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自夸：除了地球的南北两极，世界上凡有商品市场的地方都有我们的商业情报网。专家认为，日本的汽车、摩托车、摄像机、电视机、手表等产品进入并占领欧美市场，首先要归功于得力的情报工作。
CIA高层在一次面向华人(很多是留学生)的招募会上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屈从中国压力而公布中国官员与商人在美国的账户，绝对不会引渡那些已暴露的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的中国人。台下掌声雷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言：间谍的历史几乎就像卖淫行业一样久远，所以被称为“第二古老职业”。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兴盛，使这个“古老职业”在经济领域又焕发新的生机，这就是如火如荼的商业情报战。商场如战场，商业情报不仅涉及财富分配，而且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是继资金、技术和人才之后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商业情报战是以工业间谍(又称商业间谍)为核心、以获取商业机密为手段、以消除对手竞争优势为目标的一种灰色行为。
国际商业情报战愈演愈烈
根据CIA的分析，通过对公开材料分析而获取的情报(又称“白色情报”)约占全部情报来源的80％，而由秘密渠道得到的情报(又称“黑色情报”)约占全部情报来源的20％。根据有关机构报告，《财富》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业机密被窃而导致的损失高达450亿美元，每家平均每年发生2.45次。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有一个经营信条：保住秘密，即保住了市场。肯德基为保护其核心商业机密――1940年由肯德基创始人哈兰?桑德斯上校发明的炸鸡配方，而进行的硬体保护设施堪称一绝。
工业间谍投资少、见效快。日本人认为，既然可以花100万美元的贿赂收买工程技术人员十分快捷地解决问题，为何要花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来进行研究呢?因此很早就提出“情报立国”的思路。二战后，日本约有一万多人被派到美国学习新工艺和管理技术。美国人后来经调查研究做出结论：这些日本人仅仅花费了25亿美元，就几乎把西方所有技术都搞到手，而这笔花费仅占美国每年研究经费的1/10。日本大企业集团每年将他们营业额的1.5％用于商业情报搜集，触角伸向全世界。日本人自夸：除了地球的南北两极，世界上凡有商品市场的地方都有我们的商业情报网。著名的九大综合商社先后在海外设立了690个办事处，及时获得世界各地的科技、商业情报。专家认为，日本的汽车、摩托车、摄像机、电视机、手表等产品进入并占领欧美市场，首先要归功于得力的情报工作。
国际社会商业情报早已成行成市。世界500强企业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情报系统，收集并储存有关市场和竞争者的一切消息，甚至监视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气，并将获得的情报直接用于公司的发展策略上。
在美国，诸多大公司除了拥有自己的情报信息部门外，还要利用外部机构或人员(自由间谍)搜集对手的重要信息。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宝浩针对联合利华的工业间谍战，就是宝洁雇佣了一个工业间谍公司――阿拉巴马州的凤凰咨询集团，该集团是由一些前政府专业情报人员组建的。诸多中介服务机构如投资银行、评级公司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如安永与德勤)，都有一个庞大而精干的情报部门，它们凭借行业优势，对所获取的情报进行筛选分类，不仅为自己服务，而且还接受客户(个人、企业乃至政府部门)的委托，提供情报服务。例如，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摩根士丹利就曾接受美国财政部的委托，调查对金融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实际财务状况，为政府出手救市提供重要参考。
不要小瞧这些私人情报机构，它们的专业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政府情报机构。它们聘请政府资深情报人员担任教员进行非常专业的训练。法国还设立了一个新的研究生院――经济战学院，培训商业间谍专才；它们可以比政府提供更高的报酬，直接雇佣政府特工。美国大公司情报部门提供的报酬(年薪一般都在15万～20万美元)，远高于政府发放的薪水，这对于面临退休、子女大学学费尚无着落的特工而言，非常有吸引力。如此，政府特工带来了更专业、更先进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私人情报机构的水平，专业能力近乎和政府机构完全一样，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政府情报机构更有效率。日本九大综合商社情报机构的专业、先进程度，政府情报机构都无法比拟。
苏联解体后，众多克格勃人员面临失业威胁，为谋求生计，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纷纷组织起各种保安公司，目前已有200多家，业务范围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Alex公司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保安公司，拥有3000多名保安人员，遍布全国。除了为重要人物、重大活动提供安保外，Alex公司的业务还包括当保镖、调查背景材料、搞企业策划研究、安装电子对抗系统以反间谍等。总之，都使出克格勃的全部看家本领，如此使克格勃的人“在商业界有很好的声誉”。
