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 东南亚的物质生产不仅供养了本地区人民,同时还作着世界性的贡献｡ 最新版的《亚洲史》(罗兹?墨菲著)写道,“鸡､猪､水稻和水牛,从它们的东南亚大陆区发源地向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部,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的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像的｡”作者进而写道,“水稻首先外传到邻近的中国,然后才推广到印度､朝鲜和日本,到公元头几个世纪时已经在亚洲农业中占了统治地位｡”
大概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印尼的航海家乘坐双桨船冒险远航到东非,给东非及沿途的锡兰(今斯里兰卡)送去了桂皮,并在非洲海岸以外的马达加斯加留下了他们的语言和基因｡
当麦哲伦发现菲律宾后,亚洲以前不存在的新大陆高产农作物,尤其是玉米和马铃薯,也通过马尼拉进入亚洲｡
在19世纪以前,东南亚地区被誉为财富充盈之地｡东南亚对于欧洲的富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东南亚的稻米､食糖､锡､煤､石油､橡胶､木材､纤维原料和烟草伴随着西方人超越亚洲人的每一步｡就拿石油来说,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缅甸石油公司等,在缅甸中部､苏门答腊东南部､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等地进行垄断经营｡
如今,东南亚的资源仍是其优势所在｡韩国学者郑德龟近日在其《东亚各国的合作及共生关系――大三角和小三角的构想》一文中,勾画出了亚洲三角蓝图――东北亚(中日韩)+印度+东盟,即利用东北亚的制造业､技术,东盟的天然资源,印度的IT技术和服务主导的国际分工结构,取得均衡的发展｡
精神
东南亚似乎也孕育着一种特别宽容的精神｡
宽容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最早有记载的东南亚,实际上是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横跨亚洲内部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的一系列半岛和一串串岛屿｡二战之前的东南亚史研究也倾向于研究印度､中国､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对东南亚的塑造和影响,而忽视或者较难对东南亚自身的社会历史变迁作详细的考察｡《剑桥东南亚史》认为,东南亚的自主性是被慢慢发掘出来的｡“那种认为史前这一地区不过是更先进的印度和中国文化的附属物的观点太过简单,东南亚与欧亚其他地区一样,也拥有复杂的史前史和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早期的东南亚人最早比较主动地接受了印度和中华文明,并从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当欧洲人初来乍到时,与过去一样,“东南亚人把强大的外族人的到来视为交流思想和商品的一个好机会”｡
宽容精神也体现在对妇女的态度上｡完全不同渊源的东南亚文化放宽了伊斯兰教某些严厉的教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东南亚历来比其他任何主要文化更讲究男女平等｡传统上,东南亚的性别歧视不如印度､中国或日本严重,它的大多数地区文化包含有入赘婚姻､妇女控制和继承财产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等内容｡财产一般按女性家世继承,孩子常用母亲家庭的姓｡妇女也常常被任命为外交或商务谈判代表,因为她们被认为比较理智,也较少受到男人们喜欢故意咄咄逼人或“荣誉感”等情绪因素的支配｡
宽容还体现在对集体的态度上｡请看《亚洲史》的最后一段:几乎所有亚洲社会都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各种努力､成就和责任都是集体的｡这种态度深深植根于亚洲传统之中,而且可能恰恰是亚洲传统的最基本要素｡亚洲高速现代化的强大深层基础乃是他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方式｡
宽容还体现在对分歧和冲突的态度上｡《纽约时报》曾于2000年报道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的研究结果｡他发现东亚人的思维方式较能容忍分歧｡在经历了殖民统治和冷战期间的地区性战争之后,现在的东南亚已经是世界上最为和平与繁荣的地区之一｡“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奇迹,东南亚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甚至比欧洲的巴尔干还要显著”｡
动力
东南亚地区被山脉和海洋分割得支离破碎,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则更为突出｡按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里的说法,东南亚是大国争雄的天然场所,东南亚小国只能是棋子而非棋手｡因此,东南亚的历史发展到二战以后,联合自强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成为东南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剑桥东南亚史》称:作为政治实体的“东南亚”这一概念是在二战期间偶然产生的｡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西方盟国决定建立一个单独的“东南亚战区”,包括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和泰国｡1945年召开的波茨坦会议把东南亚战区扩展到包括荷属东印度的其他部分以及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南地区(只有越南北部､菲律宾和老挝不包括在内)｡这样一种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了富有凝聚力的框架｡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认为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单独的地理政治区｡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感叹道,“我们这些在地缘上靠得这么近的邻居,实则形同陌生人,毕竟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不同势力范围把我们隔离开来,互不往来｡”
