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学锦，应用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3年5月生，上海市人。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重庆大学。1952年参加地质部地球化学探矿研究室的筹建工作。1954年任地球化学探矿研究室主任。1988年开始推动国际地球化学填图的标准化。现致力于探索我国隐伏巨型矿床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战略及全球大陆环境地球化学监控的研究。
父亲谢家荣：一个时代的“禁忌”
谢学锦的父亲谢家荣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煤岩学研究的先驱。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地质找矿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观点，即便在今天依然是难以想象的。
在谢家荣同事的眼里，他是我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我国最早的石油专著的著译者，我国最早的石油专著的积极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个石油探矿计划的规划者。许多人认为大庆油田、华北油田乃至胜利油田的发现应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但这其实是政治干预科学的结果。那时，李四光的学术理论和观点被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事实上，谢家荣是第一个提出并始终坚持在中国找石油绝不应只限于西北一隅，而要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的地质学家，是注意到在东北平原下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也是起草“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的地质学家。
主持人：请谈谈您的父亲。
谢学锦：我的父亲谢家荣和李四光是同时代的科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一先一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不能互相替代。不幸的是，一位成为“言必”。一位成为“禁忌”。
主持人：提到李四光，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大地质学家。您的父亲谢家荣，他在地质学方面作出的贡献绝不亚于李四光，他们两个人同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两人的知名度却相差甚远。那么作为谢家荣先生的儿子。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反差的?
谢学锦：我在父亲九十诞辰纪念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说，我看到在国内外历史，有两类科学家：一类科学家，在生前受到非常大的赞扬，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但是，这些赞扬和荣誉是人为强加上去的，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到了后来，就慢慢地被人遗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的李森科；另外一类科学家，在生前做了许多工作，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在他去世以后，人们越来越想念他，越来越怀念他。父亲就属于后一种科学家。我也愿意做这一类科学家。
找矿理论的效果让世界震惊
在中国，能够领先于世界的应用科学屈指可数。但是有一个应用科学领域；中国人领先于世界已经多年。这就是谢学锦院士领导的、准备用地球化学填图方法搞清全球资源分布的科学研究。
谢学锦提出的全国地球化学这项填图计划是抽取全国几百万个水系沉积物样本，研究分析三十九种化学元素在中国大陆表面的。分布与变化。这项计划找矿效果之好，让世界震惊。仅探明的金矿贮量价值就在两千亿以上。二十余年来，中国发现的新矿床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以这一计划提供的线索为依据的。
这项计划的成功还在于谢学锦以及他的同事们研制发展的一批高、精、尖的实验分析方法和技术。能够高效精确分析几百，万件样品中含量仅为千亿分之几的元素，令国际同行惊叹不已。20世纪90年代国际公认的地球化学填图权威科学家谢学锦而今又开始超越他以前的工作，与另两位北欧科学家一起在国际会议上大胆提出，只需抽取全球五千特殊样本，就可以迅速初步估计全球资源公布。
主持人：谢学锦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可能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更不用说会知道国内八成以上的几百个矿点。都是根据您提出的“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提供的线索而发现的。特别是金矿，它的潜在价值就有两千多亿。
谢学锦：这个价值不是我算的，而是地科院向上面报告成绩的时候估算的。但我前面说过。我做的这项工作并不需要过早地人为吹捧，只希望它不断地再创辉煌。
主持人：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勘查地球化学?
