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德国经历了数度兴衰沉浮，但其真正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崛起是在一战前的第二帝国时期。当时德国统一后仅用40多年就从一个地区性中等强国发展到世界大国，然而这一崛起势头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而彻底中断。这种“其兴也勃，其衰也乎”的崛起历程使第二帝国成为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经典案例，也成为当今西方学者观察中国崛起时最常用的历史类比。[1]从战略空间拓展的角度来考察德国崛起的成败，可以更好地把握大国崛起进程中外因与内因、客观环境与战略筹划之间的互动，揭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启示意义。
德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1871年1月，德国正式完成了统一，一下子跃升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也由此开始。从内部环境来看，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完整的国内市场，资本、技术和人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组织起来，推动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德国的处境却相对不利。一方面，德国处于欧洲中部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另一方面，它是在一个已经非常成型的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其力量的迅速成长很容易引起外部强大的反作用。所以，同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崛起不同，德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从一开始就十分复杂，从而决定了德国的崛起之路必然更加艰难。
复杂的地理环境
德国的统一是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改变。原先中欧地区是一片小国林立的“破碎地带”，长期以来是周围大国角逐的场所。德国统一却将这一“破碎地带”整合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原先的“受压者”变成了潜在的“施压者”。但是这仍没有改变德国地处中欧的现实。统一后的德国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分别与俄罗斯、奥匈帝国和法国接壤，北部则面临着英国的海上霸权，实际处于被大国包围的状态。第二帝国的首任宰相、卓越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俾斯麦就一再强调德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2]而在历史上，德国（普鲁士）也多次面临敌对的联盟，其中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三个大国结成“考尼茨同盟”反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从而使其处于被欧洲大陆上所有强国围攻的危险境地。德国统一以后，法国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割让而力图向德国复仇，任何对德不满的大国都可能成为法国的“天然盟友”。这种历史和现实使德国在地理位置方面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可以说，统一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德国这种被敌对联盟包围的不安全感一直难以消减，俾斯麦也承认他“一想到联盟就会噩梦”。[3]
德国地理环境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它的“陆海双重地缘特征”上。德国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线，与欧洲大陆上其他所有大国接壤，同时其北部海岸线也比较长，汉堡、不来梅等港口对德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很容易面临一个“海上优先”还是“陆上优先”的战略选择：一方面，陆地上的威胁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首要考虑。“陆上优先”符合普鲁士/德国的传统，现实中也便于实施；另一方面，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外利益对德国的重要性也迅速上升，“海上优先”对于希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德国同样有吸引力。然而问题在于，德国不可能简单地在两者中“二选一”，因为任何选择都可能带来另一方面的风险和损失，而如果同时关注陆海两个方向，那么则可能造成国力透支，甚至导致一种“两头不着”的结局。所以，这种陆海双重地缘特征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地理环境的复杂程度，是困扰第二帝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他大国的防范与制约
德国的统一和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力量结构。此前的一个多世纪，一直是法国在不断寻求欧洲大陆霸权，其他大国则一再组织“反法同盟”来遏制它。然而德国的迅速崛起却使法国变成需要保护的对象，实力大增的德国则被其他大国视为对欧洲“均势”的巨大威胁。第二帝国仅成立一个月，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就在英国下院发表了著名讲演，明确指出德国的统一战争“是比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更加重要的历史事件⋯⋯均势已经完全被破坏，而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后果的国家，就是英国”。他还认为，必须制止德国进一步扩大优势，“俄国和我们（指英国）为了这个具体目的可能结成同盟”。[4]俄国虽然与德国王室有着血缘纽带，但立场与英国基本一致，那就是德国的优势不能进一步扩大，法国不能受到进一步削弱。