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笃信，这个海南土生土长的商人，经历了海南最好的时代，他由此成为来自岛内的第一个福布斯富豪；他见证了海南最坏的时代，在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几乎倾家荡产；十年卧薪尝胆，冼笃信终于熬过了黑夜。
前几天一直下雨的海口终于露出阳光，潮湿的海风轻轻吹来，龙眼树发出“沙沙”的响声。
“到这里26米，足够了吧?”拉着卷尺的工作人员问他。
“再长一些，到那块石头后面，好，就是那里。”这一头的冼笃信看着卷尺上的数字说，“我就不喜欢住小房子。”
此刻，冼笃信正在海口市区南部龙桥镇的一个小山包上测量尺寸。他要在这里盖一座贵宾楼。将来，如果天气好的话，站在楼上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口。他说，很喜欢俯视的感觉。
这座贵宾楼，是他正在做的海口羊山休闲公园项目中的一部分。这个占地8000多亩、耗资数十亿元的项目从去年初已经开始，冼笃信几乎每天都要来走走看看。
“这就是我人生的下半场。我还可以重来。”指着远处成片的荔枝树和龙眼树，这个33岁就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第三的海南首富目光坚定，言语间充满豪情。尽管他的头顶已经微秃，尽管他今年已经49岁。
喝上海南发展头啖汤
冼笃信的商人生涯其实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他倒卖过木材，做过粉条生意，贩卖过沉香，既有赚到2000块钱的小成功，也有赔得血本无归的时候。他将自己定义为“从小就不安分的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
他赚的第一笔大钱来源于承包一个工程的全部石料，赚了三万块。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要想赚大钱，必须得有自己的项目。这种领悟促使他后来办起了属于自己的编织袋加工厂和塑料厂。
冼笃信从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成了厂长，在别人的眼里自然“很威风”，但他自己却不满足。
一个不满足的表现是，他甚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从一个“私营厂长”成为“国营厂长”，理由是“国营厂长有更多的机会”。
时间到了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在谈到办好经济特区时，邓小平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这就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中央随即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地理位置特殊的海南被列入开放的重点。
冼笃信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在南平的塑料厂里，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雨，看到这个消息时，“心里一阵狂跳”。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开放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来读那篇文章，还是没有琢磨明白开放意味着什么。”冼笃信说，“但我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机会，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并不是冼笃信才有这样的感受。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不过，他很清楚，开放对于这个孤悬海外的海岛意味着什么。雷宇做出的决定是“进口13000辆汽车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够了”。
闸门一开，全岛顿时陷入疯狂。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能赚到上万元，这对于原来“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的海南人来说，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就这样，那个让冼笃信辗转反侧了一夜的“机会”，被一种交通工具――汽车，表现得淋漓尽致。
冼笃信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冼笃信立即从南平赶回琼山，组建了琼山南联商贸总公司。
“只要你有朋友，就能够拿到批文，就能够搞到车，你根本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他们要不到车，我能要到，我有朋友。”冼笃信还记得，第一辆车就是托海口的朋友搞到的，他赚了12000元。
销路不用愁，愁的是资金。“批文是批给大公司的，然后交定金从大公司订，那个时候资金很缺的，有资金才能办成事。”
此时的冼笃信已经拥有了一个关系网，他利用自己的农场，在海口设了一个办事处，经常去北京、上海采购货物，倒卖汽车的启动资金都是从内地的朋友那里转过来的。
“大家都相信我，我的朋友也多，一下子有差不多200万的资金打到我的户头上，我负责搞批文、搞汽车，内地的朋友负责销售。”
据冼笃信回忆。最多的一次他一下子拿到22辆车。他把车开到酒店门口，在马路上排成一行，整个琼山县城都轰动了。
