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结”的世俗解读 在坊间大多数人的认知序列和价值谱系中，“民主”往往是一个深奥、晦涩和充满政治意味的概念，并因此给人以高高在上、远离世俗生活的印象。尤其是在“国民素质制约民主进程”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与窠臼之中，更是加剧了这种印象。
通读上期“独家策划”，其实不难澄清与纠正上述这个近乎偏拗的印象。有人说，“中国结”身上所显示的情致与智慧，正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一个侧面。民主，其实何尝不像呈这个有点图腾意味的“中国结”，它有着复杂曼妙的“曲线”，在不同的国家和人的眼中，有着对于民主的不同理解。对于它的实践形式，“有多少个民主国家，就有多少种民主实践”。但呈这个看似形而上的“民主曲线”，却可以还原成员单纯的涉及收入机会是否平等，一点都不抽象的务实层面。无论怎样高深的解读与建构，其实都扎根在最世俗的社会生活中。
关于民主的建构与推进，文章链接出多条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路径，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国家制度建设说等。然而笔者更喜欢、更容易接受俞可平先生的“民主与陀螺”的通俗阐述：“推进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技巧，特别重要的是要顺应民心，借助时势，循序渐进，增量发展。”诚哉斯言。“生活化、日常化的民主才呈牢固的民主”这句话，是笔者读后的最大心得。
石子砚(2007年6月上《民主“中国结”》)
收费政府与帕金森定律
“政府收费”当然有其依据，准公共产品、负外部效应的存在，以及公共资源产权界定、受益者负担等就是政府收费独立于税收的坚实理论基础。关键的问题是，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无论是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还是收费资金的管理使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收费的本质和初衷，存在严重的异化现象。英国政治学者诺斯科特?帕金森写过一本书叫《帕金森定律》，他认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种金字塔上升的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在我国，机构精简年年改，结果越改越大。为了让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行，政府机构就会利用公民察觉不到的方法来增加公民的税收负担(比如说乱收费)，从而扩张财政支出。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单位创收”，许多机构虽然没有收费项目，却可以千方百计地创造收费项目，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政府其实也是“经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府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但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存在的共同点并不能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异。按理说，若政府“经济人’角色的冲动与公众利益的效用函数相一致，政府利己主义的行为并非不可，这也是激发公务员积极性的一个动力源泉。但问题的关键是，随着政府自身利益主体意识的激增，政府及其成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使政府自身利益发生偏离和错位，使政府逾越本身的职能界限而造成公共政策的失效，带来更大的资源浪费。
尽管现在各个地方禁止“乱收费”、“越权收费”的文件多如牛毛，可是，制度天生就有过剩的危机。如果要反思这些文件、通知为什么没有用，首先得想想这些文件是怎么制定的，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制定?试想，一个患上了严重“帕金森症”的政府，机构膨胀的源头没治理好，这个死结不打开，怎么去谈规范政府收费?
萧坊(2007年6月上《告别“收费政府”还有多远》)
逼供传统的悖论
司法文明程度事关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历史上的坏制度一般都是通过滥用司法职权实现的，如刑讯逼供、无限期羁押等等。法官黎朝阳之死无疑再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过往不光彩的逼供传统，黎朝阳事实上究竟有没有受过刑讯逼供，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无解的方程。过去的20多年，是国人开始走向权利的时代。随着人权保护观念的增强，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也开始受到尊重，于是司法环节中有关刑讯逼供的指责开始浮出水面，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也开始为我们所认知，一时间刑讯逼供成了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但是这么一个千夫所指，万人所唾的刑讯逼供恶习20年过去了却还是很难铲除。缘何?笔者看来因为这里边存在着一个悖论，而悖论恰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众所周知，我们刑法事业的任务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可是这里边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这就是保护公民权利重要?还是打击犯罪重要?这是一个无法给出“科学”答案的问题，因为如果只是一味呼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那么在目前测谎仪等相关刑侦科技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如果不给犯罪嫌疑人点压力，如何能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查明不了罪犯如何能保护更大多数人的人权呢?这也是刑讯逼供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但是如果只是一味为了打击犯罪而进行刑讯逼供，我们的司法文明、程序正义又在哪里呢?冤假错案又何日能避免呢?也许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即将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审讯时律师在场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出规则，从而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支取一个平衡点。
子君(2007年5月下《法官之死与逼供传统》)
苹果公司如何创新?