东南亚的集体主义更多地是通过东盟发展壮大表现出来的,这些都被本地区的资深政治家李光耀看在眼里｡
“1967年8月,在区域形势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东盟成立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聚首,在一个低调不铺张的仪式上,联合签署了成立东盟宣言｡东盟组织签署国定下了崇高的目标:要加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和平稳定,在农业与工业方面进行合作,扩大贸易｡”
当时的李光耀“未对这些目标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东盟的成立是为了团结区域各国,增强实力｡”正如李光耀的预料,“我们花了整整十年的光景,才培养出组织内的凝聚力,确定了活动的方向,让领袖和官员有充裕的时间彼此认识,相互估量调适”｡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光耀的评价就变了,“东盟作为理性的第三世界组织的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发展中世界最有活力的区域组织｡……东盟逐渐发展成一个深具凝聚力又能贯彻始终的组织,对主要课题采取一致的立场｡从澳洲､新西兰到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成为东盟常年会议的对话伙伴,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过程中,东盟国家的合作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中国和印度相继开放吸引外资后,东盟于1992年开始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它成为东盟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过去,由于各成员国仍然极力维护本身的主权,因此东盟的目标是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问题演变成冲突以前协助化解纠纷｡今后,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促使东南亚各个经济体更进一步融合”｡“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成立)也标志着东盟在政策上的改变,由排除列强到接受主要强国为对话伙伴,就区域内的安全课题进行讨论”｡随着1995年越南､1997年老挝和缅甸､1999年柬埔寨的加入,东盟终于实现囊括十国的夙愿｡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倡导并不断完善东亚合作机制,东亚国家达成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目前,东亚合作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10+3为主渠道､东亚峰会(10+6,除10+3的东盟和中日韩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也是峰会成员)为讨论东亚战略问题论坛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态势｡它基本上体现了东盟对于地区合作的设计和实施蓝图――引导和塑造以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秩序｡新加坡外长杨荣文称,“东盟的战略应是发挥东南亚自身优势,与所有主要大国保持良好关系,让每个大国都从东盟的发展和繁荣中受益”,“东亚首脑会议将帮助我们在亚洲建立以东盟为中心的长远的和平与合作框架”｡
冷战结束后,东盟意识到,要保证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不能靠一个大国主导,而是要把所有大国拉进来,在大国间纵横捭阖,借力打力,从而形成大国互相牵制并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的态势｡这最符合东盟利益｡长期以来,东盟邀请各大国作为全面对话伙伴讨论双边关系,即多个东盟+1｡至今,东盟基本搭建起了以其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战略框架,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俄罗斯和美国建立了东盟+1合作机制,并谈判建立自贸区,还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亚太大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此来看,东盟在亚太地区创造了一个类似中国折扇的关系框架,东盟是扇柄机枢,而多个10+1则是起支撑作用的扇骨｡
进入21世纪以后,东盟进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前将东盟建成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三个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并抓紧制定《东盟宪章》,以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
总体而言,东盟是个值得尊重的,有战略眼光､行动能力和创造力的组织｡
一是其根本性质已发生转变,由冷战时期的“反共集团”变为全球化时代地区合作的主要实践者､倡导者和推动者｡
二是其倡导的东盟方式,不仅对维护本地区稳定具有正面的意义,也有望成为未来地区合作的主要参考模式之一｡
三是东南亚初步建立以东盟为核心,以中､美､日､印､澳等为伙伴国的“大国平衡”体系,有利于地区稳定｡
四是其应对跨地区危机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组织均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五是东盟提出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参加东亚峰会的必备条件之一”,颇具某种形式的国际法的意味,体现东盟软实力的增强｡
东盟正在为将以上趋势巩固化和长期化而努力｡
值中国总理温家宝即将出席东盟系列峰会(2007年1月8日～13日)之际,粗粗回顾东南亚在物质､精神和动力层面给地区和世界作出的历史贡献,我们就会发现,趋向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是各方合力塑造的;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应给予这个地区､这个组织､这些国家以更深的理解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