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变化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趋势呼唤着新的安全结构，而建立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将能够满足这种要求。这里所说的“多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各成员的安全关切和安全日程的多样性，二是指安全安排的多元性，即共同体是建立在如大国协调、自愿者联合、现存的安全同盟和地区或次地区机制等多种安排上。
在冷战结束后的１０多年里，东亚的经济与安全生态发生了渐进的然而却是影响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推动地区经济合作走向机制性的安排，并呼唤建立新的地区安全结构。
地区安全新趋势
在过去的十年里，东亚地区安全出现了一些新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不但会影响到处理和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方式，而且将对地区安全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特征是从地缘政治关注转变为功能性关注。冷战期间，地缘政治的驱动力主导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竞争，也决定了东亚地区的安全议程。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毒品泛滥之类的功能性问题成了地区安全的首要议程。由于安全关注的性质的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的特征和处理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东亚不再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界限一分为二，相反，各国在应对各种挑战时的共同利益促使它们更多地谋求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手段在处理安全挑战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朝鲜半岛，韩国正在运用其经济力量促使南北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僵持局面转变为谨慎性的和平共处。而且，韩国正试图鼓励朝鲜实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希望这样一种发展战略能最终促使朝鲜的对外行为更加温和，更有利于半岛和平。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近年来的策略也有所调整，从敦促台湾接受关于两岸统一的政治谈判转变为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其结果是，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强有力的经济联系为两岸关系增加了新的动力，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为处理台湾问题构建起一个建设性的框架。换言之，它有可能使两岸关系摆脱当前的政治僵局，从而迈向以经济为动力的、逐步演进的和平统一道路。
第三个特征是美国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影响相对下降。在后冷战时代，华盛顿仍然主要依赖其在冷战期间构建的安全体系―――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这使得美国对地区新的安全议程的反应不是那么有效。传统盟国更加注重寻求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一味地服从华盛顿的意志。韩美在如何对待朝鲜方面出现的分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通过与邻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来努力增大它们的安全系数。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美国只是其安全支柱之一而已。
最后一个特征是中国在地区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中国太弱才导致亚洲出现混乱。当中国变得强大而稳定的时候，秩序才能得到维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地区安全的介入属于反应型，且多为双边性质。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它发起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并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而且，从中国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表现来看，它在促进多边安全对话和合作方面显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考虑到中国日益提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它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地区事务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东亚地区新的稳定源的生成。
冷战安全结构的消极影响
随着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冷战时代建立起来的安全结构已经成为制约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长期存在的安全问题上：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
在冷战时期，朝鲜半岛上形成了两个相互敌对的同盟：一个是北京－平壤－莫斯科轴心，另一个是汉城－华盛顿轴心。数十年来，两个同盟相互对峙，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始终呈紧张态势。冷战的结束使这个次地区的政治和安全结构发生了部分的变化：北京－平壤－莫斯科轴心消失了，莫斯科和北京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分别同汉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东北亚的战略环境。然而，美国未能抓住这次机会去改善同平壤的关系，并将其以遏制为取向的安全态势转变成和平共处的态势。其结果是，朝鲜半岛上出现了力量对比和安全结构的不均衡状况。朝鲜核问题的产生与这种状况密切相关。只要这种力量和结构的不均衡状况继续存在，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台湾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不仅是因为两岸存在着难以解开的历史夙嫌、相互不信任和社会与政治差别，而且还因为存在着一个由美国因素所造成的结构性障碍：美国始终将台湾看成是它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冷战时期，华盛顿把台湾当作遏制中国的桥头堡。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计划者们重新发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台湾事实上的独立是美国希望维持的现状的一部分，而中国试图收复台湾则是对这一现状的挑战，美国必须予以制止；不仅如此，只要台湾依然和中国大陆分离，北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就会被吸收和消耗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国防部２０００年９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东亚沿海地区（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确定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自然而然地，台湾被纳入了这个地缘范围。然而，这种设想忽视了两岸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无视两岸日益加深的经济一体化。而且，它给“台独”势力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他们在这种虚假的安全感的蛊惑下试图推动台湾走向法律上的独立时，很可能引起一场甚至连美国都不愿意看到的灾难性的冲突。
新的地区安全结构
东亚地区变化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趋势呼唤着新的安全结构，而建立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将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和平而稳定的安全环境符合该地区成员的利益，它们本身也从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中获益良多。这样一种共同体也是可行的，因为大国关系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将变得更加稳定，而新建立的地区安全机制将逐渐发展成为促进地区安全问题合作的有效手段。
这里所说的“多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各成员的安全关切和安全日程的多样性，二是指安全安排的多元性，即共同体是建立在如大国协调、自愿者联合、现存的安全同盟和地区或次地区机制等多种安排上。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十分重要。华盛顿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惜代价地建立起了前沿军事存在和安全联盟，所以它更加倾向于传统的“中心和轮辐”式的安排。但是，安全挑战的性质的变化要求采取新的方法。传统的安全同盟已经不能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这就需要谋求最大范围内的自愿者联合，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协调。正如布什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和其他主要全球力量中心的关系背景，并且带来了大量新的机会”。美国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协助在该地区奠定新的安全结构。这样一种反映了东亚地区变化着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力的结构将更加有效，也更持久。在这个新的地区安全框架中，美国不再是核心或霸主，而只是数个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