从1977年的第一台计算机，到1984年有鼠标的麦金托什机，再到2001的iPod播放器，进而到本月即将在美国上市的移动电话iPhone，通过不断创新，苹果保持着自己的创新优势，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对产品缺陷和客户服务的抱怨不断，但苹果仍是与众不同的，它在顾客心中激起近乎宗教般的热情。苹果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它不是那么在乎顾客的反应，而是坚信自己对市场的判断。iPod2001年刚推山时遭到了嘲笑，但乔布斯坚信自己的直觉；还有就是不是责难而是容忍失败并从中获益；麦金托什机是在丽莎机的残骸中产生的，而iPhone则来源于此前失败的音乐于机。欧洲之所有至今没有能产生与硅芥媲美的竞争者，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其严荷的破产法律。
3M的危机
詹姆士•麦克奈特在竞选韦尔奇接班人的竞争十失利后，很快被3M公司和中担任CEO，他引入厂通用电气引以为豪的六西格玛：一种用于减少生产瑕疵提高效率的管理办法。这一计划似乎奏效了：他立刻给死的3M股票注入了活力，业内电赞誉他给这个一向庞大臃肿的机构带来了秩序但问题是。完美的生产过程要求精准、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而创新则需要变异，允许失败。因此，3M公司作为业内创新企业的名声近年来日渐衰减，从2004年的了第一跌至今年的第七名、新任CEO巴克利上任后对六西格玛的执行力度稍有松动，允许3M的研发科学家不必恪守六西格玛，并加大了研发投入：“创新从本质上是一个无序的过程”，在效率和创造力的博弈上，他显然更钟情于后者。
布什之后
今天的美国虽然仍是世界上综合同力最强人的国家，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恐怖主义的威胁、移民问题、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下降等等。尽管布什政府对此难辞其咎。但也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对许多政策进行调整，包括气候问题、美朝关系和伊拉克问题等。但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停止对布什的批判，而开始思考在具卸任后美国如何重新恢复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美国日前的问题不是太过强大，而是显得太过傲慢和冷漠，对其他国家不屑一顾。因此，美国首先要解决的是6年的反恐战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外交政策进行重新定位，并从伊拉克的挫败中恢复自信，肯定自己的优势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同时保持兼容并包、对外开放的品质，这些都是它过去成功的法宝。
两岸三地1000大排行
最新出炉的2006年“两岸三地1000大上市公司排行”中，有7家公司挤进兆元营收俱乐部。其中，中国大陆就囊括4席，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和中国工商银行，香港两家，台湾则只有鸿海一家。比营收规模，大陆企业肯定是最大的赢家，但若论及营收成长力道、企业获利能力，香港企业仍居三地之冠，大陆和同际资金的涌入，使香港跃升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而利用大陆资源与市场的台湾企业，也都成为排行榜的赢家。其中鸿海集团是最鲜明的案例。作为台湾第一家营收破兆的企业，鸿海的主要生产重心都在大陆，且是中国陆最大的创汇企业，单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鸿海刘大陆的依赖。而金融业、钢铁、石化等遭台湾政策约束的公司则大多衰退。
香港的未来：晴间多云
10年前，香港人对回归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今天，香港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不能回避它存在的问题：我是谁?我想变成什么样子，我可不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样子，这种样子能得到允许吗？
但无论如何，香港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休戚相关。一个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有疯狂的创业精神，在精神上高度独立。另一个则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让封闭已久的民族开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让更多的人脱离贫困。是香港改变中国抑或中国改变香港，香港应该变得更中国抑或应该变得更国际化？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认为，香港人在文化上无疑是中国人，但由于他们的历史，他们会首先认为自己是香港中国人，跟大陆中国人有区别。
香港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是全球经济的重要驱动器，能把中国制造的力量传递到世界体系中去，更重要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试验：在中国之内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化城市。
今天的香港甚至比以往更有生命力。在回归前夕，股市指数维持在当时的历史纪录15200点；如今它徘徊在21000点大关附近。随着香港变得越来越富裕，它已经意识到生活中除了赚钱还有更多东西。一场公民社会运动已经开始，涉及从污浊的空气到保存老建筑到帮助穷人等方方面面。
香港还必须考虑它的经济前途。作为一个兴旺的中国的一部分，这几乎保证它可以永远繁荣。但大陆是一个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中国的新港口吸走了香港的贸易，而且它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吸走了就业，过去是制造业，如今是服务业。随着中国继续放宽投资规则，越来越多的公司可能会选择直接在大陆运作。但香港是一个搏动的生命体，由世界上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组成，这永远不会改变。真的，你才10岁，整个世界就摆在你面前。
