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女性,她就是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五十三名党员中唯一的一位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缪伯英。 学生时代
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今开慧乡飘峰村枫树湾)的一户书香门第家庭。父亲缪云可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晚清中过秀才。他亲身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对妇女教育尤为重视,他在长沙曾创办过几所中学、小学。
缪伯英在姐妹三人中,排行老大,妹妹仲英,弟弟立三。缪伯英从小活泼聪颖,深受父母钟爱,1909年9月,父亲送她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书,希望她能延续他“教育救国”的抱负,并以“孤怀未展则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的诗句教育伯英。
缪云可刚直不阿,办学思想受到不少人的反对,1915年,他毅然离开省城,回到老家缪家洞,在族祠内创办了“宗华完全小学”。他写诗寄给继续在女师附小读书的缪伯英,其中一句是“只今世乱文章贱,辜负双枫补阙楼”。缪伯英看后,深深知道求学确实不易,她刻苦学习,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
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兴起,方维夏、黎锦熙、杨昌济等有志之士在长沙创办了宏图书社,贝允昕、龙兼公等创办了《大公报》,以求“刷新社会”,挽救民族危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也传到了湖南,杨昌济甚为称赞,他满腔热情地向青年学生进行推介,号召湖南青年积极置身于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十七岁的缪伯英很快接受了新思想,并成了学校一位十分活跃的学生。进校不久,她便结识了同班的向警予,并与之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向警予性烈似火,缪伯英稳重平和,同学们都称她们是一对志同道合、刚柔相济的新女性。
缪伯英毕业前夕,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中旬,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邓中夏等人衔命来到长沙,鼓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殷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予以声援,通过共同战斗,实现惩办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的要求。
5月28日,长沙各校学生代表云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联成立大会,决议全省学生从6月3日开始,一律罢课。
6月3日,湘雅医学院、第一师范、岳云中学等二十多所学校相继罢课,缪伯英积极响应学联号召,参加了学校的罢课。1919年7月,缪伯英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以高分被学校录取,全家人为之高兴,父亲缪云可东奔西走,七贷八借,为缪伯英凑足了去北京的路费。
9月初,缪伯英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中共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到北京不久,便认识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何孟雄。何孟雄是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中村乡人,因为是老乡,因而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也加入了北大工读互助团,并经常到北大看书读报,聆听演讲。她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与工读互助团的十几名女学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了洗衣店。此举轰动了北京新闻界,不久,北京出版的《妇女杂志》刊登了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风言风语吹到缪云可耳里,说什么“不要钱的书不安心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求长进”。缪云可最了解女儿,他未加干涉,并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年逾耳顺每知新”的诗句,表示了他对女儿的支持。
1920年2月,工读互助团宣布解散。缪伯英从工读主义失败中觉醒过来,这时,她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又在北大聆听了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从中得到了很大启迪。
有一天,李大钊向学生讲授国家、民族的存亡和青年学习、生活的方向问题,他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界的黑暗终有绝灭的一天。”缪伯英听完,心潮澎湃,深受启发,刚一下课,便找到李大钊,她十分激动地说:“您讲得太好了,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当即答应了她的要求,他热情地对缪伯英说:“凡有志青年,我都愿意接收。”从此,缪伯英经常来到北大,向李大钊请教。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十九名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该会。研究会成立后,立即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大家潜心研读,热情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云静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10月,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员。11月,缪伯英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团员转入北京共产党小组,缪伯英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1921年秋,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被同志们称做“英”“雄”夫妇。婚后,他俩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五号寓所,被党指定为党组织的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经北京时,就住在这里。缪伯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几乎每期必读,因此,她见到陈独秀,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缪伯英受命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编委。何孟雄此时也担任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后更名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领导人。此后,缪伯英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工人运动之中。她和何孟雄入工厂,下矿井,进车站,深入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石家庄等地,举办夜校、组织工会,与工人促膝谈心,广交朋友,了解工人疾苦,给工人宣讲马克思主义。二七大罢工中的英雄林祥谦和许多工人就是从他俩的宣传中第一次听到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并从此耳目一新,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
