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朝代顺应历史则兴，脱轨则衰。大汉、大唐和大清作为史学界公认的盛世年华，都曾长时间地承载过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力强劲、文化发达的璀璨荣耀。梳理繁华盛世的国际交往与对外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朝代的兴盛与落寂。
大汉盛世从汉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汉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了130年。盛世之期，经济文化繁荣，中外交通畅达，朝廷思想开放，政策开明，对外交往频繁。当时的大汉东与朝鲜、日本，南与越南、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西与西亚的安息和欧洲的大秦都有联系。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渐开发。汉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活跃。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开通了“丝绸之路”，掀开了中西商品和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汉的丝织品等货物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出西方。那时，中国轻柔华丽的丝绸曾风靡欧洲上层社会，成为汉人的骄人商品。与此同时，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以贸易使团的身份到汉访问和通商，带来各国的特色产品。双方使团互相携带礼品出使对方，成为当时国与国之间开展商品交换和贸易的重要形式。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大汉朝廷在西域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从此，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商业贸易日益频繁。另外，随着大汉疆域的拓展，周边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迁入内地，境外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地区的移民也迁入内地，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增多。在文化交流中，大汉文明泽及四方，先进的农耕及生产技术传播至东亚，远及欧洲和非洲，中亚的音乐和舞蹈也相继传入大汉，为华夏艺术增添了活力。
大唐盛世从唐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远超西欧，大唐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由于对外经济文化联系广泛，大唐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成为世界性的大都市。很多国外的政治使者、宗教人士及商人长期留居长安、洛阳等地，与汉人通婚；或在唐入仕为官，客死中国。大唐不仅拓展了已有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的“丝绸之路”也开始发展起来，对外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的官营贸易增多，从而使远销海外的商品量大增。在文化交流方面，大唐文化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过巨大影响。鉴真东渡，把大唐先进文化传到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广泛交流。而玄奘西行，则构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壮举，直接沟通了大唐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友好关系迅速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包容并蓄，各教纷呈。大唐不仅容纳了原有的儒、道、释、佛，而且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也都在这时相继传入中国。此外，在服饰、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医学等方面，唐人也接受了不少外来影响。
大清盛世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延续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达133年，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盛世，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皇帝承前启后，继续开拓进取，不但巩固了前辈创造的治国基业，而且又有所发展。乾隆朝继承前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势，将大清经济、政治、文化推身巅峰。与同时代的周边国家相比，大清实居东方文明之巅，也是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康雍乾盛世时，大清有着辽阔的疆域、繁荣的城市、畅达的交通、庞大的人口总量，以其恢宏的气势，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辉煌。
大清的对外交往分海上和陆路进行。陆路交往国家中，除俄罗斯外都是大清的藩属国，都尊大清为“上邦”，定期向朝廷进贡，大清则按照礼仪对他们实行册封、赏赐，从而较好地维持和发展了双边关系。康熙、雍正年间，大清严厉反击沙俄武力入侵。乾隆五十七年，清俄签订《恰克图市约》，使边界贸易有章可循，有约可依，管理有据。此后百余年间，双方在恰克图维持和平贸易。康熙元年，为对付东南沿海及台湾的抗清势力，防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国家海盗式的扩展与掠夺，朝廷实行海禁。雍正初年，基本上继承前朝政策。乾隆时期，为防止国人与外国人频繁交往，滋生借助外国势力反对朝廷的思想，实行闭关政策较前人更加严格，对来华的外国商人、传教士等抱有高度的警惕，朝廷采取的限制措施也更为严厉。这些措施虽然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防安全，维护了民族尊严，但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商人和华侨出国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使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长期落在外国商人手里。特别是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将正在兴起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拒之门外，使中国社会逐渐趋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当着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大清原本有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增强国家实力，但由于决策者判断上的失误和各种历史消极因素的统合作用，大清没能顺应历史走向，不知不觉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乾隆退位不到半个世纪，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败下阵来，为“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作了最为凝重的历史注释。
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总结。“推古验今，所以不惑。”我们现在讲开放，是在积中国几千年发展基础上的开放，是在全新的世界形势下的开放。通古晓今，鉴往知来，在面临对外开放的新机遇与新挑战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沉着，需要冷静，更需要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获得启迪。诚如古人所云：“继世而有天下者，必视前之得失而损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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