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还明确向法国大使表示，俄国支持法国的陆军重建，而且“我们（指俄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5]至于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被战败的法国和奥地利，对德国崛起自然更加怀有敌意。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后，法国对德国的仇恨变得根深蒂固，复仇的意愿可以说主导了1871―1914年法国全部对德政策。在这44年时间内，法国只要有挫败德国的机会就会尽全力争取，任何与德国不和的国家都是法国潜在的同盟。相对而言，奥地利与德国的矛盾还是属于可调和的，但是一旦德国卷入其他纠纷，奥也有可能保持观望并伺机对德报复。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崛起自然面临来自其他大国的巨大阻力。俾斯麦当政时期，其他大国对德国的防范相对有限，主要是通过对法国的外交支持来实现对德国的制衡。俾斯麦下台后，其他大国的防范力度迅速增加，最终从外交制衡升级为军事制衡，形成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法俄同盟。到20世纪初，随着英德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英国逐步放弃了“光荣孤立”，开始直接参与对德国的军事制衡，并与法俄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共同对德国实施战略挤压。所以，从德国的崛起过程来看，其他大国对其防范和制约从未间断过，而且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强化。这种外部压力是影响德国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德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不断应对的一个经常性难题。
俾斯麦时期德国的
战略空间拓展
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拓展战略空间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德国相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却大大增加了这方面的难度。对于德国来说，拓展战略空间必须同时处理好一些相互矛盾的事项：既要扩大自身的优势，又要防止这种优势导致其他大国的激烈反弹；既要努力扩展在海外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又要防止海外竞争恶化自己在欧洲的处境。所以，德国不可能像英、美、俄这些外部环境相对简单的大国，只要选择好了一个战略方向就可以放手拓展（比如英国向着欧洲大陆以外的“海外地区”，美国向西部和太平洋方向，俄国则是向着东部和南部）。它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能够兼顾矛盾两面的战略，谨慎地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从历史上看，每当德国遵循这种思路时，战略空间的拓展就比较成功，而一旦其只专注于矛盾的某一面，采取“单骑突进”式的努力时，各种手段之间往往就彼此抵消，甚至造成外部环境的全面恶化。
一、在欧洲大陆的战略空间拓展
俾斯麦对德国外部环境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德国首先是欧洲大国，欧洲大陆的形势对德国安全有着根本性影响。因此，俾斯麦始终将欧洲政策置于德国对外战略的首位，而在欧洲政策中，谨慎运筹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关系、防止出现反德联盟又居于核心地位。
起初，俾斯麦希望采取一些老办法，如放低姿态、构建基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德、俄、奥“君主国同盟”，等等。然而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和近东危机爆发后，德国崛起带来的压力迅速显现，传统的方式和策略难以奏效，仅仅放低姿态也不能避免成为欧洲权力斗争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在欧洲大陆开始了比较积极主动的战略空间拓展，其思路集中体现在一份被称为“基辛根口述备忘录”的文件中。按其设想，德国在欧洲的战略空间拓展并非传统的获取领土和扩大势力范围，而是要在复杂的大国关系中创造一种“政治上的总体态势”，使各大国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要弱于它们与德国的关系，每一个大国都需要德国的支持，而德国则成为它们之间的“协调人”。[6]
在实际操作上，俾斯麦采取了结盟的方式。从1879年建立德奥同盟开始，德国很快在欧洲大国之间形成了一套错综复杂的同盟体系。这种结盟事实上就是德国在欧洲范围内的战略空间拓展，但它并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是一种相对保守的、以防止形成反德同盟为目标的战略运筹，是对德国外部环境的主动塑造。在结盟的过程中，俾斯麦一方面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满足”的国家，不谋求霸权；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盟约使其他大国之间相互制衡，充分体现出“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相结合的辩证法思想。比如在奥、俄两个矛盾很深的大国间选择时，俾斯麦首先选择与奥匈结盟，其目的却不是为了共同反俄，而是为了形成对俄罗斯的优势，以便有“资本”让俄国主动与德国结盟。而随后成立的德、俄、奥“三皇同盟”与“德奥同盟”表面上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则分别是对俄国的“拉”和“压”，属于“相反相成”，对稳定欧洲大国关系、进而稳定德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俾斯麦的结盟不是为了称霸，但这一结盟体系的客观结果却使德国无可辩驳地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甚至可以说任何大事不经过柏林就无法解决。更重要的是，这种复杂的、讲究平衡的战略空间拓展使德国享受了整整20年的“和平崛起”。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为止是德国快速崛起的时期。以煤、铁、钢三项当时最重要的工业指标为例，1871年时德国煤产量占欧洲五大国的20%，到1890年时则上升到26%，生铁产量所占份额则从13%上升到26%，钢产量从23%上升到30%。换言之，1871年时德国的实力与法国旗鼓相当，但到1890年时在煤、铁、钢产量上已经超过了法、奥、俄三国的总和，仅略次于英国。[7]然而，德国如此迅速的崛起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明显反弹，相反德国统一之初引发的疑惧和防范还有所下降，德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列强的默认。