官民联手参与商战。冷战结束后，间谍活动由服务于两极政治对抗转向经济竞争，冷战时的盟友转眼间变成了“经济敌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总统指示调整工作思路，把搜集全球各地重要的经济和科技情报放在首位：一是保护和维护美国经济、科技在世界市场的高度竞争优势；二是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的绝对稳定；三是预测并防止有可能直接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和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重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有报道显示，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公司委托CIA实现相关情报需求。1994年，法国欲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价值60亿美元的武器、民航机及维修合约，就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事先掌握相关贿赂问题而使之流产。损人是为了利己，沙特阿拉伯将巨额合同交给了美国波音公司。当然，实现谍报工作中心转移的不只是美国，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称，“目前外国的情报机关的一半开支都用来为经济情报侦查服务”。
“黄色间谍”：西方肆意诋毁中国
西方是工业间谍的滥觞，也是大本营。但是，在间谍问题上西方的价值观是错乱的。在间谍的眼中，没有法律，没有道德，只有利益(或国家利益或一般商业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有关防范“黄色间谍”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防日益严重，有时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早在199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将中国、法国、以色列、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六国列为“美国境内从事非法工业间谍行为最猖獗的国家”。1999年5月美国国会抛出《考克斯报告》，几乎就是一本“中国间谍大全”，洋洋洒洒达872页，罗列、编造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材料，把“华人刻画为都是不可信任的”。
200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局长罗伯特-米勒在国会听政时作如此评述，“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成为给美国制造最大间谍威胁的国家。”美国反间谍研究中心把中国列为在美进行商业间谍活动最频繁的国家，FBI估计，有3000多家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以做生意为幌子”偷窃军事、商业和技术情报。200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多次听证，以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为中心，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在美国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2007年10月，《时代》周刊撰文称“中国的间谍活动是美国技术面临的最大威胁”。2007年8月26日的《明镜》周刊，刊登封面文章《黄色间谍》，详细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对德国总理府、外交部、经济部和科研部电脑系统的全面攻击，等等。
其实，工业间谍缘起西方，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兴盛而日趋泛滥，如今叫嚣最厉害的德国与美国，曾经在上百年期间，一直是国际工业间谍最活跃的国家。为获得当时先进国家英国的先进技术，德国往往采取偷窃英国的工业设备、吸引甚至诱捕英国的技术工人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动。2001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曾派出商业间谍到通用汽车公司偷取数箱机密计划文件，被诉后不得不向对方支付1亿美元的庭外和解费。美国不断指责中国侵犯美国专利，但要知道，专利法1474年在威尼斯就已出现，而美国一直到l 836年才施行，而且只保护本国专利，对于国外的专利则肆意侵犯。到20世纪60年代，专利法才在西方真正广为实行。
中国：国际工业间谍纷至
安全意识薄弱，防范能力建设严重不足。
在世界历史上，在西方工业文明尚未开启之前，中国在科技、文化、生产等诸多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总体上也一直是技术输出国，但是并无专利与知识产权的樊篱，火药、印刷、造纸、司南等传给了全世界，为世界的现代文明做出贡献。直到近代，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增多，中国也逐渐从西方那里学会了保守商业机密。但是，茶叶、丝绸、瓷器等传统优势产品的生产与制作工艺还是被西方窃取。
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日益沦丧，作为经济主权象征的海关由英国人掌管长达55年(1863年～1908年)，列强在华设立难以数计的租界与“特区”，肆意进行各类间谍活动，日本间谍长期活跃于中国城市与乡村，如此绘就了“城市到巷、农村到村、山水沟坎无一遗漏”的中国地图。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改革开放后，昔日夹着尾巴逃走了的“帝国主义”，又夹着皮包被请回来了。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几乎将所有的洋人(无论西洋还是东洋)，都当作“国际友人”，给予热情接待。如此，我们很多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恢复起来的、具有民族传统优势的技术与工艺，都拱手交给了“国际友人”。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案例有：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中国传统工艺、传统技术基本上被偷光了。一些传统优势产品没有被西方(包括东洋)生产(因而没有竞争对手)，是因为相关产品在西方没有多大市场，如“王致和”臭豆腐、“十八街”麻花等，有的是因为产品生产受制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如茅台与五粮液，而并非是这些企业的保密措施做得如何好。
