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这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姆雷近日在京的一个推测。
在北京这次名为“21吐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的国际研讨会上，CSIS还提交了最新的调研报告《《艮发中国》，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据说，世界各国将老年定义为60岁以上。按照这个标准，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占到总人口的28％，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由于担心中国人把他们的研究看作是宣传，哈姆雷对与会者反复声称“决非危言耸听”。
北师大教授贺力平海外访问回国，也曾与我聊起日本经济和老龄化等话题。他猜测，日本经济痛苦持续之长，跟日本社会老龄化有关。
这使我想起1994年在美国费城听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克莱刘我说的一番高论：中国不能指望年年好光景，比如中国只生一个的生育政策，将来会产生一个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亲戚的社会，很可能给中国带来比日本更麻烦的老龄化问题。如今，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比当年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但我没见学者发现多少有关老龄化的新后果。
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很多，但忧虑大多集中在干活的人将越来越少，吃闲饭的人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上，而很少考虑它对需求有什么影响、如何影响需求，以及它对东西方的需求影响是否一样。
在与贺力平的聊天中，我们得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老龄化使人的感情活动由频密变为稀疏，而感情活动的剧烈程度、尤其是男女感情，跟购买是否活跃是高度相关的；购买是否活跃当然影响一国GDP、影响就业、影响经济成长了。
同样是老龄化，对东方人感情活动的影响比对西方人来得大。西方人高龄人的再婚人口就比东方人高许多，60、70岁还在离婚结婚的人并不鲜见。而在东方，人一上了这个年龄，大都是老两口搀扶着颐养天年了。离婚、恋爱、结婚，是大多数老龄化的东方人折腾不起的，也没那个习惯。
GDP是怎么来的?无非来自人们大大小小的购买。想想恋爱，相互讨好、献殷勤，比平日买的东西多吧；坐咖啡厅、进餐馆的次数要比平时多吧，至少点的菜也要比平的时贵吧；再想想离婚、结婚，都意味着住宅租赁和买卖的生意更多地发生，都意味着家庭用具用品的添置和购买。
前不久，我转诉过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披露的几个数据，美国人离婚率是一半以上，有个州达到71％。如果要实证一下感情的产出，可到美国查一下该州的服务业产值，与离婚率低的州的服务业产值进行对比，因为男女感情折腾的成本费用大都倾洒在了这个产业。
考虑到东方人感情的相对不活跃，把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想得严重些并没有坏处。我看过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杨圣明先生的一项研究，他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中，2000年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只有33．2％，不仅比西方发达国家低很多，也比某些发展中国家低。美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高达75％左右，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都在2／3以上。
如果第三产业比重高于中国两倍的日本，遭遇老龄化是其经济踉跄10多年的原因之一；如果人的感情活跃与否跟需求、购买具有密切关系，那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他们对中国老龄化的预测当然就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他们的预测倒可能忽略了东方老龄人口的感情活跃程度这个约束条件，以及它对购买的制约，因此低估了问题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