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首先是在东亚区域内的复兴，这离不开与东盟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要进一步推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提升经济往来水平、并最终形成经济共同体，一个重要方面乃是要根据东盟的战略思维对症下药，逐步化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各种纷争，为中国复兴筑起坚实基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建，是中国与东盟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良好写照，标志着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层面。
自贸区助推中国复兴
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构想和启动，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中国与东盟历经十余年不断磋商的结果。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对双方来说乃是“双赢”，同时，又极大推动了东亚内部及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自由，日本、韩国、美国等世界重要国家，近年来步中国后尘也先后与东盟或东盟内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不断扩充的自由贸易体系，已经整体提升了东亚区域的自由贸易程度，东亚区域的贸易壁垒一步步拆除，内部商品往来日益便捷。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贸区建设，以及东亚区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展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外部原因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经济区域化是对冲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一个必要举措，但更重要的动力还在东亚经济发展本身。首先，该区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区域经济总量在世界总量中占比不断增大。
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统计，东亚(包括东盟“10+3”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区域在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按照名义GDP虽然只有19％，但按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欧盟，基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相当，约占世界的25％。
与此同时，东亚区域内贸易、投资已高于区域外国家，区域内部的经济分工体系已经形成。到2006年，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已经达到1.5万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0倍，占东亚总贸易量的比重已达50％以上。这既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纷纷到亚洲各地投资相关，也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崛起相关。目前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中间产品的份额已达到65％，大大高于欧盟的50％。现在日本、韩国及东盟的对华贸易额都已超过了对美贸易，今后这种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遂意味着该区域内制造业生产流程正日益分散化。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日本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经历了“日本化”和“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先于东亚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后，其对外资金技术输出，促进了东盟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起飞；而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加入国际经济循环成功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使东亚区域形成了其他国家生产部件、而在中国完成总装的分工协作体系。日本企业的系列化和华人网络的扩大与深化，促进了区域经济整合，也为东亚地区秩序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实物生产与交换的角度说，东亚区域业已形成有机联结、相对自足的经济世界。这种分工合作的东亚经济体系，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场”的强大支撑，也是中国逐渐提高产业水平、推进产业升级的必要凭借。
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正在加快
紧随自贸区的启动，中国、东盟及整个东亚之间的金融合作也提上议事日程并取得进展。
东亚金融合作有关构想浮出水面，一开始表现为东盟国家的迫切需求。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深切体会到缺乏本区域内部货币合作和金融支持的巨大风险。日本于1997年最早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它虽然因条件限制而一时搁置，但到2000年5月，中日韩与东盟成员国财长会议便签署了以货币互换安排为主要内容的《清迈倡议》，旨在解决本区域的短期流动性困难，防范亚洲国家在投机资本攻击下再次遭遇货币危机。2002年6月，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提出亚洲债券基金概念，并于2003年正式启动该基金。2006年5月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开始正式探讨创立亚洲货币单位(ACU)，这个由多种亚洲货币组成的“一揽子”货币计划一旦形成，各个亚洲国家就可以让本国货币钉住它从而把价值保持在一定范围内。2007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正式提出设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设想，即各成员国央行分别划出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建立储备库，集中用于在危机发生时以贷款的方式提供短期资金救助，确保成员国央行拥有足够资金抵御投机性攻击。
在新世纪以来美国实体经济显著走衰、虚拟资本主义强化后，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另一大使命则是防范美元崩溃。到2009年，东亚国家已集聚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既反映了东亚国家的财富水平，同时对东亚国家又是一根烫手山芋。一旦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美元资产就将大幅缩水，而美元体系如果崩溃，还意味着东亚国家几十年的辛苦也可能毁于旦夕。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依赖是本地区的一大弱点，而中国在这方面尤其为甚，今天中国所创造的2万多亿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东亚区域必须在产业结构、投资、贸易以及货币和金融体系上，全面展开由着眼亚洲之外向重在亚洲内部的调整，这不仅对其他东亚国家，也中国来说也是关键的一步。
也因于此，中国近年来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一道，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全球性金融危机强化了亚洲国家加强货币与金融合作的紧迫感，东亚区域的货币与金融合作步伐明显加快。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大量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到目前为止总金额已达1180亿美元。如中国与韩国签署规模为280亿美元的中韩本币互换协议，韩国和日本达成额度为200亿美元的韩日本币互换协议。而2009年3月泰国布吉岛东盟和中日韩(10+3)特别财长会议则决定，将2008年5月计划筹建的800亿美元区域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50％至1200亿美元，以增强亚洲抵御投机性货币攻击的能力。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捍卫东亚国家的经济和货币稳定性，对该区域摆脱美欧市场控制、走向自主经济发展，也有着历史意义。
