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斥着私欲、虚伪、腐败的政治环境里，人们会向往清明的政治。人们尤其希望反对这种肮脏政治的人高尚、无私，希望他们像圣人、婴儿一样纯洁善良，甚至容不得他们有任何功利的算计。这并不奇怪，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经过宋明理学的教诲，诚心正意成为政治的伦理规范，修齐治平是获得政治成功的不二法门。曾国藩可算是实践上的楷模。这种情形并没有因为现代性的冲击而有所改变，反而被极大地加强了：从道德上塑造“新人”不仅是个人的操守问题，还是民族得救与否的关键；在手段上也从提倡个人修习转变为越来越严格的外部强制。从新生活运动到延安整风，一直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经过的变形理念在发挥作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林彪事件为何会对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产生那么巨大的打击。也正因为如此，在“9•13事件”之后，“走后门”之风大肆猖獗。以权谋私是政治理想幻灭之后的必然结局，带着被欺骗的感觉和深深的悔意，人们自然就会非常急切地及时行乐，不顾一切地抓住手头的实惠。
早期的革命党人在流亡海外的时候，始终被几乎永无休止的内部分裂争斗所折磨，保皇与革命、孙文与黄兴、章太炎与孙中山、光复会与同盟会。原则、利益、名声都是争斗的理由。许多革命志士因为耳闻目睹这一切而陷入绝望，他们无法容忍在革命者的队伍里也有龌龊的动机和行为。他们几乎认为这些所谓的革命领袖其实与满清衰朽颟顸的统治者没有多大差别。
其实政治就是政治，它有自己的规则，并且不会因为目的的良善与否而改变。从事政治的人必须自我保存、打击对手并且获得胜利，为此争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采用不大正当的手段也是必须的。作为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的巨人，马基雅维里道出了政治的真相，却因此遭人痛恨。他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他提醒我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时刻也不要忘记政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解释道：“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在讨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韦伯重申了令人不快的马基雅维里真相。他嘲笑那种坚信“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政治上的稚童。但面对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更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他说：“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对于一个已经卷入政治事务的人来说，事实正如费希特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别人是善良和完美的。即便是在追求民主的政治行动里，以这样的假定为自己行动的前提也是没有理由的。因此，那些坚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的人，如果从事政治，必定会遭受伤害。无论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或者宗教，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坚定，在这一点上信仰对他们都不会有比除了心灵安慰更有价值的帮助。他们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圣徒，但很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如果他们已经厕身于政治事务当中，下面韦伯的告诫恐怕一定要牢记心头：“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要再说一遍，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因为这种势力在一切暴力之中。”
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用更坚韧的态度、更清明的理智去面对，而不是一听说分歧和斗争就幸灾乐祸、以头戗地、掩鼻而走。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赞同“政治就是肮脏的”之类的浅薄说法。恰恰相反，那些仅仅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别人的叛卖、愚昧的人，整天怨天尤人、哼哼唧唧的人，只能赢得人们的同情；而对于那些自觉肩负自己的政治使命，勇敢面对现实的人，人们所给予的却是尊重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