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冷战时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分裂的局面似乎并不比冷战时期有多大的改观。尽管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但地区总体政治与安全合作则停滞不前，甚至经常出现严重的冲突事件。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来看，东北亚的这种政治经济生态特征源于相关国家对该地区权力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战略回应。政治意愿的疏离或相悖，经济利益联系增多必然导致的竞争，催生出东北亚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政冷经热”，人们所期待的东亚一体化乃至“东亚共同体”仍是一个美好的憧憬。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除非东北亚地区和区域外大国领导人真正拥有全新的战略思维，以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来应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东北亚权力结构变迁，否则别无出路。
关键词：东北亚 政治经济生态 结构性权力 权力变迁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5－0052－59
追求权力是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体的基本诉求之一，因为权力不仅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反应，而且也是“理解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核心与关键”。传统的联系性权力观即现实主义权力理念，其对权力的理解是指通过使用强制性手段迫使别人遵从自己意愿的能力，用汉斯?摩根索的话说，“所谓权力，是人对他人思维和行为的控制”。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则通过多领域权力的合力“于无声处”中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影响。当今东北亚的政治经济生态正是如此。
一、权力的结构性特征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是“高级政治”主导国际关系的时代，追逐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和对外基本行为的依据。而对权力大小的衡量则主要是由军事力量的强弱来决定。传统的，尤其是以现实主义的要义看，权力的内涵就是强制力，即一国运用军事干预、威慑或经济制裁等力量手段迫使别人认同、尊重甚至服从自己偏好、意愿的能力。然而，权力的行使是否只有这一种逻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以政治、军事战略为中心的“高级政治”和以经济、文化等为中心的“低级政治”对于国家、地区和世界影响力的大小，已变得很难区分。军事力量尽管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但其作用大不如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经济与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经济上的繁荣与否问题便转换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与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就对传统的权力理念提出了质疑，它在继承和反思现实主义权力理念的基础上，指出权力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和权力行使的多层次性，使得权力具有了领域性。
结构性权力是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是在研究财富、秩序、公平和自由的各种组合模式问题时创造的一个新概念。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反映了权力在构建国内或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结构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权力在构建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如何。按照斯特兰奇的说法，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中活动”，“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因此，它并不像传统的联系性权力那样使用强迫力量来迫使别人遵从自己的意愿，而是一种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秩序的能力。从拥有结构性权力的行为体来看，最为典型的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前者凭借强大的经济、金融、生产和知识以及军事实力构建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后者同样运用相同的结构性权力构建了以其为主导的霸权性世界秩序。
既然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间关系框架的权力，那么它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它产生的基础是什么，掌握结构性权力的行为体又是如何使用权力建构与塑造国家间关系呢?从本质上说，权力是主体间性的，是个人、组织、社会、国家等行为体间的一种相互关系状态和地位，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权力的内涵与结构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自近代至二战期间，人们更看重权力的强迫性，也就是强调权力的安全、军事、经济和外交制裁等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相互依存时代的国际关系特征使得传统的实力概念在某些问题上失去了准确性，权力在某些问题上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更多的体现一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所属领域是否具有优势，即“领域权力”问题。例如，国土极度狭小的新加坡，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优势也没有强大的军事优势，但其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却明显超过了一些看上去资源丰富和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在经济和国家管理体制方面拥有较大优势。
当今，再简单强调权力的强迫性显然已落后于时代，因为权力的功效已经发生转移，不再仅仅体现在强制性上。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理论恰恰诠释了这种权力理念的转换。她认为，结构性权力不像传统的联系性权力那样的“简单”和构成要素具有单一性，而具有多维的特点，即它“不是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相联系的结构中。”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能控制人们安全的人那里，存在于能够决定和支配商品和劳务生产方式的人那里，存在于能够控制信贷供应和分配的人那里，也存在于掌握知识、能够全部或局部地限制或决定获得知识的条件的那些人手里。这四种权力构成要素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拥有结构性权力的能力。就像一个棱锥体一样，每个面都与其余三个面接触，并且依靠它们才能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面都不会始终或必然地比其余三个面更重要，每一个面都受到其余三个面的支持、参与和阻碍，但在这四个权力维度中，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垄断暴力组织的)国家，其作用是不平衡的，虽然在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生产、金融和知识领域的作用却有所下降。由此可见，结构性权力就其整体性而言是相互依存、共同作用，而就其互动性而言，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所以，结构性权力的多层次性和多领域性决定了权力的发挥不仅仅只体现在强制性层次，除了部分来自强制力量外，还部分地来自思想、部分地来自财富与控制技术和市场的能力等。代表一个国家权力使用的对外政策选择行为也不仅是被迫无奈选择的结果，因为“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决定是在强制力量没有发挥全部作用――虽然在进行选择时发挥了部分的作用――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权力来源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结构性权力更强调的是权力“软”的性质和功用，“不大看得出来的”权力拥有者能够扩大或缩小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但又无需明显直接施加压力。
二、东北亚区域权力结构的变迁
