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真可称得上是有实用价值的一部不同凡响的奇书。
拜把子的真义
刘、关、张桃园结义，也称拜把子，是属于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西方并不多见。结义，多半是政治上的结合，感情是次而次之的事，而且通常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所乐于采用。这种以感情色彩来掩盖其政治目的、阴谋意图的结集方式，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阶层所取。
刘备织席贩屦，张飞屠猪沽酒，关羽杀人亡命，比之袁绍四世三公、曹操身家显赫，当然属于出身低微，用这种结义手段联系起来，也是自然。因为作为单个的人来讲，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人微言贱，无足轻重，攀援乏力，出头无望，不分你我的义兄义弟，才能立足，才能挣扎，也才能奋斗。结义的实质，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
盟誓中必不可少的一句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死，也就是死党的死。结义所企求的，也就是这一个字。
苟且的安慰
董卓将要覆灭之前，长安小儿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于是，这就成了他败亡的预言。其实，不过是被压迫者借助于儿歌，宣泄对暴君的仇恨而已。但文人却把这当作一种谶语，便是十分的玄虚了。
但这种玄虚，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却很有市场。因为中国人属多神论者，儒释道三教的精神是互相渗透着的，能够把各式各样的教义混合起来接受，所以神鬼迷信、上苍崇拜、因果报应和命运天定都可以在中国人脑子里面找到地盘。征兆，便是这荦荦大端中的一个具体而细微的表现，甚至是一门学问，正经地在史书里一笔笔记下来。
人，一旦不能掌握自己命运时，就特别容易迷信，以为征兆寓有某种先知性，而深信不疑。这也不奇怪，在数千年不是高压统治便是灾难频繁的历史中，老百姓或连坐，或斩首，或瘐毙，或饿死，无时不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下。于是从种种征兆的显示中寻找心理平衡的安慰，听天由命，苟且偷安，刀搁在脖子上，也不再挣扎奋斗，便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最典型的心态。
龙床情结
董卓一到洛阳，用格杀勿论的恐怖手段，把满朝文武镇压住，人人噤声，命若悬丝，再没有人敢说个不字。于是，这个翻身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最热衷的事情，莫过于每天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了。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痞子、无赖、流氓无产者，还包括一些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一个朝思暮想的梦。这个梦或许就是鼓舞他们冲锋陷阵的原动力之一。所以，他们一旦夺得政权，最急于付诸实施的事情，就是马上搂住大把美女，抱住大罐金钱。这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到的，乡民们有了权后，一定要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心态，多少有些相通。
这一方面因为在等级社会里，森严的尊卑制度所形成的逆反心理作怪；另一方面，小农经济本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认为能够像帝王一样，拥有性特权，便是他们向往的人生最高享受了。便是这种龙床情结的心态，让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者获得政权后，只追求循环轮流坐庄的满足，便无再多发展前进的向往，这也许是中国数千年不得进步的根源之一吧?
人性的泯灭
在中国旧小说中，有许多血淋淋残忍的描写，也有许多并不血淋淋然而更为残忍的描写。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充满了血腥气；而刘安杀了自己的妻子，将她臂上的肉割下来，为刘备供餐食用，则是尤为令人发指的残忍。
因仇立意杀妻者，有之；无心误伤杀妻者，也有之。像刘安这样把妻子当成一只羊、一头猪，杀了待客，自有人类以来，大概少见。这种人性泯灭的事，无论如何，是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理解的。
然而，写书的人写了，不以为荒谬绝伦；评书的人评了，也漠然不动感情。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历史的残暴行径中，是无法植根的。
（据《大江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