样有机会参与到这些跨国联系中来。
按照我们的记分方法，学术界中与日本的联系分值最高的是33，最低的是0，平均为6.9。根据直方图的分析，与日本的联系呈现u型的分布。大约有12％的人从来不与日本联系，而大约有25％的人有10分以上的联系。如何解释联系的差异?根据本文先前的假设，我们进行了最简单地回归分析。表2显示的是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自变量是我们假设会影响交流的因素，包括职位、回国时间以及一系列个人社会经济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的因变量是交流的分值。根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和年龄，语言能力，职称高低，回国的时间以及专业有关。
可以看出职称的高低有显著的影响，这与之前在美国的研究相一致：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中，职称越高的学者与中国的联系也越多。这里的回归分析也显示，高职称的海归(正教授)与日本的联系更多。这样的结论符合假设二，即“资源依赖型的跨国联系”。高职称的海归通常更具有资源，能够进行多方面的跨国联系。
模型中在日本居留的时间也是重要的变量。这样的结论符合假设一，即“线性的跨国主义”。一般来说，在对方国家居住的越久，融入该社会的程度也越深。这样的结果首先是个人社会资本的提升，即与当地人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会进一步的构建。回国之后，这些社会资本仍然可以为海归本人所用，作为跨国联系的基础。其次，海归在日本通常是学习课程。这样在日本的时间越久，说明得到的人力资本也越多，日语也越熟练。回国之后，这些人力资本也有助于本人回国以后与日本保持联系。
回国的年份因素在模型中也明显。这说明和个人回国之后，与日本联系是一个逐渐减少的趋势。这和在日本居住时间是一样的道理。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融入中国的社会，构建中国本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这样与日本的联系也相应的减少。
我们同时也设计了为何与日本合作的问题。其中两个选项“我想得到日本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我想得到日本的研究技术”占了最大比例。25％的人选择了前一项，而11.8％的人选择了后一项。所以，从日本回国的海归仍然关注着在日本的研究与技术。
在学术界，留日海归与日本进行文化和学术上的跨国联系，在经济上，从日本回来的海归也成为了公司的雇员和企业主。这些海归同样广泛地与日本进行跨国联系。总体上看，商业和经济上的联系包括资金和技术的交流。而在这些联系中，来自日本的海归充分利用了在日本的网络。他们回国之后，又充分利用这些网络在中日之间进行跨国的交流。我们的研究发现，留日海归带来了资金和技术。
在加拿大、美国和日本，有大量的海外华人把海外的资金投入中国。在我们的访谈中，从日本回国的海归也将其在日本筹集到的资金投资于中国。在大连和南京，留日海归开办了软件公司，进行日本公司软件外包服务。同样在南京，日本回国的海归将在日本筹集的资金开办了电子公司。电子公司的技术和原材料从日本引进，产品销售给在中国的日资企业。
在与日本的联系中，除了资金，还有技术的引进。前面学术界中学者与日本的合作即是技术转移的方式。对于经济联系来说，在企业界工作的海归也参与了技术转移的过程。在企业界，大约有5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公司从日本引进了技术。其中25％的人认为他们引进了最新的国际技术，52％的人认为他们公司的技术不是世界最新的，但是对中国来说是新的。
哪些专业最容易进行技术转移?根据我们进行的列联表分析，不同专业之间技术转移存在显著的差异(皮尔森卡方检验=14.053，p＜.05)。工商管理和应用科学专业的海归最容易在中日之间进行技术转移。首先，这两个专业海归受雇的公司中，大约有一半引进了日本的技术和方法。而受访者受雇的公司中，平均只有19％的公司引进了日本的技术和方法。当然，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访者大部分受雇于日本的独资或者合资企业，引进日本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是必然的。
结语
以跨国主义为理论基础看国际移民是移民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以留日海归为例，用跨国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海归的跨国联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海归，作为特殊的国际移民，和留学的国家有着各种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跨国联系。这些联系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包括在对方国家的时间、年龄、回国年份和职称等个人的因素。
从跨国关系的角度看，来自民间的跨国联系对双方都有益。对于中国来说，海归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跨国联系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更新。对于日本来说，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也促进了日本本土经济发展。双边的学术和技术合作也促进了日本技术的进步。最后，跨国交流促进了民间对日本的亲和感，有利于双边关系和睦发展。
跨国主义的学者认为跨国联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的界限。但是实际上，国家仍然是跨国联系的主导者。国家可以控制边界的人口流人和流出，海归的出国、回国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既包括出入境的管制的措施，也包括支持出国留学和鼓励回国的政策。此外，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回国的海归都受到本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当下的中日关系存在危机。中日之间一系列政治、安全的问题不断破坏着双边关系。教科书事件、慰安妇补偿事件、东海领土争议等都影响着中日关系。而在另一方面，中日之间在经济利益上也存在着巨大的互补和合作。200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本文认为，在双边关系上，如果能有更多的教育和文化交流，中日民间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