冷战结束以来，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尤其是当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几乎成为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乃至区域一体化的典范。这种区域合作的热潮不仅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地区秩序的调整，同时也不可必免 地塑造和改变着区域权力的结构性调整及运行模式。
长期以来，东北亚区域权力基本上是在以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权力框架下运行的，即该地区的政治、安全环境状况决定了安全成为权力运行的主要内容，而结构性权力中的其它三个要素对权力的运行则显得并不明显，由此也建构了东北亚区域国家间不正常的关系状态。众所周知，二战后，东北亚成为东西方冷战的重要场所，一条38度线见证了冷战在东北亚的展开和延续。东北亚区域被压缩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的世界体系之中，直接受制于美苏全球战略需要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影响。为了构筑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防线，美国采取了与西欧整体战略不同的措施，先后与日、韩等国签订一系列双边军事条约，建立了一种“轴心―轮辐式”联盟结构，使自己成为东亚的核心和该地区大国关系的主要媒介。而冷战结束后，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反而因冷战的结束而进一步恶化，朝鲜不仅政治上损失了传统社会主义大国前苏联的支持，经济上也因各种因素导致持续恶化，不得不单独面对不断强化的“南方三角”持续而强大的安全压力，不安全感甚重，最终导致朝韩两国在38度线两侧陈兵百万，成为世界上兵力最密集的地区。朝鲜的“核武”化更给地区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显示出传统安全思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建构。事实上，在政治和军事安全层面，冷战遗产导致的冷战式“阵营”模式和军事对抗思维一直主导着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例如，在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后，美国、日本和韩国不问青红皂白一味谴责朝鲜、向朝鲜施压和围堵，进行频繁军事演习，向朝鲜示威。2010年11月“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维持坚固的战略同盟关系和应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戒备态势。而在同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美国迅速表达了冷战时期构筑起的美日同盟、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的立场和履行对盟国的防卫责任。
由此可见，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生态一直以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为主题。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该地区仍有可能会从“洛克式文化状态”回落到“霍布斯文化状态”中。难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称，“亚洲各国一面在诸多经济问题上开展合作，一面又把对方视做竞争对手。它们不大可能会兵戎相见，但也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亚州的国际体制因此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而不像是21世纪的北大西洋地区”。这显示出主权制度和安全关系仍然是调整东北亚乃至亚洲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自冷战以来形成的政治生态塑造着区域权力运行模式，以安全为主要内容，以军事威胁或使用武力为主要手段，解决地区问题的模式至今没有太大的改观。由此，结构性权力中的安全要素成为东北亚地区权力运行的核心，并主导着该地区国际关系的运行。
尽管东北亚区域的权力结构中安全特性十分明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生产、金融、市场、知识等对权力的塑造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也就是说结构性权力中，除安全以外的其它构成要素对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冷战结束以来的东亚安全之所以未能出现实质性发展，是因为东亚无法形成区域性的安全制度，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吸纳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尚未决定性抑制权力政治所导致的对立，但至少完全从传统的权力政治角度透析东亚安全问题已经过时。借鉴奈的观点，如果说现在的东北亚权力结构仅仅体现在安全要素上，可能也不够客观。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缓和，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不再面临直接的军事威胁，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国际角逐的中心逐渐由军备竞赛转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从苏联解体，德国、日本的经济成功中吸取经验教训，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从战略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经济安全和经济外交。可以说，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从上世纪60年代库珀提出发展到今天，其程度愈益明显。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权力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合适的国际环境条件。结构性权力中的非安全因素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增强，成为影响国家间权力关系的重要变量。经济福利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狭隘的国家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目标，经济合作与增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间传统的有关领土、相对收益以及国际均势方面的权势斗争。
在近年来的区域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东北亚见证了该地区权力结构调整所具备的客观条件基础。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促进了地区的权力结构调整。一个是该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和地区经济合作都呈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东北亚政治经济分裂的局面被打破，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在各国寻求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区域合作逐步展开与扩大，特别是双边经贸合作与投资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中、日、韩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加深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俄将组建自由贸易区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的对外战略，加速探讨建立符合各自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自由贸易区(FTA)，中韩FTA、中日韩FTA成为相关国家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另外，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为契机，中日韩开始了独立于其他多边会议的三国领导人峰会，强调要加强三国的伙伴关系并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积极推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努力维护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积极合作落实与东盟的储备基金合作的“清迈倡议”等。以经济合作和增长为动力，以地区整合为目标的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主义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已成为越来越多的相关国家对外政策议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成为推动地区权力结构调整的根本因素。
