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谁制造了民企玻璃门？ 郑作时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静等，因为人世作为一个国家承诺已经放在中国面前，全面开放意味着中国如果不自己改造其经济结构，那么跨国资本将有更大的机会来把中国改造成为他们的加工厂。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郎顾之争”始发于2004年，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指责顾雏军旗下的格林柯尔公司对科龙以及之后收购的一系列国有公司进行巧取豪夺为开始，到2006年1月，顾雏军因涉嫌虚报注册资金罪被捕为结束，其结果是作为学者的郎咸平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进而他又挑战国内一批经济学家；指责长虹、海尔、TCL等数大公司在MBO(管理层收购)等领域的问题，MBO也悄然而止，风头一时无二。
而以“郎顾之争”开始，中国社会对多以民企企业家形象出现的富人群体的财富来源和道德水准的批评再次升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绪性的风向在过去的2006年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抬高民营企业进入门槛的风气，被民企领头人物称为“玻璃门”，使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在2006年中显得十分沉闷。
众所周知，构成中国经济的三大力量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跨国公司。在2006年，以1月顾雏军被捕为始，到11月民企的代表性人物、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德平发出“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呼声为终，中国民企在2006年历经的一系列事件，令人感到在2005年由中央政府制订的非公经济发展36条规定的落实并不令人乐观。
垄断行业“玻璃门”
2006年可以记人民企发展“玻璃门”的，是关于民营加油站的争论。2006年4月，商务部出台《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要求凡经营油气批发的企业必须拥有10座以上的加油站和1万立方米以上的储油库。由于2004年政府的相关政策要求新建加油站都由必须由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全资和控股建设，因此到2006年，民营油企已很少有机会把自己的地盘扩展到10家以上。国内1万家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民营油企中绝大部分都不具备有这两个条件。因此商务部的这一政策引起了民营油企的巨大反弹，他们联合向商务部上书要求降低门槛。并指出如果这―政策如果实施，将引起几十万人的下岗。而在所有这些民营油企碰到的政策门槛背后的大背景，则是根据人世协定，2006年底中国成品油市场将全面开放。届时不少民营企业获得的成品油、原油的进口牌照就会发挥实际作用。这已不仅仅是多子一个渠道的问题，对民营油企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市场自由度的增加，此时民营油企对中石油、中石化冲击也会真正显现。民营油企可能通过批发的放开，逐步摆脱两大集团控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在政策制订方面的劣势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是2006年，正在修改并将于近期出台的《邮政法》引起了民营快递行业的不安，其中的核心条款是150克以下的信函必须由邮政专营。而在这方面的现状是非邮政企业(包括民营快递、以及中铁、民航、中外运等国有企业)占城际间商务快递市场的60％以上，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同城快递占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以外资为代表的非邮政企业则占据着80％以上的国际快递市场份额。也就是说，非邮政企业已经是市场上的绝对主力。如按8月的邮政专营法出台，非邮政企业将失去大部分市场，全国的物流配送公司、快运和货运公司也将丧失50％以上的业务，涉及从业人员上百万。因此在国务院法制办召集了20多家民营、外资等非邮政企业进行的座谈会上，争论激烈到抢话筒的地步。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2006年面临的处境是基本都处于产业链条下游的他们要么去面对极其激烈的价格竞争，而力争进入上游的企业则面临着对各种资源有着垄断发言权的利益集团利用政策的变化进行的打压。只有极少数民企能够通过社会影响力和先行优势逃过这种劫数。而他们付出的努力有多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是他们的共同感受。
巨无霸们的成长
在民企经营频频示警的2006年，国企的增长引人注目。最新数据表明，中央直属企业完成增加值高达1万亿，比2005年上涨16％。其中垄断着的国家电网利润上升由度高达49．3％，到11月份，一汽轿车的销量破百万。而与这种利润和销量上升相对应的是，2006年居民用电价格和工业用电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家通过提高汽车行业进入门槛对民营企业进入这一行业的限制。最新的汽车产业规定了新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的投资规模是20亿。可以说，在这种投资规模的要求之下，中国已经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吉利的李书福了。
应该说，28年改革的历史已经使纯粹的国有企业所存不多，在民企的竞争之下，现存的大量企业都是以股份制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唯其如此，现有的全资或者政府绝对控股的国企在2006年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所涉及的行业，大多与垄断高度相关。在涉及银行、电信、航运、铁路等基础性设施的公司完成上市之后，2006年一个突出的矛盾暴露出来。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本着向股东负责的态度，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手中垄断性的这些资源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但是同时因为这些公司的服务往往涉及公共事务，使得提价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于是一个又一个听证会不断地召开，但由于社会力量的薄弱，“听证会”等于“涨价会”，天然气涨、电价涨、油价一涨就不再回头、公园浏览票涨、邮资涨、有线电视费涨。
垄断国企在2006年中资产的强劲增长，突出表现在一些国外排名榜上。在亚洲企业100强中，居前列的还是这些大型的国企，中石油、中移动、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中国电信和宝钢。相对于经过千难万险而闻名国内的联想、海尔、华为公司来说，排名远远靠前。’
2006年一则重大的消息是，从下一年度开始，中央政府将向占有这些垄断性资源的国企征收红利，而随之而来的数字是，2005年由中央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国企留存利润总数额达到750亿美元。而这种利润的获得，是建立在垄断国企已经有了高福利和高工资的基础之上的。
但愿2006年的“国进民退”是历史偶然
尽管像中移动、中石油这样的公司排名靠前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日益活跃，但是他们提供的基础性产品在2006的涨价则令人担忧。这些产品的涨价，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了挤出效应，使得大量处于产业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效益进一步下降。2006年当外资企业趁中国入世开放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在中国以并购为主要方式大举攻城略地，布下产业棋子的时候，一向在并购市场上十分活跃的民营企业在这一年中却显得格外沉默。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以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目标的并购中，几乎没有民企作为收购方的案例。 作为政府控制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大型国企掌握的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核心。而在产业的下游和创新的领域，民企同时扮演着丰富公众物质文化生活的角色，而且承接着一大批效率低下的中小型国企退出市场后的空白，不仅如此，一些大型的民企由于在效率和创新能力上的强大，担当着完善民族工业产业完整性的重任。但是在2006年，当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个方面表现出集体沉默的时候，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人们开始着急了。11月，在南京召开的“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上，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还是企业家，都指出了国务院在2005年初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没有得到切实落实，民企发展遇上的“垄断门”。