谢学锦：勘查地球化学最早叫做地球化学探矿。它完全是一种探矿技术，后来才慢慢地发展成一门科学。实际上这种“化探”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研究矿床形成时和形成后发生的事件，研究从矿里面分散出去的东西，分散到周围的介质里，形成各式各样的分散模式。过去化探工作者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思路在找矿。这种分散模式的规模一般最大不过十几公里，而我现在研究的是从地球形成到矿床形成之间发生的事件，从地球形成时元素分布的太初不均匀性到其后逐步浓集的成矿过程。
主持人：那您觉得您的思路与传统的化探探矿方式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谢学锦：我的思路是一种全球战略，在两万五千平方公里范围内只采一个组合样。这跟间隔几十米采一个样的差别太大了。
我可以迅速地把整个地球或地球上很大一片地区都做掉，而用原来的方法：几百年也做不完。但是我现在只能在中国做，如果在整个地球上做的话，我就会发现更大的地球化学洲。
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
年轻时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谢学锦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谢学锦从小就难以适应学校那套刻板的教育。他喜欢的是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时，谢学锦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此后谢学锦就开始了漂泊的高中生涯，他先后在上海、昆明、云南昭通三个地方读高中。在昭通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当时已内迁到贵州省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后转为化学系。在浙大的四年里。他主要是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好好读书。只是后来转到了重庆大学后，谢学锦才开始发奋用功。
主持人：据说您小时候不愿意听老师的课，但书没少看，而且上了中学以后，特别喜欢读英文著作。
谢学锦：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日本人已经把北平占领了，我父亲是在北平沦陷几个月后离开北平的，那几个月时间他闲在家中没事。就读英文小说，也让我读英文小说。从那时起，我在父亲的引领下，养成了博览群书的好习惯。
主持人：您进大学后学习成绩如何?
谢学锦：在浙江大学的四年，主要搞学生运动。所以学习成绩不太好。我开始发奋用功是在重庆大学上学的最后一年。那时我突然感到要好好学点本领和知识，不能再荒废光阴了。在这种想法引导下，我很用功，考得也很好。
勘查地球化学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时世界上也只有三四个国家在着手研究，在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习惯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谢学锦大胆地预见，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在未来的地质找矿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主持人：作为这个全国计划的发起人和总指挥。当时您提出这个计划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学锦：当时在我脑子里已经有大科学计划的思想了。我认为，大科学是一个科学和生产密切结合的东西。整个的生产工作需要在科学家的思路指导下来进行。这样，生产工作就不会处于低水平状态； 反过来，从生产中取得的大量资料又会使研究者产生新的思路。取得新的突破。
主持人：在二十多年前，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您怎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
谢学锦：我小时候爱研究国内外的战争。特别是爱看《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这使我非常重视战略问题。慢慢地就有了一种战略家的气质。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思路，但我的这些思路不可能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小打小闹地来实现，一定要调动千军万马来干。我这个大科学计划的思想也是逐渐形成的。
主持人：从事一项工作您能继续坚持下去，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谢学锦：我父亲对于一个问题总是在不断地思考的。甚至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他做不到，现在又拿出来考虑。还有。他自己的思想也是不断地变化的，不断地有新东西产生，这两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的一个想法，常常酝酿了十几年才实现，但是在实现之前，它老在我脑子里头，而且我不停地在完善它。
主持人：我觉得一个想法可以酝酿十几年，那真是太能耐得住寂寞了。
谢学锦：你说寂寞?不，非常热闹嘛，怎么会寂寞呢?龚定庵有一首诗：“非是逢君便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肝胆秦时月，对我犹如岭上云。”这首诗的意思是：不是我遇见你就要夸你，你这个人又狂又有侠义之气而且还温文尔雅。对人推心置腹的样子，肝胆就像秦朝的月亮一样，对我很好犹如岭上的云彩。我觉得他这前三句话于我挺对路，我把他的最后一句改成“思若泉涌岭上云”，就是你的思想泉涌像岭上云一样。因为思想不断地泉涌，所以从来不感到寂寞。在忧郁中工作和等待
父亲谢家荣不论是在学术还是在生活上，对谢学锦的影响都是无比深刻的。1951年，谢学锦听从谢家荣的指点，独辟蹊径，毅然选择了勘查地球化学领域。而谢家荣经常告诫谢学锦的一句话“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让谢学锦形成了从全局考虑问题的习惯。
遗憾的是，谢家荣在“文革”最初的几十天里，在家中自杀了。父亲的死以及他生前所受的诸多不公正的待遇，让谢学锦感慨颇多。
主持人：今天能走上地质学这条路，恐怕与您父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您觉得小的时候父亲哪一件事情给您的印象最深?
谢学锦：小时候没留下什么深的印象，只记得母亲因为我考试考得不好责备我。父亲却帮我说话，我很高兴。长大以后，父亲对我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用英文跟我说的，“Benot lost in details”(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这句话是我一生信奉的信条。它和我的战略家的感觉一拍即合，因此我开始搞“化探”的时候，就发誓要把化探的方法变成一种战略性的方法。
主持人：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父亲在您的脑海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吗?