汽车生意让冼笃信完成了原始积累。保守统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赚了大约100万元!他的座驾也从日产得胜换成了蓝鸟，直到丰田皇冠。
“整个海南的第一桶金是雷宇做的，我的第一桶金，也得益于他。”在若干年后的广西，冼笃信曾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已经退休的雷宇进行了一番对话。谈及往事，雷宇告诉冼笃信：被降职、被处分，他都不后悔，是值得的，不过“如果当初走得再稳一些就好了”。
据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
冼笃信也认为“走得远了一些”，但他认为雷宇“是一了不起的人物”。
“他为地方发展尽了全力，出事之后全部包揽了责任。因为那个时候雷宇还是海南行政区的公署主任，并不是党委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书记能不知道?所以说，雷宇在海南人的心目中，是了不起的人物。”
1984年9月，这场史无前例的汽车狂潮终被国务院叫停。中央工作组找到冼笃信，因为海南一个区检察院的处长出了事，处长说冼笃信给了他两万一，工作组让冼笃信认账。
“我说没有，两万一是很大的数字啊，再说他们(检察院)还欠我十几万的车钱呢!”冼笃信选择离开海南，一是出去看看，二是出去躲躲，“当时抓了好多人”。
离开的时间，是1984年底。一辆丰田面包车载着冼笃信一路向北，直到石家庄。
对于1984年，冼笃信总结说，“我认识到了国家政策的重要性，不管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岛。”
海南建省造就的富豪
在离开海南的三年中，冼笃信开着自己的三菱小轿车，辗转于云南、河南和湖南等地，从贩卖猴子到走私手表，从烟草生意到倒卖肥料，“什么都做，有钱赚就做”。
1987年下半年的一天，冼笃信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了海南建省的消息，他的心情仿佛回到三年前获悉海南成为开放区时的那个大雨之夜。
当年底，冼笃信重回海南。与上次从南平杀回琼山不同，这一次冼笃信并不是一个人。
冼笃信从云南某卷烟厂挖来一个总工程师，并将他的全家接到海南，解决了户口问题。
有了技术人才的支持，冼笃信先后开办了电镀厂、医用香精厂和一个进出口公司。后来，冼笃信注册成立了最终成就他“海南首富”地位的腾龙商贸公司。
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政府挂牌，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诞生。
第一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来自广州，开发落后的海南需要庞大的资金支 持，除了招商引资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盘活政府手中的土地。“中央把能给海南的全都给了，下面就看我们自己的能耐了。”许在一次讲话中说到。
正是在那时候，冼笃信第一次听到了“房地产开发”这个新名词。
冼笃信的公司位于省军区二所内，隔壁是一家来自汕头的国有公司。在一次聊天中，冼笃信得知他们在三亚有一块地，要进行房地产开发。这个编号为“120”的工程，是三亚的第一个土地开发项目。
凭着商人的敏感，冼笃信相信“房地产开发”――这一陌生概念的背后，肯定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他主动要求随汕头公司的人一起去三亚考察项目。考察的结果是，冼笃信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比倒卖汽车更能赚钱的生意。他决意进军房地产业。事后证明，冼笃信赶上了海南地产“淘金潮”的头班车。
“120”工程位于三亚市西河西路，经过与汕头公司的谈判，冼笃信获得了与对方合作的权利，拥有25％的股份。但400万的项目定金差点把冼笃信拒之门外，他手头上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冼笃信的优势在于他的关系网，这是外地来海南的那些开发商所没有的条件。经过一番运作，冼笃从一家金融机构属下的投资公司拿到了2000万元的贷款。
时值198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刚刚起步的海南开发陷入低谷，又接连遭到三次强台风袭击，海南岛一片狼藉。
冼笃信最初只是拥有西河西路南段的开发权，在混乱局势下，与他一起开发路北段的汕头公司准备退出。但冼笃信非但没有听信朋友的劝阻停止开发，反而逆流而上，又花了600多万元将整个“120”项目全部吃掉。
冼笃信的这一做法几乎被所有的人视为“豪赌”，并且必败无疑。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第一，这块地位于三亚市中心，一定能够赚大钱；第二，他为“120”项目投入的5000多万元资金，其中有2000万是贷款。权衡再三，他感觉值得冒险。
“当初的三亚市也害怕我跑掉，我一跑掉，三亚的第一个项目就黄了。”为此，时任三亚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江上舟亲自挂帅，担任工程指挥部部长，城建局局长担任副指挥长。
这样一来，冼笃信无疑将自己与政府绑在了一起，模糊不清的政商关系成为冼笃信的最大筹码。
然而，开工典礼上的两件事却让冼笃信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一件是宣布开工以后，放了两挂大鞭炮，本来放完之后，应该各有一声巨响，但是其中一挂就是不响，等了十多分钟，才终于响了。”
“第二件是鞭炮好不容易响了，但工地上一个巨大的牌楼又被一阵不大的风刮倒了。真是邪了门了!”