当产权改革遇上公众情绪的阻碍，而垄断企业输出通胀的可能，而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以强大资本为后盾开始强硬攻势的2006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进民退的趋势令人不解。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实都证明了国企――哪怕是垄断型的大型国企，其内部效率是有待提高的。把成本转嫁给公众，是垄断型国企利润在这一年中上涨的根本原因。但是产权清晰的民企向这些领域的进军又受到“公众利益受损”的怀疑。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静等，因为入世作为一个国家承诺已经放在中国面前，全面开放意味着中国如果不自己改造其经济结构，那么跨国资本将有更大的机会来把中国改造成为他们的加工厂。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下篇：收入差距：一个躲不过去的路障
时卫干
在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调整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直以来的政策指针，开始系统地改革分配制度。可以说突如其来也可以说意料之中的中国资产膨胀潮，为这一战略任务提供了难得的环境，同时也硬化这项任务的不可回避性。房市、股市加剧着财富在全社会的分配，随之而来的将是阶层之间的大幅度疏离，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开始致力于和谐之前，对和谐这两字之间的距离要有―个客观的判断。
日前，世界银行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严重，对于最穷的10％的人来说，不仅其相对收入在降低，就是绝对收入也同样在降低。世行的报告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收入差距的话题是2006年的主题词之―。这场几乎贯穿全年的大争论，长期被忽视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进而成为衡量中国28年改革成果的一项重要标准、成为未来中国应该采用何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决策依据之一。
是浮躁还是群情?
2006年5月份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收入分配的新闻或事件发生，官员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学者如吴敬琏樊纲、名人如北大副教授阿忆、监管部门如国资委国税总局等，均已涉身其中。
5月上旬，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公开表示，中国企业分配，存在较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例如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他指出，部分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总体措施，国资委、发改委等14家部门正在落实政治局的这―决策。
6月初，爆出一个地级市里一个破产电力企业里抄表工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新闻，电力行业也因收入畸高而成为千夫所指。
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下发通知，要求169家央企下调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高不得超过820元上限，但国资委此举很快被评论称为隔靴抓痒，相比民众对于政府干预垄断收入的期望，这一举措就像打老虎最后变成了拍苍蝇，落差极大。
8月份，经济学家樊纲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收入差距仍将持续5～10年”引来轩然大波；9月份中国建设银行员工薪酬被媒体误读为“涨薪30％”。
10月份，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开其收入，被媒体一致指为“哭穷”，尽管这根本不是阿亿引举的动机。现在，阿忆博客事件的争论还没有结束。
11月，国税总局出台高收入者自行报税规定，要求年收入满12万以上者，必须向税务部门报送全年纳税信息，这一规定被理解为对富人征税行动的开始。
不知道接下来还会爆出什么新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收入分配公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
央企收入畸高与垄断
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针对收入差距撰文指出：“许多证据表明，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
关于腐败对收入差距形成多大的扭曲，目前没有公认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目前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拥有土地这一最大的资源，进而衍生的种种寻租、地下交易甚至是腐败自然不会少。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垄断：垄断性企业员工收入之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当这个秘密以一种近乎公开的姿态展示于人们面前时，仍不免让人唏嘘、震惊：国资委公布了其所监管的169家央企2005年的包括利润总额、成本费用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等指标的统计报表，尽管央企利润总额超过6000亿元，但央企员工的薪酬之巨同样令人吃惊。
年报显示，利润排名前40家央企的利润贡献度达到95％；有12家央企利润超过100亿，利润贡献度达79％，主要包括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即传统的煤、电、油、运及新兴的通讯等垄断行业。
更令人羡慕的是央企员工的收入：中石油集团2005年度将675．8亿元用于人工成本，同比增长22．2％。这一数字比中部大省河南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还要多(同年度河南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37．5亿元)。而人工成本最高的中国移动集团，11．2万人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达12．4万元。相比之下，2005年东部地区省份职工的平均工资是2．24万元，而中部地区仅为1．4万元。
上市公司中石油股份的年报显示，上市5年来，雇员酬金成本每年平均以15％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较5年前已经翻了―倍。但中石油并不是个案：169家央企中，人工成本同比增幅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增幅的企业有72家，人工成本同比增长超过30％的企业有23家。
关于垄断行业收入高的另一项有意思的指标则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其公布的重点监管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电信、银行、 保险、证券、石油、石化、烟草、航空、铁路、房地产、足球俱乐部、外企、高新技术企业等等，大部分都是些垄断行业。
垄断行业收入越来越高，进一步拉大全社会收入差距，必须降低垄断性国企员工的收入，可是，能真的降下来吗?
