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难题，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近30年来，两国先后开通了除通常外交渠道以外的四个特别对话机制：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会议，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等。尽管与中国陆疆毗邻的14国中，中印边界问题如同最后的“钉子户”，但是中印边界问题的分歧在谈判中不断弥合差距。现将中印边界谈判机制与进展盘点一番，有利于我们看清新时期两国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有利于双方充分运用现有的对话机制加强沟通、实现突破。
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
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是根据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1981年6月访问印度时同印度外长拉奥达成的协议而设立的对话机制，目的是讨论解决边界问题和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1981年至1987年的6年间，中印副部级官员会谈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举行8轮，虽然没有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中印坐下来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还探讨了发展其他方面关系的问题。这种情况与印度以前所持的“平行政策”――边界问题不解决就不与中方发展友好关系相比，有很大进步。
第一轮会谈于1981年12月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印度外交部秘书埃里克-冈萨尔维斯分别率领本方官员参加了会谈，这轮会谈最大的意义是两国边界谈判在中断了21年之后首次恢复。随后的1982年5月、1983年1月、1983年10月、1984年9月、1985年11月、1986年7月，中印在新德里和北京轮流举行了第二至第七轮会谈。第八轮会谈于1987年11月在新德里举行，中方团长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印方团长是前驻华大使、印度外交部外交秘书K?P?S?梅农。双方都表达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在边界问题上仍无实质性进展。在会谈结束时，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破例接见了刘述卿并一致认为：只要双方都有积极态度和政治热情，边界问题就不难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几乎每年举行一次(1983年两次)，会谈气氛是友好的，对缓和两国关系与增进彼此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推动了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打破了中印首脑断访持续28年的坚冰。
1988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为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开设了最高层对话渠道，签署了《中印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重新讨论边界问题；用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在讨论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发展两国其他方面友好关系；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根据新闻公报精神产生的中印边界联合工作小组，和此前的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合并开展工作，形成了更新的对话机制。
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
根据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双方签署的《中印联合新闻公报》，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产生了。它和此前的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合并开展工作，从而建构了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机制。
自1989年至2005年的16年间，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共进行15次，几乎是每年一次，但也有例外，如1992年进行两次，1998年、2003年、2004年没有安排会谈和磋商。这种会谈磋商机制，以边界问题为主要议题，兼顾其他热点的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加强了两国间及时的、经常性交流，尤其是在议定双方边防人员定期会晤、达成保持双方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的共识、形成建立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商讨开设边贸口岸、预约其他会谈等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为中印首脑互访和其他外交活动取得成功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机制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运行卓有成效，成功推动了中印三次首脑出访，促进了边界问题分歧进一步缩小。第一次，1991年12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印，与印方就边界问题达成四点共识：通过友好协商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边界问题等分歧不应该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障碍；同意将两国边防人员不定期会晤改为定期会晤。第二次，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双方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将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双方同意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确认中印双方边界上有一条“实际控制线”，并且严格尊重和遵守这条“实际控制线”；主张双方把实际控制线地区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在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第三次，1996年11月至12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印，双方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有助于加快核实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进程，进一步维护边界的和平与安宁。
2005年以后，由于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等新的对话机制的启动，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机制淡出历史。
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会议
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会议，是根据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时中印双方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设立的。该协定第八条称：“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各方指定外交和军事专家，共同协商制定本协定的实施办法。”可见，其功能是具体落实制定保持双方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措施。1994年2月3日至4日，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在新德里举行首次会议。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会议在新德里和北京不定期轮流举行。至2005年3月，双方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共举行了15次会议。
该机制的重要贡献是：促进了双方1996年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推动了江泽民主席访印和瓦杰帕伊总理访华。2005年以后，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会议的作用被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所吸收涵纳。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
根据2003年6月瓦杰帕伊访华时中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得以建立。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是经双方政府特别授权的代表主持的、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为主要任务的、每年会晤1至3次、2003年至2009年间已经实现13次会晤的对话机制，这个机制也是当前中印进行边界问题对话的最活跃、最主要的平台。双方利用这个机制，和平、和气地坐在谈判桌前，为政治解决边界问 题积极地寻找出路。
进入21世纪，中印关系走出印度核试验的阴影，特别是经历了纳拉亚南总统和朱?基总理的首脑互访之后，中印首脑的4次出访进一步促进了中印边界问题解决。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达成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印边界问题有了重要进展：双方确信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因此应将其视为战略目标；双方同意在延续特别代表会晤的同时，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工作以早日澄清和确认实际控制线；中印边境地区实控线的澄清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双方同意在已商定的参数基础上，尽早完成交换标明各自对整个实控线走向认识的地图的进程，以实现达到早日达成关于实控线走向共同谅解的目标；双方达成了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补充议定书。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印和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重申了关于边界问题的既有共识。
2009年度，中印边界问题因为政界的失当言行和媒体的跟风炒作而出现起伏，为正视听，当前双方达成的最高共识是：“遵循双方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发挥有关机制的作用，继续通过坦诚对话，逐步缩小分歧，争取不断取得进展，最终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要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稳定。”通过不懈努力，中印边界有望逐步成为两国友好合作的纽带。
结论
新时期，从“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中印先后建构了四大特别对话机制，创制了一批意义深远的双边关系文件，推动了包括首脑外交在内的重大外交活动的开展。从拉吉夫?甘地、李鹏的“用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到拉奥的“中印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中印边界上的实际控制线”，到江泽民的“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到瓦杰帕伊的“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再到温家宝的“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为基础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框架”等，中印边界问题的分歧在谈判中不断弥合差距。
除了上述四大对话机制以外，中印安全对话(2000年3月首开)、中印名人论坛(2001年9月首开)、中印战略对话(2005年1月首开)、中印财金对话会议(2006年4月首开)、中印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2007年9月首开)、中印防务与安全磋商(2007年11月首开)等双边对话机制，以及中印政府部门之间、军事部门之间、议会之间、政党之间、民间的各种交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某种催化剂、润滑剂的作用。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