冼笃信没有想到，一个属于他和整个海南岛的疯狂的地产时代，就在这个“触霉头”的情景后上演了。
亲历疯狂的地产
海南岛没有让冼笃信等得太久。“120”项目开工后，从1990年开始，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呈现渐进式升温的态势。
1992年初，邓小平二次“南巡”的效应，立即引爆了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全国各地的资金争相涌入这块仅有34万平方公里的岛屿。
冼笃信的好友、时任一家香港房地产公司驻海南办事处总经理的苏勇向记者回忆说，1989年，地价还只有三四十万元一亩，到了1992年，这一价格已经涨到200万元以上，1993年，每亩地已经涨到了500万元!
“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地皮这么值钱，你有一个公司，先拿到一块地，然后用地作抵押，再到银行贷款，甚至房子还没有建好，就能抛出去，根本不用你操心，就有买家找上门来。”冼笃信说。
“滨海大道上到处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地产广告，做生意打个电话就行，一块地倒手五六家，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赚到钱。”苏勇记得，他只打了两个电话，过了一晚上，价钱就从170万涨到了230万，“那时候赚60万都觉得没有意思”。
这时，冼笃信当年被人认定的那场豪赌终于赢大了，他将“120”项目的土地出手，赚了十多倍。接下来，他用赚来的钱在海南四处买地，最多的时候，他手里握着约5000亩土地，当时总值超过lO亿元。冼笃信成为当仁不让的海南首富。
1993年，冼笃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他成为海南全省第一个除政府官员之外的全国政协委员。
冼笃信还在海南省电视台给全省人民拜年，做广告，从初一到十五，出尽风头。
1994年，《福布斯》首次对中国富豪进行排名，冼笃信以5亿元总资产进入前10名，位居希望集团刘永好、东方集团张宏伟之后。这个偏居海南岛的小个子男人，在33岁的时候一下子浮出水面，成为商界耀眼的明星。
“我的资产当时卖出10个亿没有问题，但刘永好起步不久，我不敢太张扬，觉得自己前面有人挡着，就很好了。”冼笃信说。
他没有将中国富豪的称呼看得太重。“我更看重全国政协委员，这是一种特殊的认可，说明民营企业可以走上政治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冼笃信发行了2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上面印着他的签名，由专门的印钞厂印制。“可以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发行债券的私人企业，债券1000块钱一张，全国发行，一出来几天就卖完了。”
暴风骤雨
就在海南房地产市场热浪滔天时，1993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冼笃信，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冼笃信不以为然。
此时，有关中央将要进行宏观调控的风声也从各个渠道传出，少数敏感的人开始将手中的地产出手，包括冯仑、潘石屹、王石、任志强等人。他们成功逃顶的判断从何而来未有定论，但用冼笃信的话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时还排不上号”。
马蔚华的话在三个月之后得到验证。6月底，中央突然下发文件，重拳出击混乱的房地产市场，在紧缩银根的同时，整顿金融秩序。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后来，冼笃信将这次宏观调控视为一面墙。“如果你奋力一跃，翻过去，或许就是一片坦途；而没有翻过去。可能就是破裂的泡沫将你淹没。”
在这个文件下发不久的一次海南商会座谈会上，马蔚华劝在座的人：“有地的赶快变现，尽早脱手，拿钱在手。”会后，马蔚华特意找到身为商会副会长的冼笃信，再次郑重告诉他：“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会很严。”