谢学锦：地质队的人跟我这么说：其他的老先生来了以后，听了他们的汇报，或者说这个地层可能定得有问题，或者说还应该再磨个片子看一看。而我父亲去了，听了汇报后，一定会去野外现场考查，然后就会说哪个地方有希望，应该在哪里布钻。他敢提这些建议，别的人都不敢说这些话，怕说了以后出了事要担责任。
主持人：您父亲单刀直入。说明那里有希望有矿；那么您觉得他一生中是否充分发挥了他的能力?
谢学锦：他本应该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只可惜没有能够发挥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主持人：谢老，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件事，这件事也是我不愿意提及的，但又不得不提，那就是您父亲的自杀。
谢学锦：很难说什么事情对我打击特别大。反正这件事情使我的心情忧郁了很长时间。在我所经历过的事情里，越严重我越镇静。什么时候动感情呢?看书才动感情，就是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对我自己的现实生活，我一般都是比较镇静的，不动大的感情。
主持人：父亲的自杀可以用大事情来形容了，您也那么平静吗?
谢学锦：不是平静，说不出来，反正心里头非常忧郁。那我还得活下去啊。
主持人：这个忧郁伴随了您多久?
谢学锦：这种忧郁一直伴随到现在，我一直记得英国人朗费罗的那首诗，这首诗后面几句给我印象最深刻：
Let us be up and doing
With a heartfor anyfate
Still pursuing still achieving
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
“要学会工作和等待”，这是使我在忧郁中能振作起来的动力。
“中国应该建立节约型社会”
环境污染问题是本世纪人类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
主持人：您最近常在媒体上呼吁人类要警惕地球化学定时炸弹的爆发。我想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地球化学定时炸弹。
谢学锦：地球化学定时炸弹这一术语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奥地利的科学家W.M.Stigliani提出来的。他认为，一提起环境污染问题，人们似乎更关注较易感觉到的空气和水的污染，认为只要极大地降低污染源的排放量，净化了空气和水源，重新获得“蓝天碧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人类自青铜时代起就向自然界投放各种化学物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采掘自然资源、进行物质生活、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向自然界大量排泄各种废弃物质和有害物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更使得人们在为获得高产量的农作物而自我陶醉时，使大量的农药、化肥残留在了土壤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并不是“藏污纳垢”的无底洞，它对有害物质只有一定的承受力，若有害物质的累积量超越了土壤的承受能力限度，大量的有害物质将被“呕吐”出来，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灾害。为引起各国决策人和公众社会的重视，欧洲科学家给了这种现象一个名词叫“化学定时炸弹”。
主持人：人类如果对此没有警惕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
谢学锦：假如再不警惕，累积到一定程度，会有各种情况发生，一种情况已经在欧洲发生过了。就是所谓地球化学定时炸弹，有些湖污染了，有些鱼死光了。比如说前些年在东德和波兰交界的地方，大片的森林突然死掉了，鱼也都死掉了，这就是化学定时炸弹的爆发。有些地区，现在也许已经不投放有毒物质了，可将来气候改变，或者人类的活动方式改变，也会引爆它。中国的环境污染很厉害，可能会演变成两种前景，一种是局部或区域性的爆发逐渐扩大到不可收拾，一种是各种动植物逐渐适应了被污染的环境，使得表面的化学定时炸弹爆发逐步减少，有害物质都转到人体中，这样一来，将会使整个民族的健康发生重大的危机。
主持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谢学锦：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发展，不能尽情地享受、消耗，因为中国人那么多，土地的承受能力已经快到极限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整天想怎么迅猛地发展。过去说，中国百分之多少的土地，养育了多少亿的人民。这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但这里实际上也孕育着很大的危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加速消耗土地的肥力，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就不断大量地施肥，最后的结果必将导致大片土地的严重污染。
主持人：您具体讲一下应该怎么约束自己的行为。
谢学锦：不要拼命地宣传生活怎么样提高，生产怎么样迅猛地上升，中国应该提倡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把以前那些节约的美德好好地发扬。另外。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例如国土资源部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叫做“多目标地球化填图计划”，或者叫“农业、环境、生态地球化学填图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土地污染的情况弄清楚，指出哪些地方现在适合于种绿色食品。而哪些地方不行了，一定要赶快去修复，给各省提供规划依据。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