另一个促进东北亚权力结构调整的现实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迅速增强。2010年，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近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长期以来保持贸易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0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同时外汇储备也急剧增长，2011年初已达3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地位。中国所具有的庞大的金融能力和巨大的潜在市场，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各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其经济影响力正在不断凸显。“G2”概念出现，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认同。在东北亚，日本自己也承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复苏与增长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庞大市场。日本前首相小泉就曾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个好机会，现在正在变为现实。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征兆，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早在2007年，中国就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对象国。
地区体系同国际体系一样，本质上是物质力量的分配，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大国拥有 物质力量大小的结果，大国物质力量的变化决定了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而物质力量的大小有赖于经济实力为基础。按照基欧汉和奈提出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经济上的依赖使得国际关系出现了多渠道、问题等级的消失和外交多元化、军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等特点。在权力非安全化的今天，在以经济、生产、金融、知识为主要要素塑造权力的当今时代，身处美国在东亚塑造的“轴心一轮辐式”体系之外的中国，伴随着经济崛起和影响力增强，不仅政治、军事上依旧是布热津斯基所称的地缘战略棋手，而且也愈来愈成为世界经济大棋局中的一个重要棋手角色。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以美国为首的东北亚战略安全权力结构和以日本为主导的地区经济权力结构形成巨大冲击。
三、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的权力结构逻辑
正如权力转移理论所揭示的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与崛起的大国会产生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冲突和不确定性一样，区域权力结构的调整也必然带来区域内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国家行为的变化。东北亚区域相关国家不甘心、也不情愿由于经济领域权力的削弱而放弃曾经的权力辉煌，试图以强化安全保障为由，发挥国家在安全领域权力的决定性作用以达到增强结构性权力的目的，从而维护其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
在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地区中，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程与欧洲的一体化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虽然经济合作进行如火如荼，甚至有迈向一体化的趋势，但在政治和军事安全层面却问题不断，甚至对立。特别是日、韩两国一直被整合在美国的安全构架之内，与中国、朝鲜和俄罗斯成犄角之势。后冷战时代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生态，既表现为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经济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进程特性，但又明显地呈现出冷战时期的政治思维与安全环境特征。也就是说，东北亚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没有导致新功能主义所称之为的“外溢效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区域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相互依赖的扩大并没有能够实质性地改变东亚安全的结构特征，反而至少产生了两个消极的作用，即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大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变，相反，由于受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对国家力量发展的“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影响，中美以及中日关系中的战略性相互戒备因素在不断上升。同时，经济依赖的扩大，产生了在区域经济内部新的竞争关系。事实上，尽管东亚各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合作与保障，但是，由于东北亚地区遗留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民族感情问题、区外大国干扰等因素的作用，致使结构性权力因素中的安全因素发生了主导性作用，从而导致东北亚国家间政治意愿相悖，而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性所导致的经济作用的增强，却又推动了东北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发展，最终催生出一种东北亚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政冷经热。但是也必须看到，密切的经济联系也必然导致新的竞争因素添加，加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安全因素所导致的政治意愿疏离，必将成为东北亚各国实质性合作发展的制约因素。
可见，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看，东北亚地区此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生态，不仅源于该地区现实、历史、情感以及具体问题所引发的政治效果的外在表现，从更深层次上看，是南于传统主导国家因经济权力相对下降造成国家结构性权力衰落而引起的国家政治行为的反应。为此，传统主导国家不得不通过强化政治、安全权力的因素来弥补日益衰落的结构性权力，最终达到继续掌控地区主导权的目的。因此，东北亚这种特殊的“政冷经热”分裂性政治经济生态，既是残酷客观现实的反应(冷战思维在东北亚地区存续的结果)，更是结构性权力特性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的分裂性首先源于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其结构性权力即主导权的结果。冷战时期，美国与东北亚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塑造了“轴心一轮辐式”的安全体系，日韩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两大基石。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更多地体现在安全方面，即防止该地区出现一个能够对其东亚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强国，保持和增强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确保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均衡，甚至要“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以实现美国主导下的东北亚和平与战略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在东北亚的结构性权力是以提供安全为基础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就是最好的佐证。但是，随着近年来权力的非安全化特性深化，美国在东北亚的结构性权力有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其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随着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同盟有再次“漂移”的征兆，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战略关切。在东北亚一体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合作和中国日益崛起的背景下，美国担心由美日、美韩同盟所确立的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将越来越下降。如果日本和韩国都被绑在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一体化的地区战略的框架内，那就意味着美国在东亚的结构性权力和安全架构面临被推翻的可能，这与美国的东亚战略和全球战略完全相悖，对于美国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而日本前首相鸠山的“疏美亲亚”外交理念的提出和因搬迁美国驻冲绳军事基地引发的纠纷给美国发出了预警信号。