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动力同样并非完全是外部性的，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亚洲内部经济地图的变化，也对形成有机关联的亚洲货币与金融体系提出了急切的要求。区域内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的大量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逐渐形成，使东亚经济在物流上已高度自由化，这必然要求区域内部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水到则渠成。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的众多约束条件已逐渐具备。
显然，中国不能如以往那样一味依靠对美国出口过日子，也不能老是把海外资产与美元绑在一起，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形成分工体系的情况下，与东亚特别是东南亚的货币与金融合作，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国出口 依赖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发展成为金融大国的坚强基础。
东亚经济一体化还须过难关
东亚区域目前在自贸区建设、货币与金融合作上表现出来的良好局面，正在给人以东亚经济共同体即将形成的观感。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东亚世界的经济整合，包括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还面临不少障碍和困难，如不能有效克服，东亚经济共同体或东亚共同体仍将不免留于纸面，中国复兴的前景也将蒙上阴影。
就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正式全面启动前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到美国游说，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在亚洲，要求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以平衡中国兴起对亚洲的冲击。而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正式全面启动之后，印度尼西亚率先向东盟理事会提出对228种产品推迟关税减免，并且表示要跟中国在自贸区框架内重新谈判有关条款。这些“杂音”的出现，与东亚各国目前在经济发展尚不太平衡、区域内经济结构类似有关，这与欧洲共同体和欧元形成之前欧洲各国在经济上发展程度上相差不大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和中国两个经济大国如今已在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之列，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个别还是整体与这两者的经济总量相比都有天壤之别。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C,DP也相差悬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发达国家已在两三万美元以上，而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则还不足2000美元。另外，东亚区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严重重叠，基本都以出口为导向，而且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容易使东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激烈竞争。
从政治和安全上，东亚国家间广泛存在的领土争端、海洋权益纠纷、历史积怨等，近年来在某些层面有加剧趋势，这也会影响到相互间的经济合作。信手拈来，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韩国与日本之间有独(竹)岛和日本海命名之争；韩国与中国在黄海一些岛屿的归属上也有争议；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在南中国海存在着大量海洋权益争议。此外，围绕马六甲海峡航道安全问题，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均曾表达了与沿岸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进行安全防卫的意图，都想在此海域植入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北至日本海，南达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都能看到海洋纷争的影子。
此外，东亚世界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还处于政治不稳定状态，而且恐怖主义活动在某些国家也屡有表现，这些也会对东亚区域深化经济合作和加强一体化趋势，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复兴首先是在东亚区域内的复兴，这离不开与东盟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要进一步推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提升经济往来水平、并最终形成经济共同体，还须克服上述难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乃是要理解东盟的战略思维。
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东盟曾经有过三种较有影响的思想观念，一种是不结盟政策，主要为印度尼西亚所倡导；另一种是中立化思想，马来西亚是其提出者；再有一种，乃是大国平衡理念，新加坡是其不懈主张者。在东盟整合的过程中，新加坡的大国平衡理念，逐渐为多数东盟国家所接受，在东盟内部有更大影响力。
简单地说，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思维，主要有两点内涵：一是不让任何一个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独大；二是力求使东盟在大国间发挥桥梁甚至牵引作用。基于前一点，东盟在地缘战略上，所奉行的乃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也就是说对所有大国开放，不在经济、安全和战略上特别厚待某一特定大国，而在某一大国对该地区影响力明显超过其他大国时，就会致力于提高对其他大国的合作水平，以平衡大国间的实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与中国交往水平的提高，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在经济上，美国在经济、安全和战略领域对该地区影响最大，出于平衡美国、日本的考虑，东盟加大与中国的来往水平，如建立“10+1”对话机制，与中国商议建立自由贸易区等。但东盟的交往对象并不限于中国，同期内与印度、日本、美国都在发展合作关系，连澳大利亚都已渐渐被东盟拉拢人“东亚”范畴。
基于后一点，东盟国家力求以整体的形态，主导东亚地区事务，即以小球带动大球。以东盟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各种论坛和对话机制，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这些论坛和对话机制的建立发展，提高了东盟对内对外的议事能力，增强了东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东盟的主体性也因此得到很大保障。
东盟国家不愿意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既要背靠中国，又希望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以平衡中国影响。这也是在中国一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东盟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建立或寻求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原因。中国与东盟国家打交道，包括稳定自由贸易区架构以在此基础上提高经济来往层次，需要根据东盟的战略思维对症下药，逐步化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各种纷争，以此为建立协调有序的东亚共同经济世界创造条件，也为中国复兴筑起坚实基础。
东盟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其前身是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三国于1961年7月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相继加入，使东盟扩大到10国。东盟秘书处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首脑会议是东盟最高决策机构，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即“10+1”，英文缩写是CAFTA。这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根据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文莱六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将从12.8％降到0.6％，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4个后来加入东盟的成员国在2015年与中国实现90％零关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