走近瑞典模式
在参加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议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瑞典――个以瑞典模式同样被全球关注的北欧国家。当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美、欧等在气候问题上的政治辩论的时候，中国则把自己的注意力分向瑞典。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舆论对以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为核心的瑞典模式大唱赞歌。人们赞叹它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它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成功充满了羡慕之情。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以后，人们把高税收和低效率说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现，于是瑞典模式就从榜样变成了危险而可怕的东西。
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经济复兴，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稳定增长率，使它成了调整和发展的样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不但美国学者重视瑞典的经验，特别是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以积极的姿态来看待瑞典的经验，中国学界近年亦不例外。
无论是人们对瑞典的兴趣具体集中在国有经济、福利国家、国家干预还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等方面，首先都要先实事求是解读瑞典。拿国有经济来说，在瑞典，国家掌握有5％的工业企业，国营经济支配着基础设施的要害部门，但绝大部分的企业归私人和合作社所有，一方面是强大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各种不同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按“混合经济”的定义，瑞典的各项有关指标在所有福利国家中都占首位。比如私人企业在生产领域当中占90％，比奥地利(70％)，英、法、意(这三国在80％～85％)都高。
胡锦涛访问瑞典期间，在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陪同下参观瑞典知名企业沃尔沃集团公司。瑞典的工业一直面向出口，有着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世界500家大工业企业中有22个瑞典企业，对于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瑞典工业部门普遍存在一种企业家精神，在经理人员的才能方面瑞典甚至被有些国际组织评价为首位。瑞典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作为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或者第三条道路长达半个世纪的关注的回应，中国来到瑞典，开始近距离地认识瑞典。
(杨军)
7部委重拳整顿楼堂馆所
6月1日，中纪委、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等7部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会上通报了4起各地违规修建楼堂馆所典型案例。包括河南省濮阳县违规修建办公楼及干部住宅楼、山西省粮食局违规修建培训中心及“粮神殿”、甘肃省兰州市财政局违规修建综合办公楼、山西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违规修建办公楼。干以胜还通报了对这4起案件的处罚结果，共有28人被处以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部分涉案人员已经被立案调查。
这4起案件的通报，是作为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清查行动的一部分出现的。中办、国力、下发了《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纪委、发改委等7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党政机关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近年来党政机关修建的各种建筑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查和清查。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发布会上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7部委首先要组织力量，做好抽样调查，把中央机关的自查工作搞好，然后再查下边。各单位、各地都要有一名省部级领导牵头负责清查行为，形成自查报告，如实上报。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强调，要规范审批程序，从严审批党政机关的建设项目，要规范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监督机制。
在通报已查处的4起案例中，不但出现了大搞迷信活动的现象――山西省粮食局修建为个人歌功颂德并和神像一起供奉起来的“粮神殿”，也出现了作为监督者自身的违规行为――河南濮阳县纪委未办审批手续即开建“干部培训中心”，还以“求援款”的名义向一些乡镇和县直机关收取建设费用。更明显的问题是，全部通报查处的案例都是事后审查发现的，虽然相关人员受到了处罚，但对纳税人缴纳的财政收入的浪费，却是不可逆的了。
靠自查和清查，也许对过去一段时间的违规建设可以部分起到揭露和整治的作用，但这一阵风刮过之后呢?7部委甚至中央能否找到一条从根本上刹住各级机关违规建设的风潮?
