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从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15国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悍然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战火燃遍三千里江山，一直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党中央、毛泽东权衡利弊后认为：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则对各方都不利。中国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制止其扩大战争，争取东方的和平，在全国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这一仗打出了国威军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它昭示“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彭德怀)。战争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在以后的事件中尽量避免和中国发生正面对抗。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敌视新中国的美帝相互勾结，觊觎中国大陆，威胁中国安全。但是，帝国主义马上发动侵略战争的条件尚不具备。结合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中国制定了巩固国防，保卫沿海和边疆不受侵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国防目标；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人民战争思想，以应付帝国主义可能的大规模入侵。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确立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方针，以解决国防建设的需求与经济基础薄弱的矛盾。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上述目标和方针，为以后中国国防政策与军事战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建设“现代化国防”，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举措。军队进行精减整编，完成由陆军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经过1955年和1958年两次大规模裁军，军队员额由原来的430万减少到240多万；初步建立国防领导体制，明确了各部门职能；颁布了《兵役法》，取消志愿兵役制，建立义务兵役制；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腿走路，即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并举的方针，初步建立起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从60年代开始，中国的安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中苏交恶。60年代中期后，苏联不断增兵中苏边界，挑起事端，并驻军蒙古，使一度被视为可靠安全的北部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其次，美国在越南采取“逐步升级”战略，越战规模不断扩大，直接威胁到中国南疆的安全。此时期中国一直面临苏联或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尤其是60年代，中国面临美、苏南北夹击的险恶局势。因此，中央做出了大战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战略判断，并且对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做了一系列调整。为了制止敌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国全面转入临战状态，进行了积极充分的战争准备。党中央、毛泽东根据战争危险增大的判断，按照“你准备不好，敌人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的基本思路，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防战备思想；立足于两面以至多面作战，准备应付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按照“山、散、洞”的方针进行“大、小三线”建设；下大力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建立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等。虽然这些做法给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却避免和慑止了霸权主义国家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和突然袭击，促进了国防目标的实现。
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中国还通过积极造势和强有力的作战行动，以敢战、能战来达到小战、不战的目的。1964年，美国将侵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对华威胁加重。面对侵略者的猖狂挑衅，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带去了极具分量的四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做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当着近300名中外记者的面发表讲话，“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我们“已经等了16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这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讲话在国际上引起巨大轰动，“具有巨大的逼人力量”(《朝日新闻》)，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巨大威胁。不过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的讲话确实收到威慑之效。美国情报局长分析认为，美国必须把空袭的目标限定在北越，不搞地面入侵，空袭必须避开中国的边界地区。战事的发展表明，美国地面部队没有越过北纬17度线。如果说慑止美国扩大战争是声势威慑发挥了作用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对印、对苏、对越等历次边界自卫作战行动，则是在不得已的条件下，通过实战威慑，实现以战止战目的的突出反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中国每次作战的意图都是警告大国，它将抵抗侵略，每次作战都旨在显示中国的决心，每次作战都是为了达到威慑目的。
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在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做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判断。中央军委随之做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要求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阶段，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为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长期准备。战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全面战争调整为重点应付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并首次将经略海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确定为军事战略的重要任务。为实现这一战略性转变，军队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进行了百万大裁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合成化程度，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改造国防科技工业，2/3的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转为民用；另外，对兵役制度、武装力量体制、后备力量建设、军队体制编制、教育训练体制等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相应的改革。
“冷战”结束后，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没有消除，而是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尤其是祖国统一大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使现代战争向信息化方向发展，表现出新的面貌，落后就要挨打的警钟再次在中国人的耳畔敲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从国家大战略的高度，对国防政策与军事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强调战争准备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为落实新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江泽民提出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再次裁军50万，进一步优化结构，调整体制编制；改革兵役制度，提高军队职业化程度；确立依法治军的方针，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法制化；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要走科技强军之路，努力提高军队人员与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地发展武器装备；强调在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理顺二者的关系；改进和完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加强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等等。其核心思想是，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之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国防政策与军事战略正进一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