二、俾斯麦的殖民政策与海外战略空间拓展
德国的战略空间拓展也包括欧洲以外的地区，即“海外地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德国的这种拓展主要就是在非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扩张。最初德国的海外殖民以商人和殖民者个人为主，属于自发行为，后期政府开始逐步介入，殖民扩张开始成为有意识、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883年，俾斯麦一改在殖民扩张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突然在西南非洲采取强硬行动，迫使英国政府做出让步，从而开始了德国的大规模殖民扩张。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德国已经在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东非、新几内亚等地建立起一系列殖民地，总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约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殖民地总数的90%。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德国在海外的战略空间拓展与其在欧洲的拓展一样，是讲究平衡、体现辩证法思路的，与后来威廉二世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总体来看，俾斯麦的海外拓展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与德国在欧洲的战略需要紧密结合。俾斯麦始终坚持欧洲政策的首要地位，其海外政策总体上是服从和服务于欧洲政策的。当海外拓展与欧洲的战略需要相一致时，他就大力推行，反之则及时收缩。这种特点在俾斯麦对一个殖民狂热分子的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你的非洲地图的确很好，但我的非洲地图却是放在欧洲的。这儿是俄国，这儿是法国，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8]
二是确保不以德国的安全为代价。俾斯麦的海外拓展存在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不能损害德国的安全，尤其是要处理好与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海上霸权国――英国的关系。从时机上看，1883―1885年是德国外部环境十分安全的时期：英国与法国关系破裂并深陷于埃及，俄奥保持平静，法国与德国的关系有较大改善。即便如此，俾斯麦在推行殖民政策时还是十分谨慎。一方面，他巧妙利用英国对德国的战略需求来迫使英国做出让步，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度”，确保从英国榨取的殖民地让步不能超过其容忍的底线。所以俾斯麦的海外拓展非常注重目标的选择：在西南非洲他可以与英国争吵，在刚果可以和法国联合起来向英国施压，但在涉及英国核心利益的埃及问题上，德国始终躲在二线，而让法国打头阵。[9]他在私下谈话时还不断向英国表示：“索尔兹伯利勋爵（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友谊对我来说比二十块泥糊糊的非洲殖民地有价值得多。”[10]从实际结果来看，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迅速的殖民扩张没有恶化与英国的关系，而其中的一些麻烦和争吵还有助于英德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倚重的态势，对俾斯麦来说颇有利用价值。
三是确保对整个海外拓展进程的控制。对于一个崛起大国来说，海外战略空间的拓展往往象征着国家影响力的上升，非常容易引发国内民众的激动情绪。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海外殖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然而俾斯麦非常注意避免让殖民活动成为公众舆论的俘虏，始终保持着对整个殖民扩张进程的控制。在1885年时，尽管国内公众对海外殖民的热情高涨，但俾斯麦认为继续推行殖民扩张有损于德国的全局性利益，因而果断中止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这一点正是俾斯麦以后的德国政府所做不到的。
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拓展战略
空间的失误、失败与代价
1890年在德国的崛起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一年俾斯麦因与新登基的威廉二世皇帝不和而下台，从而使德国失去了一位能在复杂的局面中正确把握方向的领导人。德国的大战略开始失衡，其战略空间的拓展也不断出现问题，造成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并最终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 欧洲战略空间拓展的失误
俾斯麦下台后，继任德国宰相的卡普里维延续了将欧洲放在首位的做法。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德国在欧洲战略空间拓展方面仍然有所进展，特别是卡普里维的中欧政策将奥匈和整个中东欧地区纳入德国的经济轨道，从而为德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腹地。但是这种经济空间拓展的成就抵消不了战略上的失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导人不能理解俾斯麦复杂的结盟体系，特别是对其中“相反相成”的、高度辩证的做法难以理解。他们用一种单向的思维来运筹大国关系，认为德国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与德奥之间的军事同盟相抵触，因而中止了《再保险条约》，使德国的整个对外关系“符合逻辑”。其结果是俄国感到孤立并向另一个被孤立的大国――法国靠拢，从而使俾斯麦一直极力防止的法俄同盟迅速成为现实。
