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花胡同在北京二环路以内，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像早春第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从这条狭长的胡同里冒了出来。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光荏苒，世事浮沉，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早上9点刚过，一辆轿车悄然停在饭馆门口，从车后门下来的人正是刘桂仙。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我这人爱实话实说。打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你咋想起开小饭馆？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做出的菜比较好吃。
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到现在也是，在我家饭馆吃完哩，去了别家，味儿不对，又回来了，回头客忒多。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这么多孩子我咋养活？都是半大小子，正长呢。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啊。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啊？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我就去工商局了。我想做啥事，只要不害天、不害地、不害人，我说做就做去，多苦我也做，想尽办法我也得做。
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远，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我还挺热情，劝我。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我。我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
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哩。他们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开张那天，手里只有36块钱。我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
有了钱，我就能买东西了，可以做30多种菜了。
饭馆刚开张时，买东西都要票，我没有票，就去河北、天津，那边有农民的集市。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起床，坐上火车、长途汽车我就去。买上两大包东西，到家就快中午了。赶紧拾掇。孩子们还小，我家老头还上班，又不敢雇人，就我一人。我比白毛女都苦，睡觉苦、做饭苦、买东西也苦。平房房顶支了个塑料棚，顺墙竖个梯子，夜里爬上去，一家人睡里头。
“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
一下子，我的菜出名嘞！好吃，还便宜，上我饭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小店只能放4张小桌，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他们互相传唤，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都知道哩。
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从我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
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一看来的记者多，我都想哭。为嘛？愁的。他们采访我，不是要耽误做饭，我也没工夫买菜了。我家小厨房里有扇小窗户，后来，我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我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他们待在外头问，我一边炒菜一边回答。
我周围的人思想还没转过来，不像现在，大家都羡慕有钱人。那个时候，别人看我就有气，大部分人认为我走的是资本主义，开私人买卖，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看来我饭馆吃饭的外国人这么多，就说我是里通外国。街坊邻居也跟我讲：“你不怕当特务？”“你现在就是特务！”“瞧好吧，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国家肯定会收拾你。”我说：“你们别吓唬我，我不就是因为孩子多，想挣口饭吃嘛，我不怕！”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晚上，一宿宿地睡不踏实。
头一年春节，提前一个礼拜，公安局的人把我叫去了，跟我打招呼说，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要上我家拜年，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回家，我把饭馆里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两麻袋炮仗。
过年的时候，我家一下来了俩副总理，是姚依林和陈慕华。他们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再来我们悦宾饭馆，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所以来看望。
那天中午，正好有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在我这儿过年。姚依林和陈慕华来了以后，在饭馆各处走走，嘱咐我要把孩子们管好，饭菜要做好，冷热分开，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菜要大众化。
当时热闹极了，胡同里全是人。我把两麻袋炮仗全放了。
“辛辛苦苦攒的钱赔了”
挣了钱，我就攒着。悦宾饭馆实在太小，我想扩大一下，可是没有地儿呵。我想买房，在胡同里到处问，没人想卖。最后卖房给我的这家，也费了好大劲。我在鼓楼那边给他家买了房，还给了1万块钱的搬家费。就这样，我买下胡同里的这处房子，大小12间，又开了一家饭馆，孩子们给起了个名叫“悦仙美食”。
个体户后来就多了，饭馆开得遍地都是。可能受我的启发，翠花胡同里，一下就冒出七八家饭馆。但是闹了一阵儿，最后全关张了。我哪儿也没搬，就在这个胡同里，不管刮风下雨，照样有人来我饭馆吃饭。
那时候，我们这边的东四大街，个体店多，卖衣服的、开饭馆的，门面比我大好多。可现在剩下的没几家。有赔了，有暴发后都挥霍了，也有更发达的，那是少数。
我家干得早，那会儿也算是有钱了，但我家孩子没坏毛病。我发过誓，有我活着，家里人就不能赌、不能嫖。年年大年初一，我都在全家人面前说一顿。
虽然我挣过钱，可我心里一直觉得没钱。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了！
这事过去10来年了。我家老五说，开饭馆太累，挣不了大钱。咱家也弄个厂子，别人能干，我也能干！我让他给说活心了，那就干吧！租了好几十亩地，盖了好多厂房，配了好多机器，主要做门、地板。
可厂子让我赔了。一是该账，这家拿了我的货，钱该着，那家也该着，该来该去，钱就要不回来了；二是隔行如隔山，门做得不对。我开饭馆实在，做门也实在，我家的门，全实木的，特沉。别人做的门框，都是木板的，轻飘。我家门一安上去，就拽歪了，结果人家就说质量有问题。可看看我家的门，瞅哪，哪儿也没毛病，都没法修。反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厂子完了。
这个木器厂，赔了我600多万，把我这些年攒的钱，都赔完了。赔了那么多钱，留下一辈子的烙印，我可心痛了。
“饭馆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
别小瞧我的俩饭馆，它们虽然小，但却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一大家子人呢。现在，还有二十来个伙计在这里干活。这十来年，每个月，我家都交6000~7000块的税呢。
刚开饭馆那会儿，孩子们一个都没结婚，后来一个个都结婚了。除老三以外，我给他们全买了楼房。我家里以前有6辆车，太多，用不着，卖了两辆。现在有4辆车，两台面包车用来拉货、买菜。我以前坐的是“奥迪”，使十来年了，现在换了一辆新车，花了26万，我不知道叫啥名儿。我在小汤山有一处宅子，占地有一亩。前些年，我花了40万翻盖的，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我有一个孙子，其他都是孙女，他们都大学毕业了。过年过节，放假了，全给我回饭馆干活，这是我家的规矩。春节，伙计们走一半，我家饭馆照样开门，全家人都来饭馆忙活儿。
我不想让它倒闭，开到哪儿算哪儿。我让我孙子回来了。他学的就是饮食，毕业后我让他回家来。他乐意在我的饭馆里干，不觉得自家店小。将来是不是把饭馆交给他，我还没这么说，先看看他出不出息。别瞅着这饭馆不大，可操心着呢！开饭馆不像卖衣服，不好了，给客人换一件就行。这做的是入嘴的东西，一旦把人吃坏喽，负不起那个责任。我家这些年，大小事没出过。这不，要开奥运会了，各方面工作要抓起来，保证我家饭馆不出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