与一般失窃不同的是，情报盗窃中的失窃者所受到的损害不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直到对手携其新产品大规模地杀过来，自己才猛然醒悟遭人“暗算”了。中国安徽泾县的宣纸，素有“千年寿纸”、“纸中之王”美誉。然而，这种独步天下的优势轻易就被日本人打破了。安徽泾县在浙江某镇扶持办起一家造纸厂，某年，造纸厂迎来了三个日本“技术人员”，中方十分殷勤地接待“国际友人”，一一详细回答了有关宣纸生产技术及工艺等任何问题，临别时，还赠送加工原料以作日方研究之用。此后，日本人便骄傲地宣称：世界宣纸，中国第一，日本第二。
一些部门及其领导，以及某些资深学者不愿正视经济安全问题，甚至抵制“经济安全”概念，不断警告有关部门与学者“慎用”经济安全，强调“中国经济不安全是无稽之谈”，鼓吹“中国经济目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安全时期”，“越开放越安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最小受损者”……不仅在言语上如此，实际行动上更是“以身作则”，国际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被这帮奉行“中国无事”的人“请进来”的。外国评级机构给咱们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给咱们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咱们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不仅有地方政府部门，还有中央政府部门)，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
西方不断强化对华情报战，形势严峻。
近些年来，中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甚至在个别领域、一些企业还超出了西方的竞争对手，因此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企业发展规划等便成为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市场不断开放，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众多跨国企业极力争夺、尽可能多地拓展份额的市场，而掌握相关市场资源、在本行业有影响力的中资企业，便成为跨国企业想极力“摆平”的对象；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不仅是行业龙头，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市场资源、政策资源、实际矿产资源)，而且与中央血脉相连，有的甚至扮演职能部门的作用，因此当然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得出现阶段中国是国际工业间谍高发期，逻辑上不成问题。
看看当今间谍老大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中国形势的严峻。2006年，美国国家情报主任约翰?内格罗蓬特披露：美国情报机构由16个联邦机构组成，差不多有10万名爱国的、能干的、苦干的美国人在保密的范围内工作。但业内专业人士分析，目前美国情报部门正式雇员总数超过15万人，如果再加上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为美国政府搜集情报的“线人”，美国拥有的情报人员约20万人。尽管队伍如此庞大，但是为对抗“来自东方的威胁”，FBI大量招募特工。他们在华人报纸上大做广告，积极劝说华裔加入该组织，提供的职位起薪有的高达9万美元。CIA高层在一次面向华人(很多是留学生)的招募会上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屈从中国压力公布中国官员与商人在美国账户，绝对不会引渡暴露的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的中国人。台下听众掌声雷动。实际上，如今西方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密集。
境外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异常活跃。
在中国，活跃的工业间谍不仅来自跨国公司，很多境外媒体、非政府组织也是很好的掩体。媒体中境外媒体不言自明，世界各国通过驻外通讯社、报社分社等进行间谍活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2004年，西方某通讯社记者就是因为获取中国人民银行与在华十大金融机构达成的人民币掉期业务，而准确获得人民币升值情报，受到本部重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隐蔽：的境外媒体――如同我们金融市场上，很多中资基金与证券公司实际就是外资一样。”如今我们境内不少报纸、杂志名义是中资的，实际是外资的，或通过假中资隐蔽控制，或被外资广告间接控制，这些媒体一方面为西方宣传自由、民主等“普世”理念，更重要的是还为出资人搜集相关情报。
另一个进行工业间谍的重要掩体是非政府组织(NGO)，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华苦心经营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门乃至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都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良好的声誉。某家基金会常年为中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也为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研究提供资助。它的研究项目设计得非常“巧妙”，总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软科学等相关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大研究项目快要结项的时候，这家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重要承担者直接提供同样或近似的项目研究资助，如此即可经济快捷、轻而易举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