对于德国的外部环境而言，法俄同盟的成立是关键性的。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的话来说，这一同盟意味着“德国借以指挥欧洲事务的体系”终结了。[11]更重要的是，法俄同盟使德国在欧洲的战略空间拓展逐渐变为一局“死棋”，再也无法在多股力量中纵横捭阖。在安全上，德国被迫越来越多地依赖两个方面：一是同盟，这就使德国不得不更加迁就奥匈和意大利这两个盟友，从而慢慢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形成“弱国主导强国”的奇怪现象；二是军备，德国于1892年提出了庞大的陆军法案，到1893年进行了帝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军，其规模超过整个俾斯麦执政时期所有扩军的总和。[12]这两种做法的结果只能使德国与法俄同盟之间的对立更加明确，德国也一步步迈入“扩军―不安全―再扩军”的恶性循环。
二、 海外拓展造成战略性反弹
1885年俾斯麦中止大规模殖民扩张后，作为德国国家行为的海外战略空间拓展一度进入低潮。从1894年卡普里维政府下台起，德国的海外战略拓展重新升温。到1897年，德国政府更是以一种罕见的高调推行所谓的“世界政策”，抛弃了原先将欧洲大陆置于优先地位的传统政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海外战略空间的拓展。表面上看，“世界政策”是德国海外经济利益迅速增长的结果，但实际上该政策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很大程度上是德国政府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推出的。[13]实施“世界政策”是第二帝国崛起过程中的一次非常关键的战略选择，也是一次明显的败笔，是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德国1897年开始推行的“世界政策”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忽视欧洲安全，造成大战略上的严重失衡。德国首先是一个欧洲大国，海外拓展必须和欧洲安全结合起来考虑。在欧洲没有获得安全稳固的外部环境之前，德国是没有条件将重点转向海外的。而当时法俄同盟已经成立，对德奥同盟形成了战略挤压，德国的“世界政策”却完全无视这一点，从而为海外拓展和本土安全都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二是忽视英国的反应。德国“世界政策”要求高调攫取更多的海外殖民地，同时还要建造一支“大海军”。这样，德国海外战略拓展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当时的霸权国和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但与俾斯麦时期不同，此时的德国手中已经没有可以牵制英国的筹码，英国对德国的战略需求也大大降低。德国的“世界政策”，特别是其中“大海军”建设使英德之间的矛盾不受制约地发展起来，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互动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挑战―应战”模式。三是实施过程严重缺乏规划。俾斯麦时期的殖民扩张是经过精心筹划的，但“世界政策”除了以“蒂尔皮茨计划”为代表的“大海军”建设以外，德国政府缺乏一条明确的主线，各种政策摇摆杂乱。曾任总参谋长的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就评价说：“我们被认为在奉行一种‘世界政策’，但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14] “世界政策”缺乏章法的四面出击自然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大国对德国崛起的疑惧和防范，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反弹。
其中，英德关系恶化对德国形成了主要压力。德国大张旗鼓的“世界政策”，特别是大规模的海军扩建使英国感到了明显的挑战。1902年时，英国海军部已经十分明确：“新的德国海军是以和我们进行战争为目标而建造的⋯⋯而不是为了在与法俄发生战争时取得海上优势⋯⋯在制定我们的海军政策时，不能忽视德国民众对我们的仇视和德国海军庞大的发展规划。”[15]对于英国来说，德国的殖民地争夺是一种挑战，但海军大规模扩建则触动了大英帝国的禁脔，是对其霸权最直接、最致命的挑战，因为“德国的海上霸权与大英帝国的生存是不相容的”[16]。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很快成为英国最主要的敌人，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矛盾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英国的反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针锋相对地与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二是与法国、俄罗斯这两个老对手调整关系，逐步形成针对德国的联合。1904年，英国与法国达成协约，德国的海外拓展开始面对英法两国的共同围堵，其在欧洲的安全环境也迅速恶化。
三、 战略空间拓展的变异：打破“被包围”状态
在20世纪的头几年，德国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第二帝国不仅在工业方面超越了当时的霸主英国，在文化领域也逐步赶超。一位美国学者曾说：“在1900年，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德语知识，就基本上无法学习从化学到希腊诗歌等众多学科，而英语只有在学习英国文学时才是必不可少的。”[17]然而此时德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特别是1904年的英法协约使德国感到了被包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指望用一种比较强硬的方式来冲击对手，打破可能的包围，其海外地区和欧洲地区的战略空间拓展都体现出这一目的。
