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苏丹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一头馋涎欲滴的非洲兀鹫,紧紧盯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女孩,她匍匐在地,挣扎着向救济中心爬去｡新闻记者凯文•卡特按下快门,赶走兀鹫,然后独自离去｡他没有抱起濒死的女孩,没有把她送到救济中心,因为所有在苏丹采访的外国记者早就接到通告:为避免被传染恶疾,不要接触那些饥民｡一年以后,因为这张照片,凯文•卡特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新闻奖｡但人们没有想到,两个月以后,凯文•卡特自杀身亡｡
不会有人知道导致凯文•卡特自杀的真正原因,但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说法是:照片发表之后,对凯文•卡特见死不救的质问和谴责如潮水般涌来,在巨大的外界压力和自责的双重负载下,凯文•卡特不堪忍受｡
普利策新闻奖的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望者｡他们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假如没有凯文•卡特那张震撼全世界的照片,很多人可能不会清楚1993年的苏丹发生了什么;假如凯文•卡特摁下快门之后勇敢地抱起了那个小女孩,他的心灵肯定会获得些许慰藉｡
不仅仅是凯文•卡特,在灾难面前,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每个角色都要面临人性的拷问,在政治需求､社会职责和生命之间,面临着孰先孰后的选择｡
2008年5月3日凌晨,强热带风暴袭击缅甸,伊洛瓦底三角洲顿成泽国,到5月16日晚已经夺去7.77万条生命｡灾难过后,准备投入救援的美国海军舰艇在缅甸领海外围待命,国际救援队滞留泰国等待签证;另一方面,缅甸只允许援助物资进入国境,由军政府统一分配｡在这场生命与政治需求的博弈中,西方国家和缅甸军政府,无一例外地挑选了后者｡美国《时代》周刊称,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是想“让十余年来一直盼望有所改变的缅甸老百姓看到希望”｡西方国家的“希望”,就是要缅甸结束军政府的“独裁”和“专制”,而这样的“希望”显然无法让缅甸当局接受｡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折衷的结果是:物资可以接受,人员则请勿入内;一个衍生的结果是:法国随即宣布,它的赈灾款将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0万欧元,因为“我们对赈灾款的去向和使用方式,确实感到不放心”｡
2005年10月8日,一场里氏7.6级的大地震袭击南亚,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7万余人丧生,300万人无家可归｡地震过后,印巴两国领导人互通热线,在克什米尔控制线开放多条人员和物资通道,印度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建国以来最大一笔对外援助,总价值高达2500万美元｡临时开放的救灾通道,无法弥合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积怨,也不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任何松动,但是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印巴两国暂时放弃了政治需求,选择了拯救生命｡
“位于地震中心的群山深处,是地球上海拔较高､较难以翻越的陆地屏障,整整48个小时过去,山中的大小村落还保持着沉默｡一位救援人员说:‘我们几乎不敢想象那里发生了什么｡’陡峭的地型,让直升飞机也望山兴叹……”这是法国《巴黎竞赛画报》2005年南亚大地震的报道,描述的画面,几乎像是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现场｡
在四川汶川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面前,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每个角色,突然面临人性的拷问｡
于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现场,就有无数抱着话筒,一路采访,一路痛哭的记者｡我们不难想象,站在真实的现场,有多少记者渴望把手中的话筒,换一把铁锹铁镐,换一副担架撬杠｡社会职责,要求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把现场真实地传递到后方,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呼唤更有力的援助;而来自内心的人性本能,又让他们产生置身事外的错觉和痛苦｡看过了数以万计的苏丹灾民,就算凯文•卡特抱起骨瘦如柴的女孩,他的内心世界,真的可以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宁吗?
灾难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我们复杂难解的内心｡灾难又像一份试卷,每个角色必须在政治需求､社会职责和生命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