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从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学者所碰到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将近30年，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
“提低，扩中，调高”，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地区间和部分社会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而明确提出的改革思路，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城乡差距，必须尽快解决。
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收入差距首先表现为城市与农村居民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异，不过，引发今年收入分配大讨论的却是垄断性国企的收入畸高问题。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社会里，农民依然没有什么话语权，尽管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
2003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但因为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仍超过农村居民，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未来数年内仍将持续扩大：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1；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1．86：1；但之后基本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2001年为2．90：1，2002年为3．11：1，2003年继续扩大到3．23：1，2004年已是4：1；而去年则略有下降，为3．22：1。
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农民人均收入又开始回落：首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仅为1094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也预测，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比去年增长5％左右，低于去年6．2％的增幅。在城市仍保持较高增幅的情况下，今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机入差距将继续扩大。
中央政府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大跃进：短短六七年间，有将近2亿农民进了城，速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正是因为运动式的城镇化建设；导致了许多问题接踵而至：农民进城后就业难、城镇的第三产业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发展起来、农民的土地补贴太低等等，城乡收入差异并未解决。
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异最重要的途径，通过将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从而提高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但是，由于中国农民数量极为庞大，仅仅希望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城乡收入差异，恐怕也不现实。
基尼系数之辩
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一项用来形容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为0表示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绝对公平，为1则表示这个国家收入分配绝对不公平。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0．4是一个国际通用的警戒标准。
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存在不同版本，但共识是已达到或超过0．45，甚至有统计是0．47。这个指标已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也仅次于菲律宾。
近期，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尽管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按照该人士的解释，中国的基尼系数分三种：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前两种均低于0．4，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刚刚超过0．4。“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基尼系数到了0．47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
但是，纵观国际，没有一个国家在计算基尼系数时是先申明要把农村和城市隔开计算的。基尼系数的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收入差距水平，现在硬要’把城市和农村分开、要把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分开，那还能叫基尼系数吗?
退一步讲，基尼系数到底是0．47还是0．37有那么重要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统计都低于0．4就可以否认中国社会整体上贫富悬殊的事实吗?就算基尼系数过大是因为城乡差距造成的，难道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就可以熟视无睹，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吗?
解决之道
收入差距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而否认改善之路，这是讨论与分析问题的根本。只有基于这―前提我们才能寻找解决之道。
近期，发改委、国资委等正在会同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诸多部门，酝酿政策，以尽快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据悉，政府的解决思路涉及―系列政策框架：以“调高、扩中、保低”为红线，涵盖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对分配秩序的规范整顿，确定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初次分配方面，要建立完善市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机制，使初次分配真正与劳动和贡献挂钩；再分配方面，建立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在机制和制度上，规范要素分配的原则和方式，实现分配秩序规范、分配关系合理，遏制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政策永远是政策，需要落实。但是，正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是一两年所形成的一样，要消除现存的收入差距，也非一两年之功可毕。
还是以垄断行业为例；他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央企是赢利的，你凭什么不让人发钱?但是，央企的赢利中多少比例是来自于垄断而多少比例来自于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恐怕这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对169家央企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2005年的6000亿赢利大部分来自垄断型国企，非垄断型国企中不乏业绩强差人意的，像医药、纺织、机械、房地产等等均是如此。但是，谁也不会去管这么多，央企与央企之间在收入上必须要相互对比看齐，最终导致所有央企的收入都非常高，与业绩无关。
更往深处分析，如果垄断地位不取消，收入差异的问题就永远难以避免。那些认为下调央企公积金比例就可以缓解垄断行业收入畸高的人，要么过度高估了国资委的管理能力，要么过度低估了央企的应变能力。
除了大家都关注的垄断行业，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农村和农民，因为一则其收入低二则其人数多。中国的整体基尼系数高达0．47，城乡的二元化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只有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才能真正得到缓解。
无论如何，“调高、保低”改革目前仍停留在改革目标的层面，我们的希望是落实，只有将政策落到实处，中国的发展才是可持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