1905年德国主动挑起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但结果却使英法关系更加紧密，两国的参谋部门在没有正式盟约的情况下就开始了针对德国的军事磋商。而且德国发现除了奥匈以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反对它，自己已经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被包围”（Einkreisung）的说法开始在德国流行。1906年11月，德国宰相毕洛夫在帝国议会讲演时第一次公开使用该词：“一项旨在包围德国、在德国周围形成由大国组成的包围圈，以便孤立和瘫痪德国的政策对于欧洲的和平将是灾难性的。形成这样的包围圈不可能不对德国产生压力，而压力必然引起反弹。这种施压和抗压的过程最终将产生爆炸性结果。”从此，“被包围”成了德国决策层和媒体判断或描绘外部形势的一个固定说法，深深地植入德国的社会心理。1907年英俄协约后，这种“被包围”的心态进一步加深。其后果是，德国对外部压力越来越难以容忍，政府每一次妥协都遭到民众的激烈批评，用强硬手段“打破包围”似乎成了唯一的战略选择。在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都采取了十分强硬的、高度冒险的政策，但这种冲撞的结果却是“撞紧”了英法俄三国协约之间的关系，同时用围棋的术语来说也撞紧了自己的“气”。这样，德国的战略空间不断缩小，离最后摊牌则越来越近。对当时这种战略博弈，基辛格正确地指出，如果德国当时采取一种比较和缓的方式来争取时间的话，英法俄之间潜在的矛盾将会上升，包围圈会渐渐瓦解。不过，1914年的德国决策层中没有人这样看问题，部分人甚至还希望借助最后摊牌来一劳永逸地“打破包围”，而高涨的民意也不允许政府再次妥协。最终德国因为盟国奥匈与小国塞尔维亚的冲突而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为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画上了句号。
对中国拓展战略空间的启示
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与当时的德国有一定相似之处，比如同样都处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受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制约等等。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国际政治中一些普遍性的规模仍在发挥作用，大国的崛起依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特别是霸权国的防范与遏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在一百年前的教训和经验对今天中国的战略空间拓展仍然有其借鉴意义。
一、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高度复杂，战略空间的拓展需要一种均衡的大战略设计，应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周边与海外的关系
德国的历史表明，周边大国环绕会使崛起大国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压力，而“海陆双重地缘特征”则容易使陆上周边利益与海外利益出现冲突并导致大战略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崛起大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往往不会是一种简单痛快的过程，而是高度复杂且蕴含各种风险，需要精心筹划、谨慎推进。其中尤其需要加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均衡性，避免在某一战略方向采取“单骑突进”式的努力。对于中国来说，俾斯麦时期德国那种首先看重安全、看重周边的战略空间拓展比较值得思考。在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以后，中国崛起的安全风险也有一定累积，崛起的“安全困境”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需要以一种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繁荣。在目前周边安全热点尚未解决、外部安全压力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空间拓展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周边地区的关注，使周边战略与海外的拓展战略相协调，既能在更广阔的范畴中实现国家利益，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足够的战略空间，又能在周边各国间形成强大的利益和安全纽带。
二、复杂环境下的战略空间拓展需要突出辩证法，加强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实现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相结合
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从德国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应该是：需要用“退却的军事政策、安抚性的外交政策”来平衡“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使中国“不超出整个体系可以承受的极限。”[20]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建议并没有真正抓住德国的教训与经验。俾斯麦成功的战略空间拓展并不是依靠一味的“低姿态”，相反，俾斯麦在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后就意识到，仅凭“低姿态”已经不足于化解德国崛起带来的外部压力，因此才逐步开始构建结盟体系的方式来对外部环境进行“主动塑造”。在战略空间拓展方面，俾斯麦时期德国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辩证的战略思维和灵活多样的手段。这一点中国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在周边战略空间或海外拓展问题上，应尽可能多种手段并用，辩证运用“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方式，避免仅仅通过加强利益纽带等单一手段来扩大影响。
三、战略空间拓展往往会触动霸权国敏感的神经，加剧崛起与霸权的矛盾，要注意拓展方向选择，也要注意促成一种相互牵制的态势