可是，冼笃信仍没有听进去。他不仅没有将手中价值10多亿元的地皮出手，还拒绝了拿着几千万支票找上门来买地的客户。
这一时期，还有人动员冼笃信把公司上市，他也拒绝了。“我不缺钱，上市以后的管理又搞不懂，我干脆不上了。”
他再次选择了逆流而上，但接连失手。
冼笃信先是因为建高档酒店，被马来西亚人骗走400万美金，接着，又因为“政府的关系，抹不开面子”，在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到五指山投资 几千万元项目，几乎都打了水漂。
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曾经找到冼笃信，邀请他去开发，并且答应他看重哪块地随便挑，好地段的价格也不过二三十万一亩。冼笃信为此组织了一个考察小组来京考察，但最终没有落子京城。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投资名不见经传的二级城市衡阳。
时隔多年，冼笃信依然记得当初衡阳旧城改造项目开业时的情景：“湖南政协主席来了，湖南省长来了，海南的政协副主席过去了，可以说，在衡阳的时候是轰动啊，我拿了三百万做奖金，刻了一个纯金的金牌做礼物，发给大家，上面有公司的标志。”
后来有很多文章探究冼笃信选择衡阳的真实原因，冼笃信一概否认。“我投资衡阳是因为感情问题，”冼笃信说，“因为我爱的一个人在衡阳。”
至此，这个在海南开发前和建省之初，牢牢抓住机遇的企业家，却在大环境骤变时失去了方向。“昏了头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肯原谅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他说。
在宏观调控的冲击下，海南地产泡沫破裂，市场陷入大萧条。冼笃信的巨额财富几乎被蒸发殆尽，他成了一个“最成功的失败者”。
冼笃信将自己当初的失误总结为三个方面：“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资产处理掉；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上市，那个时候上市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地点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如果选择任何一个城市，凭借我的性格，中国的地产史肯定要改写。”
看重与政府的关系、义气用事、感情用事左右了冼笃信的投资判断，这种在其创业初期所倚重的商道，让他的判断发生了错误。
十年卧薪尝胆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次不可躲避的风暴，冼笃信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从容脱身，但他却坐失良机。“真正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冼笃信这样描述当时的局面。
如果你走在1995年海口和三亚的街道上，就会发现一道很独特的景观：各种各样的烂尾楼，有的只是钢筋水泥的空壳，有的甚至刚打好桩基。这其中，有些烂尾楼的主人就是冼笃信。
“一潭死水”。冼笃信如此形容进入泡沫时代的海南地产，“那个时候整个海南差不多有超过500亿的资金被套在地皮和房子上吧，很多人都没有跑掉，跳海的跳海，跳楼的跳楼”。
冼笃信没有跳楼，也没有跳海，虽然那个时候他赔得很隆。从15岁就开始走出海南岛做生意的他，毕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胸襟，他用了很长时间来做一件事情：反思。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倒卖汽车到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十多年的好光景，说到底是因为政策而起，而现在政策没有了，政府有心无力，只能靠自我，首先不能让自己倒下去。原来自己几乎全部把钱压在房地产上，太单一，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必须多找几条路。
冼笃信开始读各种各样的“起死回生”的故事。“我为项羽感到可惜，他完全有能力渡过乌江啊，渡过了乌江可以东山再起嘛!自杀算什么英雄?”