(李北方)
日本政客的非正常死亡
有道是：选举时节丑闻飞，道上政客欲断魂。5月28日，日本农相松冈利胜在自己的办公室上吊自杀。当天，他原本应该出席参议院对其涉嫌招标腐败质询的会议。松冈因精于权术而被称作“铁腕”，但他涉嫌多起贪腐丑闻，又被看成是安倍内阁的“累赘”。
目前正在调查中的绿资源机构案可能是导致松冈自杀的诱因，但区区一个招标作弊案尚不至于将松冈引上绝路。从松冈遗书中的蛛丝马迹以及前自民党高官铃木宗男的分析看，松冈之死与首相安倍不无关联。安倍为了在7月参院选举前维持自己的形象不堕，不许松冈辞职避祸，而置其于被舆论炙烤的境地，导致松冈以死来博取司法免责和党内宽恕。
松冈也许是个替罪羊，但他毕竟是自寻短路，怨不得他人。相比之下，一个月前遇刺身亡的长崎市长伊藤一长就死得很冤枉了。虽然右翼黑帮背景的凶手声称是因为索赔未果而萌生杀机，不过，联想到1990年前市长本岛也曾遭到右翼分子刺杀，而这两名市长的政治立场都与右翼相左，任谁也不得不怀疑暗杀背后的政治动机。何况伊藤殒命，正是在他竞选连任前夕。而翻开日本战后政治史，每到重大选举来临，丑闻和血腥就尾随而来。丑闻和黑幕虽不是一天形成的，但选举事关权力归属，客观上成为政客非正常死亡的催化剂。
(赵博渊)
哈萨克驸马逼宫遭清算
6月3日，已被奥地利警方扣留两日的哈萨克斯坦“驸马”阿利耶夫交钱获得保释，但他仍必须留在奥地利，以等候引渡程序启动。引渡请求是其岳父――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m的，理由是阿利耶夫涉嫌在哈国内敲诈、伪造文件和绑架。此前，阿利耶夫驻奥地利和欧安组织的大使职务已被解除，但他矢口否认上述指控，并称他的麻烦都来自于几个月前他向纳扎尔巴耶夫透露的关于他想在岳父2012年退休后竞选总统的决定。
阿利耶夫其实与老岳父早有心结。2001年11月，因为怀疑阿利耶夫阴谋搞政变，总统甚至一度派兵去该国第二大城市搜捕他，之后更将其“放逐”奥地利。但不久他们又和好了，阿利耶夫被请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今年2月，阿利耶夫和另外两人被曝光涉嫌在一桩银行诈骗案中，非法绑架和拘禁两名前高管，其中一人还是阿尔马提市市长的近亲。随后，阿利耶夫又被外放奥地利避风头，这时候，翁婿关系又开始恶化。
不久前，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宪法修正案，为自己2012年再次参选连任松绑。对此，44岁的阿利耶夫公开表示反对，指责66岁、业已掌权17年的老岳父贪恋权力。而总统随即发布国际通缉令，在全体国民面前羞辱这个驸马，可谓是快刀斩乱麻。
(夏宛清)
查韦斯对媒体下手
委内瑞拉最大的私人电视台RCTV因“支持2002年针对查韦斯的政变”，“违反传媒法”以及“用资本主义思想毒害委内瑞拉人民”等多项罪名而失去了自己的执照。5月28日凌晨，当RCTV结束自己最后一次整点新闻播送之后，新的国家电视频道TVES使用RCTV的频率开始了第一天的播送。他们的第一个节目是一盘歌颂查韦斯玻利瓦尔社会主义革命的MTV。洪都拉斯记者协会就此哀叹：这是整个拉美西班牙语媒体的“黑色星期天”。
也许查韦斯觉得这样还不够，两天后，委通信部长下令审查加拉加斯最后一个独立电视台Golobovison，因为它在RCTV关闭当天播放了1981年刺杀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失败的录像，并配以著名南美摇滚歌手的歌曲《这事儿没完》，有鼓励“暗杀查韦斯”之嫌。
今年以来，随着多项改革措施的流产和更多反对派的“噪声”，查韦斯显然正在加紧控制媒体。这对一个在“革命”以前所有媒体都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国家来说并不容易。查韦斯上台以后已经开设了多家国营电视频道以争取舆论，甚至还在国营电视二台开了自己的脱口秀节目，但这些新频道的节目质量均无法与传统的私人频道相比。查韦斯可能心想，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选择，至少可以减少人们的选项，所以他精心谋划，导演了这出武戏。
(胡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