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今的“游戏规则”，只有包工头贿赂县官，哪有县官去贿赂包工头的？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当然，前提是县官想找靠山，包工头又是“中组部处长”。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案件审理期间，田玉飞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47万元。田玉飞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但是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公安局随即立案，并很快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寻找靠山，
包工头自封“中组部处长”
杜太平是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初中毕业后，先后在当地的旅行社和镇电影队工作。1988年杜太平组建了一个小建筑施工队来到北京发展。杜太平的建筑队挂靠在仪陇县建筑公司下，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杜太平在京城也算站稳了脚跟。
杜太平发现，在京城要想混下去，没有靠山是不行的，名头越大越能唬住人。曾经有不少次，杜太平出去拉工程时，不少单位见他的建筑队不过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纷纷不屑一顾地回绝了他。
有一次，杜太平和另一个包工头争夺一个项目，杜太平自恃自己的建筑队各方面条件也比对方强，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对手承包了这个工程，不服的杜太平质问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工程给了他？”
负责人一席话差点气死杜太平：“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工程队，由某某部主管，交给他我们放心。”而杜太平知道，那家工程队不过是挂在某某部下而已，和某某部没有直接关系。
吃一堑长一智，杜太平开始到处托关系，想找一家挂靠单位。1999年杜太平通过关系终于将建筑队挂靠在了“中华爱国主义研究会”下属的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是某部委的三产，这一次杜太平“乌鸡变凤凰”，名片上印着“北京特明达建筑公司总经理（正处级）”，杜太平得意地到处发放自己的名片，老乡们接到他的名片后，都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啊，都成处级干部了啊！别忘了照顾兄弟们啊！”
杜太平洋洋自得地说：“这算什么啊。告诉你们吧，现在有人要推荐我到中组部的一家单位工作去。到时候我到了中组部，你们想办什么事包在我身上！”从此，在北京的四川人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有个中组部的“杜处长”是四川老乡，纷纷托人来认识这位“杜处长”，请他出席各种饭局。
杜太平也知道自己这个“处级干部”经不起推敲，为了不露出破绽，每次别人请他吃饭时，他都要先问清楚有什么人参加，如果得知有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参加时，他就借口不去。去了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只留手机号，绝不发名片。
画家牵线，真贪官攀上假处长
渐渐地，杜太平在“中组部处长”这一角色的扮演中越来越自如，他还利用这顶“帽子”骗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背着远在四川老家的妻子和女孩同居了。而这个女孩子直到案发才知道，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头根本不是什么“中组部处长”，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包工头，而且已经娶妻并生有三个子女。
2000年，一位刘姓画家认识了杜太平“处长”，并辗转介绍给四川籍的画家余先生。在2003年的一场酒席上，刘画家隆重介绍杜太平：“这位是中央组织部的杜处长，咱们四川老乡。”当大家问杜太平在哪个部门时，杜太平搪塞道：“现在部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具体的部门还没有定下来，不过快了。”
在京城打拼多年的余画家是一个“老江湖”，他对新认识的“杜处长”有点不放心，余画家向其他老乡打听时，有人告诉他杜太平确实是中组部的处长，余画家这才放了心。正是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使杜太平的身份得到了“铁证”。
而远在四川犍为的县委书记田玉飞认识杜太平的介绍人正是余画家。余画家结识了杜太平后，向家人炫耀自己在北京广交权贵名流，其中就有中组部处长杜太平。余画家的侄子知道后，便告诉田玉飞，余画家结识了一名中组部处长。
此时的田玉飞正在疯狂敛财，贿赂田玉飞钱财最多的是原乐山东能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德军。田玉飞于2002年11月27日将拥有4.6亿元总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贱卖给王德军的东能集团公司。王德军分17次“兑现”给了田玉飞价值1200余万元钱物车房等。
田玉飞收受了巨额贿赂后，担心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在他看来，要加大不被严惩的保险系数，那就是继续升迁，并且“上头”要有人庇护。田玉飞四处托关系想结识“上面的人”，当听说余画家在北京认识了一个“中组部处长”，而且还是四川人时，他认为这真是喜从天降。田玉飞决定要牢牢抓住这个“中组部处长”来为自己的乌纱帽加一条保险带。
