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十没有”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曾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十个“没有”反映了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
当年延安的良好风气,得益于各级领导的带头践行。毛泽东、朱德带头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带头纺线;彭德怀穿着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布做的背心,林伯渠戴着断了一条腿的眼镜;华侨捐赠的汽车,毛泽东分给了老同志,宋庆龄给几位领导捎来的营养品,都被送到幼儿园;支援抗战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团来延安访问,毛泽东就在窑洞里招待他吃饭。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中央经过研究觉得有理,很快就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摘自《中华魂》,齐夫/文)
孙中山灵寝遇险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辞世,因南京中山陵工程建设尚需时日,国民党治丧委员会决定暂时将灵柩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内;守护灵柩的只有包括孙中山生前卫士马湘在内的一小支卫队。当时军阀割据,国民党势力还偏处广东。
1926年奉系军阀李景林和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击败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入北京。某日一伙奉军士兵闯入碧云寺,看见孙中山遗像,问守灵卫士:“画像上是什么人?”卫士回答:“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先生。”兵士竟张口大骂:“什么总统!”拔枪就要向遗像射击。守灵卫士好言相劝,兵士才作罢。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连连败退,他听信“国民党胜利是因为孙中山灵寝在碧云寺,得了风水”的谣言,向上司张作霖提出了捣毁灵寝的主意。幸亏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劝止。张学良也警告张宗昌不许胡来。熊希龄面陈张宗昌道:“各国政党、政见,容有不同,而对于党魁,则无不互相尊重,孙总理灵寝应当加以保护。”在多方压力下,张宗昌派军进驻碧云寺,与马湘共同保护。
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孙中山先生遗体终于从北京转运南京安葬。(摘自《北京日报》,祝云飞/文)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同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邓小平把这份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内容丰富。报纸设有“列宁室”、“革命战争”、“铁锤”、“红军家信”等17个栏目。
1933年8月,正值南昌起义6周年,《红星报》决定刊发红军战斗故事以纪念南昌起义。在联系作者时邓小平想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约稿。
毛泽东的题目是《吉安的占领》。他用生动活泼的笔调叙述了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10月4日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文章贯穿的“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战、游击战军事思想,与当时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身处逆境的毛泽东正是用这种的笔法,表达对当时“左”倾中央推行的进攻路线与敌人死打硬拼的不满。
这篇稿件被刊登在1933年8月13日的《红星报》,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够了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纷纷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盼望他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毛泽东的第一篇军事新闻作品由邓小平编发,也算是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摘自《解放军报》,蒋袁源 刘芳男/文)
“海内外中华儿女”提法的由来
长期以来“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等都是海内外中国人用来表述自己是龙的传人的常用提法。汉族世代自称“炎黄子孙”。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少数民族对“炎黄子孙”一词表示了异议。1984年5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政协委员米暂沉在一份提案中指出,在某些场合使用炎黄子孙一词,“不确切”。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在答复函中说:“……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华民族’代称中国各族人民更好一些。”
1993年11月5日,中央统战部第18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瑞环的讲话首用“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此后,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中华民族”、“中华儿女”逐渐代替了“炎黄子孙”。
2002年4月,广电总局发出《要求切实把握好民族宗教宣传的正确导向的通知》,指出:“要多提‘中华民族’的概念,慎用‘炎黄子孙’的概念。”
规范“炎黄子孙”的用法,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正式讲话中用“中华民族”、“海内外中华儿女”等,对于尊重少数民族感情,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有着积极的作用。(摘自《世纪风采》,叶介甫/文)
万隆会议中的外交安全
1955年,著名的万隆会议召开。中国包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7日上午,周恩来和陈毅从北京西郊机场乘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4月11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昆明突然接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的报告。只是因为周恩来事先应邀将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周恩来很感动,陈毅颇有感慨地说:“外交如军事作战一样,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不过我也是你的警卫员,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亚非会议不能延期,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再三仍按原定计划。4月14日7时许,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率领中国代表团仍然乘坐印度“空中霸王”号飞机飞往印度尼西亚。在飞机上,周恩来和陈毅特别强调安全第一,考虑到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因此又增加一条纪律:在此次航程中一律不准抽烟。(摘自《党史信息报》,张莉/文)
中国首位美女飞行员李霞卿
李霞卿原名李旦旦,父亲李应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志士。李霞卿曾随父到欧洲,后在香港和上海读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思想活跃,有胆有识。
1926年,14岁的李霞卿参加了电影《冰清玉洁》的拍摄,一举成名。
1930年初,李霞卿随丈夫到法国巴黎定居。在一次观看飞行表演的过程中,李霞卿被震撼了,决心做名女飞行员,到瑞士日内瓦科恩梯南飞行学校报名。该校从不收女学员,但为李霞卿破了例。一年后,李霞卿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成为第一个拿到瑞士飞行执照的中国人。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李霞卿积极投入抗日。1939年初,李霞卿驾驶“新中国精神号”单翼轻型飞机飞往美国的各大城市,开始了“抗日救国,匹妇有责”的爱国募捐飞行。她被誉为“飞行使者”、“中国一位亲善特使”,曾创下飞行一小时募得捐款四万元的纪录。
抗战结束后,李霞卿到了香港,1960年中从中国香港迁居到美国,住在旧金山,1998年去世。
李肇星的批评信
有“铁嘴钢牙”之称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32年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笑不出声的笑剧》的批评信,对滥用职权的铁路局长和唯权力马首是瞻的列车长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这封信刊在1978年12月3日《战地》版。时任外交部新闻司科员的李肇星和一同事,陪同12位外宾登上成都驶往重庆的列车。尽管14人人手一张软卧票,但车上只给8个铺位。李肇星找列车长投诉,但列车长却说:“一张多余的卧铺也没有。”这时,“一位首长模样的人把工作证摔到桌上,冲着列车长训斥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今天晚上没买卧铺票而上卧车的,统统都给我滚下去!’”原来,这是铁路局的一位局长。李肇星用文学的笔触描写道:
“他语无伦次地道起歉来,大抵是说这就派人准备床铺等等。”
这一切看得李肇星“目瞪口呆”,他急中生智,翻出一份《人民日报》交给列车长,“上面登载着国家领导人会见这批客人的照片……”
“马上见效!”6张卧铺票有了着落。但李肇星却无法入睡,他在信中写道――
“列车长同志,你的病势已经不能算轻,该警惕了!局长同志,请珍视和正确使用你的权力吧,它是属于人民的;我在怀疑你在以雷霆之势解决了自己的睡觉问题之后,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气魄”,去处理那些你业已有所察觉的问题?!”(摘自《北京晚报》,林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