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以后，我不曾认真回忆这段往事，因为我害怕面对自己。我无法判断我带给孩子们的一切究竟是好是坏，就像我刚到那儿的时候一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学到了很多。所以，我跟自己说，你会再回去的，等你明白一切道理，有资格做他们老师的时候。
我没有热心鼓励过任何一个想去支教的理想青年，相反，我想给他们泼一盆冷水。
我走的那天，亚丁是个大晴天，我跟孩子们一同在学校操场上合影。我很自私，希望可以由这些影像永远拥有他们。但我没能捕捉到我最喜爱的孩子――格刀，他没有出来，在教室里站着，靠着彩色的门框，扭扭捏捏地偷看。我笑着向他挥手，他反而躲进了教室。直到带我回家的旅游大巴关上车门，他才走到教室门口。我哭肿了眼睛，泪水模糊中看不清他的表情。我只知道，他在埋怨我，他以拒绝送我表示抗议。宁忠从地上爬起来了，满身是土，她已经抓不住我的脚，她能继续的就是嚎啕大哭。汽车慢慢驶离学校，我还呆站在车门口。看这群伤心欲绝的孩子渐渐消失在沾满泥浆的玻璃后面，心脏就像被人拧了一样。
我痛哭，从亚丁到成都，整整三天，哭到精疲力竭，再也没有眼泪。难以想象我的那群孩子会怎样。他们肯定会忘记这一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但是我的离开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呢?我不知道。他们还不能正确地理解聚散终有时，他们需要时间去接受一个人，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接受他的离开。一想到有的孩子将我的离去归结为自己表现不好，我就一阵难受。所以，回城以后，我没有热心鼓励过任何一个想去支教的理想青年。相反，我给每一个人泼冷水，告诉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我告诉他们应该取得所有人的支持以保证自己情绪的稳定，不在受挫时迁怒孩子。让他们放弃短期支教的想法，做好至少一年的准备，减少来来去去对孩子的伤害。如果他们依然坚持，我会说，是的，无论怎样，你都会得到很多，但假如你真的为孩子着想，你得明白支教不应该是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上课，从“抓”开始
2005年2月，那时的我还是美术学院的一个学生，我们准备离开亚丁前往写生课的第二站中旬，临行前大家争先恐后地与村里的孩子合影。村支书也在，他笑着跟我们说，“你们这么喜欢孩子，留下来教书吧。”“可以啊!”我随口回答。“随时欢迎!”村支书语气坚定，完全不像是在客气。这激起了我儿时的英雄情结，我也满腔热情地回答他：“好!”
就这样，毕业后，我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理由说服了家人，带着大家赞助的2000块钱来到了亚丁。村里人已经不记得我来过这里，只是仍旧热情地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开始理所当然地将这些热切的目光和希望工程的海报画了等号。直到有一天，孩子们都跑光了。
正式上课后不久，我的班级开始呈现一片混乱的状态。随意讲话已经算不上扰乱课堂，桑称抓癞蛤蟆去了，昂翁跳着舞上了讲台，只有扎西老师拿着树杈走过，才能给教室带来片刻宁静。那是希望工程海报上的大眼睛吗?一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但我坚持要用民主的方式教育他们，所以上课一周后的一天中午我宣布，“不想上学的今天下午可以不来了。”为了不让他们误会是放假，我又解释了几句，诸如上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应该好好思考等等。我希望以不再有机会读书威胁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借此整顿一下纪律。我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威胁到的只有自己。午饭过后，教室里一片安静，时间从一点走到了两点，我目瞪口呆地望着空荡荡的教室回忆中午说过的那一席话。难道是我没表达清楚?还是学生们误会了?天啊，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扎西老师听完我的陈述后一拍大腿只发了一个感叹的音，还没解释就让我上了他的摩托车。“怎么?”“抓孩子啊!”“抓?”他一边风驰电掣地把我带到村子，一边告诉我真实的情况。这些孩子大部分是被抓来上学的，因为没有孩子想上学，更没有家长希望孩子上学。这里的义务教育不仅是免除一切费用，每个月还会给学生家庭五元补助，即便如此，也有许多孩子留在了家里，他们最多会把管不过来的送到学校。艰难交涉才领回孩子的事实证实了他的说法。
我们总共花了两天时间才让二年级的8个孩子全都回到了学校。我在后悔让孩子们回家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后山上的大眼睛
在语文、数学这两个基本学科可以顺利进行的情况下，我迅速地把音乐、美术、体育课都带给了孩子。我是上了好几天课才发现他们只有这两门课的。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两门要考试。不过我还是得到了许多其他解释：没有彩笔所以没法上美术课，没有乐器所以没法开音乐课。还好学校有一个小操场，一个篮球架，体育课偶尔能以延长课间休息的方式出现一下。其实也就是男孩儿给老师捡捡球，女孩儿在一旁晒太阳。
