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国台联成立30周年，也是秋忠逝世20周年。《台声》杂志编辑邀约，请我回忆一些秋忠在全国台联担任副会长时的往事。我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这个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 1946年1月14日，秋忠生于台湾嘉义县一户农民家庭，排行第五。大哥早天，二哥是他尊敬的楷模，二哥功课很好，为了养家，早早就工作了，但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念完了大学。两个姐姐只上过小学。下面还有3个弟弟，除了最小的早天，另外两个也都念完了大学。
秋忠从小功课就很好，上中学时，家人希望他做个会计就很好了，帮他报了会计学校。可他想上大学，就自学高中的全部课程，1964年考入台湾东海大学英语系，1969年考上台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研究生。1972年他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197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念研究生时，秋忠知道祖国大陆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一件大长中国人志气的事情。此时他也对祖国大陆心之向往。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和同学们组织了“国是研究会”，经常激烈地争论。他们还组织学习阅读社会主义书籍，组织合唱团大唱革命歌曲。甚至还租了一部电台，在每个周末的黄金时间晚上7点广播，开始曲是《北风吹》，结束曲是《可爱的祖国》，宣传社会主义祖国各方面的成就。编写出版杂志《柏城青苗》，排演话剧《日出》、《将军族》：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才在美国设立了联络处。1975年，中国驻美联络处组织了进步学生回国参观。那一次秋忠回到了祖国，还参观了大寨、大庆等地。当时，国内还处在“文革”之中，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秋忠回到美国后，就和同学们讨论，大陆这么穷怎么和台湾统一昵?我们有各个专业的人才，大家都回国帮助国家赶快建设好，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在美国文科博士念八九年的并不新鲜，秋忠只用了5年就念完了。他和我说如若不是搞进步运动，他还可以提前半年。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此时国家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秋忠此时博士已经毕业。他和在美国的进步同学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秋忠因为已经读完博士，就和同学们说：“我先回去，你们完成学业再来。”于是，秋忠与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联系。吕先生马上打报告给当时社科院的院长胡乔木，语言所即通知秋忠同意他回国工作。临行前，秋忠托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回台湾告诉他的哥哥，他要回大陆工作。他哥哥非常不理解，李远哲对他哥哥说：
“两岸都是中国嘛。”
1981年，全国台联在邓大姐、廖公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廖秋忠热情高涨，马上把从台湾带出来的台湾少数民族服装捐给了台联。记得好像是1988年，秋忠开始担任全国台联副会长，那时他还同时担任台湾同学会会长及在社科院担任教学研究工作，但依旧每周两次去全国台联。当时我家住在北京城东今天的东三环外，全国台联的办公地在北京城西，那个时候北京城连二环路还没建成，他每次去全国台联来回都要四个多小时。
他要带研究生，还有自己的科研任务：那时他还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是全国青联常委、台湾同学会会长：还是一本全国性专业杂志《国外语言学》的总编……社科院语言所的领导不愿意秋忠花费太多时间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他们所里的同事对他有时不能按时上交科研成果也比较有意见。
有一次，我看他从全国台联回来就睡了，实在太辛苦。我对他说：“你不要做那么多社会活动了，专心你的研究吧。任何一个单位也不会愿意让自己的人，去做那么多别的单位的工作。你们单位不说，并不等于就没有意见。”因为，我也是台盟盟员，每次去台盟开会单位也不愿意我占用工作的时间。尽管秋忠知道做这些工作会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可他说：“我对台湾有责任。我有些优势，可以和海外岛内的学生沟通，这样对祖国统一有好处。”是呀，他在台湾念到硕士，在美国念完博士，对岛内、海外的台胞乡亲的想法很理解，知道他们想了解大陆哪些，并且有些共同的记忆，很容易就拉近距离。我父母也是台湾人，我无话可说。何况当时全国台联的几位会长、副会长年龄都已大，对他这样的青壮年更是义不容辞的。