田玉飞马上联系到了余画家，向他询问了杜太平的情况，余画家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余画家。随后，田玉飞马上致电杜太平。杜太平一听是个地方领导，没想到自己的名号都已经传到四川了，也就打着哈哈说：“好，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田玉飞听他如此说，心想有戏，便邀请道：“哎呀，领导啊，你也不要太忙于工作啊，适当的时候也应该休息休息。什么时间回来看看吧，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
杜太平推辞道：“最近工作很忙，去不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进京行贿，47万元只是“见面礼”
2003年3月，余画家在一次饭局中发现，同桌的人开始称杜太平为“局长”，并都说他已高升，杜太平也没有否认。于是这一信息很快被余画家传递回四川。
田玉飞听说“杜处长”已经升为“杜局长”后，再次拨通电话：“恭喜杜局长高升，杜局长真是前途无限啊。局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看看？”
杜太平依然推托道：“最近要到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干部，实在抽不出时间。”杜太平从田玉飞如此殷勤的态度上推断这个人肯定有求于“中组部局长”，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看看这个田玉飞究竟要做什么。
两次邀请被拒，心急如焚的田玉飞决定赴京“拜佛”。2003年9月20日，田玉飞给杜太平打电话说自己明天就坐飞机到北京，希望有机会和他见上一面。杜太平为田玉飞在保利大厦订了一间客房，又通过朋友找了辆挂军牌的桑塔纳和一名司机。2003年9月21日，田玉飞飞抵北京，精心打扮了一番的杜太平看上去颇有国家干部的派头，他坐着军车，亲自去机场接田玉飞。
田玉飞与杜太平之间这唯一的一次见面时间并不长。杜太平从机场将田玉飞接到保利大厦，两人吃了顿饭，闲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到房间，田玉飞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杜太平，说：“杜局长，听说你的女儿要出国了，这50万是我的一点心意，算是资助局长千金的学费。”
杜太平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银行卡的密码123456。杜太平虽说冒充了很长时间中组部的处长和局长，还是第一次有人送钱给他。杜太平心里一阵狂喜，但仍然有些犹豫，说：“算了吧，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这么客气呢。”
田玉飞赶紧说：“杜局长你放心吧，我不找你办事，真的，我就是特别高兴能认识你这个老乡，这点小意思就算是我给局长千金的见面礼。”
杜太平盘算着：这家伙一出手就是50万，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官，说不定这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呢。管他呢，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
第二天，田玉飞屁颠屁颠地回到了四川。从这天起，杜太平从该卡中连续取款，买东西哄女朋友开心，并将卡内金额转移到别的账户，直至该卡余额仅剩4.69元。不过杜太平并不知道共存有47万元这张卡实际上并不是田玉飞的，而是王德军的一张工资卡。
黑色幽默，在官场江湖中上演
不过，曾书写“从铁匠到县委书记”神话的田玉飞，怎么也没想到，东窗事发的日子会来得如此之快。2004年底，四川乐山市换届选举，田玉飞成为副市长的热门人选。此时，省委考察组先后收到大量关于田玉飞的举报材料，田玉飞被双规后，为了获得减刑的立功机会，很快将“中央组织部处长、局长杜太平”吐了出来。田玉飞的举报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迅速报告给中组部、中纪委。
中组部接到这样的消息后，自然十分重视，可是查来查去，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杜太平这个人。随后，中组部将此情况通报给公安部，公安部刑侦局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随即全面介入侦破此案。通过缜密侦查，2006年8月21日，杜太平在北京市双安商场门前被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田玉飞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相信杜太平的身份呢？在审理中，杜太平说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田玉飞认为我是中组部的处长，肯定是想利用关系，以后好给他办事。”
至于两名画家将他引见给其他朋友，杜太平也认为他们各有目的：刘画家把他介绍给别人并说是中组部的处长，是希望别人看在中组部处长的面子上，就会多买他的画。余画家将他称为中组部处长、局长，是因为余画家为了笼络田玉飞，提高他在田玉飞眼中的地位。
作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智力不可能低下到错把包工头当处长，正是怕被查处、急于升迁的焦躁心理，使田玉飞变成了生怕错过“天赐良机”的低能儿。与大多贪污犯罪者一样，田玉飞害怕东窗事发，能够预防的唯一途径就是“朝里有人好贪污”。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真假？其实答案很显然，因为串联起“谎言链条”的全是熟人。没有人怀疑熟人，也就没有人相信杜太平是假的。现在很多人相信“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就是生产力”，崇拜关系，相信熟人的哪会怀疑杜太平身份的真假？
这是一种熟人社会与官场潜规则语境下才可能发生的黑色幽默。这样的黑色幽默剧还在不断上演着，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