1922年8月,缪伯英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所提出的“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的要求,在北京开展了民权运动,并与罗澄、邓飞黄等同志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接着,她又南下,帮助南京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回到北京不久,缪伯英接受党组织派遣,赴张家口协助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同志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此时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党员,全力以赴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镇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二七惨案”。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杀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位同志奋笔疾书,在北京骑河楼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工人阶级反抗军阀政府的革命热情。与此同时他们到长辛店等地迅速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开展募捐活动,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为缪伯英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热情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中共北方区委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转移。缪伯英接到通知后,当即决定回长沙老家。此时,何孟雄因患重病,党组织决定他随缪伯英一同返回长沙治病休养。
缪伯英回到长沙后,拜访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老为之高兴,当即聘请缪伯英担任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
1925年初春,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专程来到女师附小,代表区委请缪伯英出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妇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此后,女师附小便成了湘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她以附小主事的身份,经常接待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大都化装成贩卖笔墨的商人,其中就有滕代远等同志。
为了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缪伯英与女师附小教师中的几名党员一道,将全校师生员工组成一个模拟的社会,取名为“心田市”(因校址坐落在心田)。“心田市”设有市代会,由各班学生、教师、工人三个方面的代表会组成,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民主管理学校。此举引起了学校顽固守旧人士的非议,他们把她告到了女师校长徐特立那里,徐特立为之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说她激进则未必!”
1925年3月,湖南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缪伯英任主任,而她的公开身份则是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负责人。此时,正值全国大革命高潮,她的工作更为忙碌。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全国举哀。缪伯英与李维汉、易礼容、田波扬、郭亮、萧三等人经过精心筹备,在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演讲,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伟大的一生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同时在她的组织下,女师附小的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正义斗争。在徐特立、毛泽覃、曾三、缪伯英等人的领导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全省迅速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和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同时在缪伯英的领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活跃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6月5日,长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那天下着大雨,男生赤着脚,女生袜套草履,他们一手抹着头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着口号。旁观的长沙市民无不为之感动。
1925年初夏,何孟雄赶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6月25日,缪伯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她不顾孩子的拖累,继续坚持党的工作。
1926年1月,缪伯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随后与湖南代表团赴广州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她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遗愿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痛斥了国民党内部“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
回到长沙后,她接连开展了许多重要活动。
时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在回忆缪伯英在湖南的工作时,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两年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的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何孟雄根据中央决定,随后赴武汉担任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翌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建议何孟雄把缪伯英接到武汉。为此,何孟雄给缪伯英去信,希望她带着儿子重九前往武汉,并望她把族兄缪卫云一同带来,以便照顾孩子。
缪伯英到达武汉后,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身份,协助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运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武汉一片白色恐怖。9月,中共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缪伯英与何孟雄也随同调往上海工作。
到达上海后,根据党的决定,缪伯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1928年10月增补为常委),负责农委兼军委工作。
在“十里洋场”上海,缪伯英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断改名换姓,有时化装成教师,有时打扮成工人,每天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族兄缪卫云一个人带着重九提心吊胆过日子。为防意外,缪伯英曾多次嘱咐缪卫云:“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们就马上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在上海,缪伯英和何孟雄居无定所,食无定时。1928年3月,缪伯英生下女儿小英之后,全家人口增至五人,生活更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家产过日子。紧张的工作,加上两个孩子的拖累,缪伯英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1929年10月,缪伯英病重被送进了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而溘然去世,年仅三十岁的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缪伯英告别了党告别了亲人。
缪伯英去世后,四岁的何重九由缪云卫送回长沙,一岁的何小英由党组织安排给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带养。1930年4月,缪卫云的儿媳黄淑芝送何重九返回上海。此后何重九、何小英就由黄淑芝带养。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何孟雄与林育南、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三十五人被捕。第二天,黄淑芝以及何孟雄的两个孩子也被捕关进了监狱。
2月7日,何孟雄与林育南、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二十四名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黄淑芝也被判刑,何重九、何小英关押一年后,被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占上海,何重九、何小英失散在战乱之中,后经党组织多方寻找,也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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