霸权国对于其他大国的崛起最为敏感，防范心理也最重。崛起大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往往会被霸权国视为对自己的挑战，促使其进一步加大围堵和遏制的力度。鉴于此，战略空间拓展必须谨慎控制与霸权国的矛盾，注意战略方向和时机的选择。比如德国在俾斯麦时期的殖民扩张就非常注重对英国的“度”，对埃及等涉及大英帝国核心利益的地方往往采取回避政策。同样重要的是，俾斯麦的扩张是以握有重要的战略筹码为前提的，英国当时对德国有很高的战略需求。而威廉二世时期的拓展，特别是以“世界政策”代表的海外拓展完全采取了一厢情愿的做法，结果英国联合法俄对德国收紧包围，最终导致双方摊牌。在今天，中国的战略空间拓展也应关注中美之间的风险控制，既不画地为牢，缩手缩脚，又不盲目跃进，而是在周边和海外的拓展中逐步增加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探索两国在更广阔领域中的互动模式。此外，中国在拓展过程中要善于创造并增加战略筹码，加深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的态势。对于崛起国和霸权国来说，稳定的关系往往既来自共同的利益，更是来自互有需求和相互忌惮。
当然，从历史中吸取的东西虽然深刻，但适用程度总是有限的。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不可能重复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道路。与100年前的德国相比，中国的崛起环境有相似之处，但毕竟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也不能简单地类比为20世纪初的德英关系。中国的战略空间拓展的方式、进程必然会随着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逐步在风险、实力和利益三者中寻求最佳平衡点，推动中国顺利实现崛起。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Zbigniew Brzezinski, “Living with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59, (Spring 2000), pp.5-22.
[2] [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M].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翻译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205．
[3] 同上。
[4] George Earle 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vol.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pp.133-134, pp.421-422.
[5] [苏]B. M. 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二卷（上）][M].高长荣、孙建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45．
[6] 俾斯麦“基辛根口述备忘录”，1877年6月15日，Johannes Lepsius,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Friedrich Thimme (ed.), Die groβ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5-1927 （《1871-1914年欧洲各内阁重大政策：外交部外交文件集》，柏林1925-1927年出版，以下简称为Die groβe Politik）vol.2, pp.153-154.
[7]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M]．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3．
[8] Otto Pflanze,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vol.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42.
[9] 俾斯麦致明斯特（德国驻英国大使），1884年8月12日，Die groβe Politik, vol.4, pp.77-78.
[10] C. J.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 London & N. Y.: Routledge, 1967 (reprint in 2002), p.63.
[11] 同注解[7]。
[12] Norman Rich, Friedrich von Holste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rimarck and Wilhelm II, vol.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397.
[13] 参见拙作，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90-194．
[14]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London: The Ashfield Press, 1980, p.19.
[15] George Monger, The End of Isolat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0-1907,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63, p.82.
[16] 克劳备忘录，1907年1月1日，G. P. Gooch, and Temperley, H. W.,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London: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26-1938, vol.3, p.416.
[17] [美]爱德华•鲁瓦克．从德国经验看中国的“全球性大国”之路[M]//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员文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53.
[18] [美]爱德华•鲁瓦克．从德国经验看中国的“全球性大国”之路[M]//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员文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