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可能是２００５年流行或点击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本来，一个国家是否崛起很难在时间上有一个明确的点来界定，何况，中国发展进程已跨越近１／４世纪，但到了２００５年，人们印象中的中国崛起景观好象突然清晰起来。
中国经济规模已跨越二万亿美元大关，挤进世界经济六强。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德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在大力吸引外资基础上，中国累积形成的具有世界级生产能力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持续发展产生的世界“机会”效应进一步扩散，中国不仅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等强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正在取代日本、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地区性大国成为东亚、南亚、中亚和南太一些次地区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出于维护联合国团结，对可能造成联合国分裂的某些安理会扩大方案断然说“不”，突显了中国作为全球政治大国的大局观。在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上亦被寄予期望。在解决地区问题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协调主持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使北京成为冷战后解决一个如此重大而复杂问题的国际舞台中心。反恐、防扩散、维和、救灾和债务减免等很多问题已经绕不过中国。中国政府更为主动地利用话语权诠释和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理念。
中国崛起引发广泛的国际反应，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更是掀起又一轮中国崛起的大辩论。佐利克９．２１讲话实际反映美国的中国观已有所变化。美中关系正变得更为相互依赖，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成员，是国际体系的“利害相关者”。当然，佐利克期望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
国际政治并非是一个相对精准的硬科学，仍属软科学范畴。界定是否“崛起”可能永远不会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标示性参照，而更多是感觉性的。崛起涉及到实力的评估与对比，但即使对实力的评估有其相应的体系与指标，仍难以完全把握。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实力“就像天气。每个人谈论它，但却很少有人理解它。”
从历史上看，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到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一，花了近３０年时间，日本和德国从二战后经济恢复战前水平，到１９７３年繁荣期高增长的结束，并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用了２５年左右。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已达到２６年左右，基本上具备一个大国崛起的起码的时间要求。当然，按人均ＧＤＰ和人均收入来说，我们远不能与之相比。
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硬实力可能不是衡量其是否崛起的主要指标，因此，找到其崛起的标示性参照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国际体系中，并不难找到经济大国和政治矮子形象并存，或经济穷国和政治大国兼具的国家。
国际政治斗争的本质虽是力量之争，但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不断增强的世界，一个大国真正崛起的重要参考可能更主要在于其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和主动性的塑造力，这种能力当然要实力。
中国的发展必然衍生出重大的国际政治含义。中美首脑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北京会晤时，胡锦涛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具有全球意义。这一判断主要就在于这种关系的影响已有重大变化。最近常听到，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其中重要参照同样在于中国在除美国之外的多强中已经显现的特别突出的重大影响力。
冷战时期，中国曾是美苏战略竞争中的第三号角色，是一个初具全球意义的重大的战略平衡者。斗转星移，时移势易。崛起的中国举手投足深具全球影响、无论是政治、经贸和金融政策，进行行事方式方面。中国不再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平衡者、一个战略筹码、一个配角或无足轻重者，而是重要合作者、关键的协调者、被期望的主事者甚至主角之一。这种角色的变化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意义更为突出，即成为全球最重要国际关系的表征与影响在各方面都已开始显现。敏锐的国际政治大家已开始洞察中国对国际体系、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的重大意义，我们同样需要充分认识、准确定位自己，超越树未大先招风的顾忌，塑造并巩固中国的外交新形象，拓展外交理念，争取并掌握中国应有的话语权，以更主动的姿态担负起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大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