冼笃信拒绝做项羽。他卖掉了自己的奔驰车，开始了新一轮搏杀。
他首先成立了一家防伪技术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电话电码防伪系统工程”。到了1997年，冼的这家公司已经建起了近900个亿的数据库，拥有40家省级分公司，盈利情况非常可观。
同时，冼笃信还投资近400万元成立了当时极少有人涉足的旅游网络公司。1998年，他组织了二十多名科研人才，研究开发出“腾龙全国联网酒店订房系统”，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吸引了全国370多家星级酒店加盟。
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命运没有眷顾苦苦挣扎的冼笃信。就在防伪技术公司准备上市前夕，他的一个手下因私刻公章被查，连累整个公司被法院查封；而处于业务发展期的旅游网络公司，也因为冼的大哥被骗，为了替大哥还债，办公楼和办公设备被法院拍卖抵债了。
冼笃信再次陷于事业的低谷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春天来了。
1999年，为盘活海南烂尾楼，国务院出台了多项免征营业税、契税的政策和专项补贴，大大加速了烂尾楼的重启进程，也让之前无人问津的烂尾楼有了市场。但此时许多烂尾楼的主人早已不见踪影。2000年，当时的三亚市政府使出了一个狠招――炸楼，先在三亚大东海旅游区炸了几座。
这一做法震惊全国。冼笃信从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楼也在要炸之列，他赶紧跑到三亚，找到相关部门，运用之前积累的关系。保住了自己的烂尾楼。
“最困难的时候，政府给足了我面子，没有炸掉我的楼，当时报纸都登了要炸掉我们公司的楼。”冼笃信回忆说，他将三亚的大部分楼盘出手，回笼了部分资金。
他还在牵挂着湖南衡阳的房地产项目。之前这个“判断失误”的投资，此时却变成了冼笃信的“避风港”。
“那时候他到衡阳来，住小旅店，抱回一大箱方便面吃。”冼的一位衡阳好友向记者回忆说，“但是他精神状态很好，和发达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始终在耐心地等待机会，对自己充满信心。”
在沉寂10年之后，海南房地产市场终于从2002年逐步回暖，海南经济开始稳步提速。冼笃信看到了希望。他逐步处理掉在衡阳的地产项目，收回五六千万元资金，重回海南。
2003年的大年初一，冼笃信家里来了三名客人。这三名客人都是他家乡的“父母官”：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区长。邀请他参与家乡建设。
在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后，冼笃信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单独做项目，都要寻找合作伙伴，因为只有合作才会有制衡，相互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正确。
2003年9月，冼笃信与区政府合作的海南龙华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冼笃信出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对于冼笃信此次东山再起的最大质疑集中在他的资金来自何处。有人说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有人说来源于政府支持。关于这个问题，冼笃信选择了回避。他只是反复强调：我还有精力，我拥有别人没有的社会关系和经验，我还可以重新来。
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
在龙华公司的简介上，冼笃信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有的失误都是我个人造成的，当初我和刘永好、张宏伟都是平起平坐，现在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我还停滞在原地，甚至往后走。”
“我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了，”冼笃信说，
“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承认失败，对于我是一个好事情。”
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他见到了当年从海南“逃生”的冯仑、潘石屹和任志强。冼笃信第一个发言：“今天坐在台上，他们三个是以成功者的身份回答问题，我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和你们对话。”台下一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的代表一起为他鼓掌。
