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倾向是一种广泛弥漫的文艺现象。既然有“成功人士”能够顺应时流暴得大名，攀得强权，分得红利，便也会有被淘汰出局者或生不逢辰者或时运不济者的无限惆怅，这些都在当前的文艺中有所折射，并多以化不开的自恋情态出现。很多“成功人士”的野心其实只停留在卑微的实利层面，常常小富即安，私欲满足为安，因此在获得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成功”后，总是很容易失却掉谦虚和耐心，更失掉志存高远的气魄。因而“成功者”的文艺中总是一边流露着自我鼓噪、自大骄狂之态，一边又传达着空虚难耐、百无聊赖之情；而一些边缘人失意者则或以零余人的心态发出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哀怨之声，或陷于假想的小资情境忸怩撒娇作态，或缩避在农业文明的余晖中画地自狱。但所有自恋者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总试图将自己从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中摘除出来，不是悬置于大众之上，就是游离于人群之外，进而以唯我独尊或孤绝自闭来确立一种文化精英感，再获取一种高居人上傲视大众的优越感。
由于他们耽于自恋，片刻不得忘我，其中不少人纵然阅历丰富，心思细密，却也难以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更谈不上“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无题》），因而他们创作中总是受到才思枯竭的折磨，最终的作品也只能呈现为自说自话，自怨自艾，杯水风波，装神弄鬼。海德格尔谈及特拉克尔的诗歌时曾说道，“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而自恋者的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作者和作者的名字大于作品，自我表现的欲望大于自我表达的激情。或许自恋的文艺看上去并无伤大雅，无关乎大是大非，但它确是一种不怎么美好的“亚健康”精神状态的展示。
自恋形态也有着诸多变体，比如文艺自恋癖再加上一种新式犬儒主义倾向便衍生出了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独异而暧昧的文化景观。新式犬儒主义者对待文艺功能的态度，是将其从曾经包治天下百病的离谱虚高中一把拉下，继而又将其推到百无一用甚至纯属吃饱了撑的之列的虚无主义深谷中。既然文艺如此废物，那么他们对文艺的思想价值、批判价值当然一概予以质疑和嘲弄，对文艺家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自然也是嗤之以鼻。“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当代犬儒文艺家之所以甘当“废物一枚”，在于他们似乎都还揣有与民族记忆集体记忆相关的苦大仇深的凭据，他们都自认曾被理想主义深深伤害和欺骗过，继而有理由怀疑一切，诅咒一切，并睥睨一切伪崇高和真崇高。他们才不相信文艺是什么“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责任”二字于他们简直如同天敌。如此消极冷漠、颓废无为，可他们毕竟还想苟且偷生，最终便也就只剩下自己的肉身尚可眷恋，只剩下切身利益这唯一的实惠不能放弃，他们的文艺也就只剩下吟风弄月，哼哼唧唧，花边装点，帮闲而已。犬儒主义的文艺看似超脱恬淡，与世无争，但在本质上却有着一种绝对的功利化取向，因为这类犬儒主义者的终点就是回归自己，回归肉身，回归利益，所以他们一方面传播着以低调灰色对抗残酷现实，以随遇而安苟活于世的犬儒式智慧，一方面又对大众进行着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蛊惑，因此，它实为一股极具侵蚀力、杀伤力的思想潜流。
物化迷狂在当下的文艺中最具广泛的覆盖力，这关键源于它不仅可以表现为赤裸裸的追名逐利行为，也可能渗透在多种多样的权力崇拜、资本崇拜乃至技术崇拜、知识崇拜中。一些文艺家直接奉纵欲拜金为时代的最强音，匍匐于各种权力与金钱的裙裾之下，并为之衷心高唱赞歌，而一些较有操守的文艺家则极易迷失于技术崇拜、知识崇拜中，他们或执著于人为给定的学位、身份、角色，或出于对新知识新概念的膜拜而被教条和程式所拘囿，或过度理智、精明、算计于自己的功名得失，将自己演化成物质的奴隶……这些都足以使一个艺术从业者失去敏锐的感知触角，失去谛听内心声音和时代脚步的明慧，失去独立思考辨析的能力。物化迷狂表现在创作中，其一种为直露地炫耀刺激和快感，渲染贪欲和享乐，一种是使作品成为物质符号的纯粹堆砌，令观众视觉充塞，听觉滞胀，它们在形式上流光溢彩，内容上言之无物，造势上却铺天盖地。这类作品对造成头脑进一步弱化、心灵世界进一步荒芜化有着相当的负面能量。此外，还有一些更间接更隐蔽看上去也更“高雅”的物化方式，那就是以时髦概念的搬弄来替代思想的内涵和艺术的血肉，以先锋的姿态取代对生活的认知，以冷漠的技术处理取代灵魂的悸动。这类作品往往空洞干瘪，血色皆无，可又偏爱故作高深莫测，竭力炫技扮酷，以阻隔与读者的沟通为乐。这种贴着精神假面的文艺，其实是一种最具时代特色的陷于物化迷狂的文艺，它们往往带着前卫的标签、新锐的幌子，标榜新思维新时尚而携带着“皇帝新衣”的特殊威力，因而在各种文化时流中最具迷惑性和误导力。
编辑/向 阳 冯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