但他身体很不好，又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就要花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此后，我只能在心里担心，嘴上却再也没有说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秋忠担任全国台联副会长后，就没有完整地度过一次假。由于他在全国台联负责联络工作，每年的夏令营他都要带队。其实每年这时他都可以参加人事部专家司安排好的度假，不用为琐碎的事费心。他之所以要带队去夏令营，他常说自己从海外回来，熟悉情况，和来自海外、岛内的台胞乡亲更容易沟通。夏天本来就是身体容易透支体力的季节，那时他经常是，白天带队参观，晚上加班赶论文。因为在桌子前坐的时间太长，脚在拖鞋里没有动过，以致竟然脚面上全是痱子。我在家时，还可以给他端茶，送个凉毛巾，有时我上夜班不在家，他常常会忘记时间，一坐几个小时。我和他说，你不会把脚放在拖鞋上，再写论文嘛。可是说完，等他一坐下又忘记了。
他担任全国台联副会长时，常接待来自海外和岛内的台胞乡亲，有时候也没和我打招呼，就带回家吃饭。常常搞得我措手不及。记得那时候还是单休日，每月休息4天，几乎都有客人来家里吃饭。平常上班的时候就更多了，有时我一下班看见几个朋友在家，还要赶快做饭。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还是要用粮票的年代呀，买东西也不方便，回来再做好，陪人吃完饭，还要陪着聊天，等人家走了，我都快累瘫了。客人一走，他就坐到桌子前，做他的论文。我还要洗一大堆的碗，收拾厨房。现在想来，那些年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那时常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学钢琴，回来还要督促她们学习，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很重，有些工作还要带回家来做。因为家里没有电话，全国台联一有活动要求秋忠参加就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因为我是做计算机软件工作，思维需要连续性，有时一天接全国台联几个电话通知，很影响我的工作。后来我想了很久，叫秋忠向全国台联申请一部电话，但他说，“如果为了电话、汽车，我就不回国了，这些我在美国都可以有”。
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香港做访问学者。他在各国学者中用英文做了最近研究的介绍，中外学者听的都非常兴奋。有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和他说，“希望你尽快用英文把你的研究写出来”。他和我说起这些时讲：“中国语言学落后这么多，我要先给中国人看。我没有时间写英文稿。”最终他也没能有时间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前几年，我有事到传媒大学，碰上一位老教授，他说是教语言学的，最佩服的人就是廖秋忠。我就问他；“你认识廖秋忠吗?”他说：“从没见过。”我和他说：“我是他爱人。”他很吃惊地说：“你有孩子想上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吗?我可以帮忙。”我笑笑说：“没有，谢谢了。”后来，我送了他一本《廖秋忠文集》，他非常高兴，一个劲地谢我。
1986年，我们去海南岛休假，他看见海南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台湾。一路上都在和我讲，这树和台湾的一样，那树比台湾的小，台湾的水果什么昧，海南水果味道比较淡一些……他想念台湾的感情溢于言表。尽管我的父母都是台湾人，可我那时候却从未回到过台湾，看着他兴奋的描述，我也想象着有一天回到故乡去看一看。
1991年夏天，他刚从香港回来，就带着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夏令营去了福建。那年人事部专家司组织我们去青海度假，我又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到西宁几天后，他才晒得黑黑的赶过来。在青海湖边的篝火晚会他没有去，后来我想，他是太累了，不然不会主动休息的。青海度假结束后，台湾同学会在云南开会，他又赶过去。从云南回来，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又坚持去参加了一个语言学的专业会议。这到他离世已经不到一个月了。
1991年的国庆3天，他一天也没有起来，都躺在床上。10月4日那天，他脸色很不好，我第一次陪着他去上班。他把工作的事情处理好，我就叫他的学生去请医生，医生看后说要立刻送医院，然而到了医院才发现一切都晚了。10月27日，秋忠因肝硬化腹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秋忠早年赴美求学，离开台湾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和他小女儿，在2007年，秋忠父亲去世后回台湾奔丧。我们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公墓取回来，带回了台湾，带着他去了他5个兄弟姐妹家，然而他二哥到现在还在怪他不该回大陆，也不接受把他的骨灰和他父母的放在一起，我也就不再要求。虽然，秋忠不能和他父母在一起，尽最后的孝心陪伴父母。但我和女儿商量了，就把他撒在了我父亲的故乡宜兰冬山河里。我想秋忠知道的话也会同意我这样的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