因此，美国为防止其在东北亚的结构性权力被边缘化，不断利用中日矛盾、俄日矛盾、朝韩矛盾来强化结构性权力中的安全因素，以期继续握有主导权。例如，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后，为了显示美国在东北亚的主导作用和对盟国的责任，美国强硬地表示，“我们全都同意，朝鲜的挑衅和好战行为，破坏了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要韩国人民知道，我们和你们肩并肩站在一起，我们将致力于保护你们”。之后，美国主导和参与的东北亚一系列军演既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具体步骤，也是美国在经济能力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在政治、安全上实施美国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手段。在美国看来，美国的地区政治和军事力量优势被认为是东亚秩序得到良好运转和稳定的关键，必须为东北亚安全继续承担起美国应负的义务和责任。这不仅是对盟国的承诺，也是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得以实施的信誉保证。
造成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源于日本对该区域权力结构变迁产生的威胁感。自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东北亚地区的强国，尤其是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立国的战略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借助“脱亚入欧”战略成功地挤入大国的行列，成为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在心理上也早已习惯于当亚洲“领袖”。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加速崛起并自然导致经济权势增大，从而使得东北亚历史上首次出现两强并立局面。由于诸多安全问题的存在和政治意愿共识和互信的缺失，导致日本对这种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变迁形成了中国经济权力增加进而带来的总体结构性权力增长可能导致日本受到安全威胁的假设。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地区权力结构的变迁成为日本调整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日本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战略，努力在构建地区安全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增强和在美日同盟关系中自主性的增加，日美同盟的干涉性指向越来越强， 整个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其主要关注对象。2010年12月17日，日本民主党政府正式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依旧从政治和军事安全因素出发，明确指出“维持与拥有共同基本价值观的超级大国美国间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同盟关系，过去是将来也是确保我国和平与安全的必要和不可或缺的”。因为，作为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除了认为朝鲜是造成日本安全形势“吃紧的不稳定因素”外，更多地强调中国的军事发展，周边海域活动的“频繁”、“扩大”和“透明性不足”等正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值得关注的事项”。而日本防卫研究所出版的《东亚战略概观?2011》中，更是认为国力增强的中国在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正“从协作走向强硬”。
第二，日本在谋求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主导权的同时，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方面却是采取拖延战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中日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双边经贸关系在双方的对外经贸关系和国内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政府和企业界也深知中日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并且也为此启动了中日两国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战略互惠关系有所发展。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而滋生出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却长期影响着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和外交政策，其中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日本的FTA战略。
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区域经济合作开始收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对东亚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景下，日本加快了对外FTA／EPA的步伐。继2002年1月同新加坡签署其首个双边FTA以来，日本对外商签FTA／EPA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09年初，日本同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东盟整体以及菲律宾的双边EPA已经生效，与越南、瑞士的双边EPA已达成大致协议，与海湾合作理事会、韩国、印度及澳大利亚的双边EPA正在谈判中。尽管中国符合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有关文件和研究报告所设定的关于EPA谈判对象国选择基准，也尽管日本的区域一体化计划明确提出了缔约对象国以东亚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但是作为东亚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却不在日本展开的EPA谈判的对象范围内。所以，不管是FTA战略还是日本提出的以“10+6”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无不显示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的担忧，有意采取了回避、疏远、排斥甚至是围堵中国的策略。这也许是日本除了从安全战略上制衡中国外，再从经济上企图联合东北亚区域外国家共同抵制中国日益扩展的影响，尽量减缓由于中国经济力量的迅速崛起对地区权力结构的冲击，进而减缓对日本经济优势的冲击。
结语
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从结构性权力的多元性和权力行使的多层次性特性看，它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在东北亚地区由于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和地区经济合作的加深，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因素导致传统主导国日本经济权力逐渐削弱，致使其希冀通过安全因素的强化来获得更多的政治、安全权力，以弥补其经济权力的流失，达到权力结构的总体平衡甚至优势，继续成为地区的领导者。而政治意愿的疏离或相悖，经济利益联系增多必然导致的竞争，催生出东北亚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政冷经热”。东北亚的这种特殊的分裂性政治经济生态，既源于区域外大国美国在东亚地区维护其结构性权力的结果，也源于传统经济主导国日本对区域权力结构变迁产生的威胁感。这种权力结构逻辑，既有冷战思维在东北亚地区存续的因素，更是结构性权力特性所决定的。东北亚地区以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为主导的权力结构意识，必将导致“政冷经热”这一分裂式的政治经济生态怪圈的继续，人们所期待的东亚一体化乃至“东亚共同体”仍只是一个美好的憧憬。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除非东北亚地区和区域外大国领导人真正拥有全新的战略思维，以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来应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东北亚权力结构变迁，否则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