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聊斋我只是个宝宝 [日登红楼,夜探聊斋]

  我国的文学教育,小说类别首重四大古典:西游水浒、三国红楼。儿童时代,从想象奇幻的西游入门,少年青春期好勇斗狠,每喜爱水浒。毕业后走进社会,踏入官场,算计谋略,勾心斗角,一部三国说尽了中国人社会的办公室政治,胜过哈佛MBA课程。
  至于红楼,比较难以定位。红楼梦与另外三部小说不一样:西游水浒三国,都以男性为中心,女人的角色无足轻重。西游记里的蜘蛛精和铁扇公主,与三国的貂蝉小乔一样,只是男性在追逐权力或戎马西征的路途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水浒的作者有心糟蹋女人,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手刃潘金莲,作者对女性的仇恨,化诸笔下血腥,更迹近暴力心理变态。只有红楼梦,完全以女性为赞颂的对象,黛钗之外,史湘云、秦可卿、探春姊妹,各有千般妍丽,晴雯、袭人、香菱等,即使是奴婢,也有百样芳华,一干男角,如贾琏、贾蓉、贾珍、贾瑞之流,尽皆面目模糊,性格平庸,黏成一堆。至于贾宝玉,生理上是一个男子,看来心里还有一座断背山,充其量还是半个女人。
  21世纪,是人权的世代,神州大地,夜总会处处,卡拉OK遍地,陪酒卖笑、桑拿渔色,一伙暴发大款,都剃小平头,一身黑色阿曼尼,胖嘟嘟的手腕上戴几串蜜蜡,往贵宾房里真皮沙发上一靠,叫来妈咪,呼喝进来一列公关小姐的佳丽,一只手提着手机,挑瘦拣肥,指点江山,“一号、三号、八号,还像样,留下来,其它给我滚蛋。”这种男性霸权的意气场面,就是水浒和三国的一股杯酒块肉、跃马横戈的英雄气概一脉承传下来的。
  品味堕落,文化凋零,《红楼梦》灵通七窍的贾宝玉绝种多时,《金瓶梅》精耗千夕的西门庆却享福无尽,四大名著几百年的春雨,种下一部现代金瓶梅的福田。
  世上假道学太多,写几段性交场面,就惊世骇俗了吗?还有一册精神独立、色相森罗的奇书,长久为人所轻视的,应该是蒲松龄的《聊斋》。其实,曹雪芹爱慕叹息的女子,岂不无《聊斋》妖狐的艳影?
  《聊斋志异》的中文原作,由于蒙上“散播迷信、怪力乱神”的罪名,连中国人都不重视,英译更少。勉强找到的一个英译名字,叫做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但英语Studio这个字,太有北京三里屯的味道,让人联想到楼下有几间通宵喧闹的酒吧,楼上有一支拉丁乐队,屋里一张铺得松软的梳化床,架上有几幅未完成的画,托盘里推着未洗的酒杯,几个来华的洋人,各搂着哈尔滨青岛的长发妙龄女子,与七九八几个满口胡同英语的前卫艺术家,谈论着艾未未最新为伦敦泰德画廊的装置新作,空气里充塞着烟味――自文艺复兴开始,从贝尼尼、林布兰到毕加索、贝聿铭,今天的Studio,已经是窗外看得见沙尘暴的京城灰空。
  蒲松龄的聊斋,有没有发觉,是红楼梦的阴暗版。聊斋里的女子,聂小倩、青凤、翩翩、阿宝,无论魅祟于山村野店,还是蛊惑在秋萤荒郊,都令人印象深刻,常在心怀,小说里遇鬼着魔的书生秀才,姓名与样貌一样暧昧,一个也没能让人记住。据说,蒲松龄与曹雪芹一样,都是个胖子,也许,心胸和体态一样宽广,固能容得下六合幽冥之间的万艳千红。谁说中国古代没“女权”(Feminist)的萌芽?中国文化却唯有这两部书,一反西游水浒、三国金瓶把女性边缘化而作践的主流,同情弱者,不论是人是鬼,女人主宰了男性的命运,可谓异数。
  为命运所困,红楼梦林妹妹般绝世诗才,也走不出大观园半步,金陵众钗,虽然锦衣玉食,整日猜谜摸牌,悠闲作乐,却也无心走出一个父权社会为她们圈地构筑的亭台楼阁。王熙凤成为父权社会这座看守所的代理人,连薛宝钗也懂得警告黛玉,闺中游戏之作,一旦传到外面,反成丑事,“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只有探春有点觉悟,自叹:“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
  然而,聊斋里的女主角,告别了白日,向黑夜回归,于府宅庭院无缘,以孤坟荒野为家。虽然是妖狐野鬼,终究在天地间钟灵秀之气,她们找到了个性的解放,却同时自我放逐于君臣父子的人间。红楼梦的女子,是儒家文化牢笼里一群高贵的囚徒,聊斋的妖狐,却在道家的自然中找到了归宿,而且还比大观园里的情感不由自主的小姐丫环更进一步,她们还向男人吸髓索精、摄魄勾魂,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聊斋比红楼更有时代的进步意义,蒲松龄的妖狐,追求人权的解放,是红楼梦的先驱。他早就看穿了金玉的浮华,情愿谈鬼说妖,是大智慧的奇才。今天由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动力,中华巾帼在国内,有范冰冰、周迅、赵薇一类的成功典范,在另一方面,据说远至杜拜和科威特,六星酒店的大堂里,也不乏来自中国各地搔首弄姿的职业公关佳丽。一如红楼和聊斋,她们或名成利就,如日方中;或飘零挣扎,锦衣夜行,当中国的男人,像韩寒和艾未未那样的俊男猛汉日稀,如小沈阳和赵本山之类的谐男丑角日盛,盛世读红楼,黑夜访聊斋,在这个人妖颠倒的世代,“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之叹,却总不嫌过时,这是我国古典文学伟大作品不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