论坛结束，任志强找到冼笃信说：“冼老弟。没有关系，相信你一定会重新起来。” 2006年，冼笃信重新开上了奔驰。现在，为招待客人而订购的奥迪Q7和奔驰越野车也已在路上。只不过，这时的他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冼笃信了。
他学会了节俭。他请湖南来的朋友泡温泉，会陪朋友去休闲中心的商务区买25块钱的泳裤，然后打电话给手下，让手下在路边小摊上为自己买15块钱一条的泳裤，这样能省10块钱。“不该花的就不要花了。”他说。要知道，他原来一年的招待费就有1000万元之多。
他学会了专一。为了集中精力做羊山休闲公园，他停掉了在重庆一个与煤炭相关的项目，将三亚、琼海和湖南的一些土地转手出去，而不是像原来“撒了太大的网，最终一条鱼也没打上来”。
作为教训，他说现在不会因为政府的关系和面子去投资。“像原来五指山的投资，几千万扔进去，连个泡都没冒，现在绝对不会了，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分析。”
他也学会了忍让。他与刘永好联手做了一个海口国家森林公园，前期已经投入了500万元，办公楼都盖好了，但是市里找他谈话，让他让出这个项目。于是，他选择退出。
也正是这个流产的国家森林公园，让冼笃信错过了这一波海南地产热潮。
“我因为这个项目，没有参与三亚、海口等地的项目，说实话，损失最大的是我，我有朋友在这一波中已经赚了十亿八亿，但我不怨别人，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致命弱点是我的性格，我比较容易相信别人。我经不起求，心不狠，商人的心应该狠一些，该砍的时候应该砍，该拿的时候应该拿，该要的时候就要。”
说这番话的时候，冼笃信的脸上满是落寞。
对于这一轮因为国际旅游岛而兴起的地产热，冼笃信直言：“这次海南岛的热是真热，不是假热。不像上次那样，现在中国人的购买力是很强的。你看海南岛的房子的销售，内地的人居多，人一般都是买一两套，像我的合作伙伴，在海口买了十几套房，现在卖出去都能赚一倍多。这些房子真的能卖出去。”
其实，在海南成为国际旅游岛两年之前，刘永好曾经找到冼笃信，让他帮忙找一块靠海的大块地来开发。冼笃信曾经带刘永好和妻子去海口和三亚看了两块地，其中有一块1000多亩，那时候每亩才20万左右。
“但是刘永好没有下决心要，如果要了现在不得了。”冼笃信为朋友感到惋惜。
不过，当提起他的羊山休闲公园项目时，他开始兴奋起来。“我希望在三年后，现在这个村子有500人，每家每户都有农家乐开业。”
显然，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上一轮海南地产热中那个游走于“赌博”和“冒险”之间的冼笃信。
已经重新站在起跑线上的冼笃信，将2010年定义为他事业的起飞年。
20年，冼笃信经历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人生轮回。那些宝贵的积累，正是他再次登高的力量。
冼笃信自述
我所认识的郑先平
民间曾经有个说法，海南民间有四大天王，郑先平就是其中一个。
郑先平是一个脑瓜灵活的人，他也是琼山人，和我是老乡。原来，他是在粮食所上班的，公职人员，大家那个时候都很羡慕的。后来，他跑来给我开车，给我开了差不多一年的车。
做我的司机，经常跟着我出去，他认识了不少的人。接触时间长了。我也慢慢地了解他，他和我差不多，讲义气，够朋友。我后来在腾龙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给他。后来，他出去单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那应该是海南刚刚建省的时候。他的第一笔贷款还是用了我的一块地做抵押的，不到十亩地，贷了30万。那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什么赚钱做什么，做过药厂，跑过船队，大约1990年的时候，他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名字应该是宝平发展公司吧。(郑先平后任海南省宝平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编者注)
有人说我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但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做起来的啊，我也是从一无所有做起来的啊，大家都需要朋友帮忙啊。他确实有能力，自己做得很好。
不过，在上一轮的房产泡沫中，他也没有跑掉，也赔得很惨。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那一轮成功跑掉的，比如潘石屹，王石，冯仑啊，他们都不是海南人，他们都是外来人，来海南淘金的，像我、郑先平和张泰超，没有跑掉的都是本地人。不过，实话实说，那个时候，我和潘石屹、王石他们，没有打过交道，他们那时候还排不上号。
郑先平比较遗憾的事情，是错过了民生银行的入股。大约在1994年，民生银行刚建的时候，要拉一些人八股，郑先平本来打算入股几千万呢，但是后来放弃了。如果当时八股了。他会很了不起，就像我的朋友刘永好。现在，关于他的消息很少了。我们其实都一样，经历过辉煌，寂寞也耐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