我让美院的朋友速速准备彩笔寄过来，然后，开始按照原本的课表上课。随着教室的窗户一个个坏掉，我们不得不按照天气随机安排课程。最冷的时候，我们上体育课，在操场上玩捉人的游戏，以奔跑抵御严寒。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室外上美术课――写生。彩笔寄到以后，他们经常画出奇怪的东西，例如一团白云中间是更小的一团蓝天，我这个美术专业毕业的老师常常以此为傲。音乐课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安排，例如他们觉得美术或体育课太多的时候，就可以集体表决要求上音乐课。他们最爱唱的是《两只老虎》，我偏教他们《蜗牛与黄鹂鸟》，他们也很开心。我们后来还有了洗衣服的劳动课、种菜为主的生活课。当我们的课程逐渐增加到7门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适应了亚丁的生活，吃青稞馍馍，用木柴生火，穿一件单薄的衣服在大雪里穿梭。
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习惯了我，甚至喜欢来学校上课。我们的上课时间是9点，通常我要等到7点半阳光照到床上才敢起床，因为夜晚屋里会结冰，起早太冷。但一个月以后，我不得不以格刀为首的那几个积极分子的起床时间为准。他们有时候6点刚过就来学校了，发现我没起就用小石头砸窗子，接着是“张雨老师”、“张雨老师”的呼叫声。等我应声爬起来，他们已经在窗户外嘲笑我。我的房间在二楼，学校背后的小山坡恰好靠着我一面窗户。我得在他们的监督下起床，然后飞速洗漱，到教室上课。后来，我们时常放学也混在一起，去山里挖虫草，到接待游客的地方下馆子。我慢慢地从外来的老师，变成了亚丁村的孩子头儿。
我们还有现代诗课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大大的风景图，然后开始不停地用尽量标准的普通话重复。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沙哑，讲到二十多遍的时候，口已经完全干了。望着那几个一脸茫然的孩子，真是脾气都没得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我宿舍翻出海子诗集，主动要求开设诗歌科目的同一拨孩子。
那天，昂翁在我的房间发现了海子诗集就偷偷拿到了教室。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歪歪扭扭抄了一段在黑板上，恰巧是我夹着书签 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争相传看这本书，并强烈要求开设一门课，讲这个我称为现代诗的东西。我至今不清楚是什么打动了他们――是同样打动我的东西，还是一些我都没有发现的东西。总之，我们每周都有一堂现代诗歌课。这些孩子个个都会背“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所以，我根本没法怪他们学不会这篇课文，学不会《咏柳》。我也不能说我们的古诗人写的没有现代诗人好，我只能说让孩子们用外语想象自己从未见过的事物太难了，我的黑板画在描绘一个他们未曾见过的事物时太不生动了。我没有虽的办法，只能再次重复，让他们用背圆周率的方法背下这些描写他们未曾见过之物的句子，以此来学习未来重要的谋生工具汉语。在上大学以前，他们可能都没有机会接触到描写自己熟悉景色的文章。看到仓央嘉措优美的诗文，我恍然想到，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是对他们有益的，那就是为他们编写一份新的教材，让他们的诗人告诉他们语言之美。我无能为力，当我离开时，我将游客们捐献的书送到了他们未来会进入的中心校。我请求学校腾出一间图书室，然后，我将网上买到的更多的藏族文学作品寄到那里。
游客到底馈赠了什么?
因为在景区里面，学校的物资相对其他地方丰富。总有游客会慷慨地留下各种东西，包括现金，再三拒绝也没有用。我也曾经是游客当中的一员，兴奋地将各种糖果、礼物留给藏区的孩子们。直到我多次带领游客给学生分发礼物，看着孩子们的举动和改变，才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行为更多的是讨好了自己，对孩子们弊大于利。
当一名女游客一定要将一盒巧克力当场分给孩子们时，学校乱了套。孩子们不顾一切地往前挤，往里冲。陌生人毫无理由的施舍扰乱了孩子们对于外界事物的正确认识，他们容易变得不愿意付出只要求得到。
有一天，我让孩子们写“我的理想”。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昂翁写着，“我的理想是去香港”。我很吃惊，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北京，却知道香港。于是，我问他，“你知道香港在哪儿吗?”他说，“不知道。”我又问，“那你为什么想去呢?”他作出为难的表情，没有回答。旁边有人说，巧克力好吃。这很符合我的猜想，香港游客最大方，留下最多、最好吃的巧克力给他们。他们并不知道香港在哪儿，也不知道香港什么样，他们眼里的香港是好吃的巧克力。后来，一对香港夫妇提出给学校一些礼物时，我请他们寄了一份香港地图。现在这张地图在昂翁的家里，我希望他的梦想从这张真实的地图开始，最终变为现实。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每个孩子小时候都有。但是大环境确实让我注意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实际上不光是孩子，包括这些不发达地区的大人。迅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同期的精神发展来支撑，与此同时，过去的信仰逐渐消失，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我这个匆匆过客并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我最多只能把参观的游客拦在外面。
亚丁村小二年级学生升中心校考试中，全班最后一名的成绩超过中心校第一名。和城市里的家长完全不同，村里的人并不为此高兴。直到两年后，现代化的建设扩展到景区内部，亚丁村村民全面接受了现代化带来的好处，包括承认教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