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1968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马背上的法庭》为其导演处女作，以云南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法庭为背景，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制度深化进程中发生的一个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2006年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中，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十二年前，26岁的刘杰干了点与专业无关的事，房子车子票子都齐了，“难道再努把力整架飞机？也不现实啊。”赚到钱的他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快乐，心里有个疙瘩――我是拍电影的――解不开。
他向好友王小帅、刘小东诉苦，后来得出结论：做喜欢的事还能赚到钱，最幸福。
回归电影后，他干得不亦乐乎，参与拍摄《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还获过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但老想着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这电影，起码“实实在在的反映中国现状”，还得有点深度。
2006年，他掏光积蓄，拍了处女作《马背上的法庭》，一鸣惊人。
“我的东西必须有社会功能”
国徽一挂、小桌一摆，法庭“齐活”，农家门口、田间地头，坐“堂”审案。这是当代中国“流动法庭”生动的形象写照。
五十几岁的法官老冯，即将因政策变动而离开工作岗位的摩梭书记员杨阿姨，第一次下乡参加马背法庭的彝族大学生阿洛。队伍的最后，是他们的特殊成员――一匹老马。
他们处理着一些在外人看来稀松平常鸡毛蒜皮的“案件”。俩兄弟分家产，妯娌之间因分不了一个菜坛子而告上法庭。
杨阿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丝毫没有效果，老冯只能将菜坛子狠狠摔碎在地上，然后掏出5块钱让两妯娌买两个新坛子一人分一个，自掏腰包的办法才将问题解决；一个妇女告另外一个妇女欠150元钱不还，后者愿意让前者随意拿她家中的东西作为赔偿，但家里最值钱的小猪都远不值150元，双方陷入僵局。怎么判决？老冯再一次自掏腰包花150元买下欠债妇女的小猪崽子，以此钱还债了结纠分。
影片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只有两点，刘杰不得不“编”：第一，没有大学毕业生去那里工作。当法官得经过司法考试，过了司法考试就能做律师，做了律师弄一职业执照在哪儿都能生存，干吗去那？当地21万人，19万人年均收入在650元以下，这样一个副处级法院，全年诉讼费才3万，像浙江、上海的同级法院，一亿多。在那里办案，心眼软一点，就老得贴。为使故事不过于单调，才“编”了阿洛这一角色。第二，里头没敢出现村长的角色，怕拿捏不好犯错误。按类似边远地区“老虎棒子鸡”的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通常先靠村长摆平，摆不平了再找族长。
老冯一边努力维护国徽的象征，一边又软心肠用“倒贴”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把一生奉献给法官事业，最后仍无可挽回地掉下悬崖。
获奖之后，《马背上的法庭》一度是各大电影院线推广的重头戏，“聒噪”了一阵，然而票房并不乐观。“谁去看这个啊，现在生活压力太大，大家看电影都不想走脑子，看我这片子会堵得慌。 以前讲文化，现在都叫娱乐，我扭不过来。一个知识分子，是有引导社会的功能的，所以还是希望做些比较有深度的东西，对社会有点好处。哪怕最最粗浅的，我总有权利表达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吧！”
渴望一种 “沟通”
外国人不了解，自己人也不了解。对于中国现状，刘杰这么看。
三年前在报纸上偶然看到西南边陲山区的基层法官们骑着马翻山越岭到山林深处百姓家里开庭断案的新闻图片时，刘杰激动万分。
“我可能比较了解用什么样的角度，方式，语言来获得一种沟通。”事实证明，这部影片是能够沟通的。当《马背上的法庭》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时，往观众席望过去，“三四个人就有一个脸上带泪花的。”
“去欧洲大街随便抓一老太太问‘知道中国吗？’能说出来的只是‘大辫子’，毛泽东都不见得知道。总觉得我们生活在铁笼子里，一种探监的心态，想拯救我们。” 与世界沟通少、交流少，等到这几年有所察觉，又“非把最亮的给别人看，一定要告诉全世界人民北京多漂亮上海多漂亮，经济多发达，你不能看不起我们。这又过了。”
和老外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刘杰很是郁闷，“我的国家也许是错的，但你老这么说，好像我是个傻子似的生活在那么糟糕的地方，听着也不舒服啊。我是中国人哪！所以特别想把真真实实的中国的现状拍成一部电影。”
2006年6月18日，一个越洋电话打过来，一老头的声音：“你是刘杰导演吗？我是马可……”居然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在看了《马背上的法庭》初剪稿后，情不能已：“这是我没见过的中国影片！”并催促刘杰做出完整的拷贝参赛。 这个动作很不寻常，因为直到现在刘杰要和马可联系，还必须通过他的秘书。
而最大的意外并非来自威尼斯。影片粗剪完成时，刘杰接到国家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是片子选作建党85周年献礼片了。”这也是中国自荐影片第一次在世界最权威的三大电影节之一获奖。
回想起来，他颇为欣慰，“我是真的高兴，他们都看懂了。”
“马背”像杯白开水
为了追求真实的纪实效果，刘杰放弃娴熟的摄影技巧，以至于很忌讳别人说“这片子多漂亮啊，一看就是学摄影的”，他想要的，是画面之外的种种。
拍电影绝对是件奢侈的事，按照刘杰的形容，这次拍摄，他可谓“除了固定财产，全部积蓄都搭进去了”。整个拍摄很辛苦，不仅有高原反应，而且环境也很苦。正是12月底，云南最冷的时候，白天20多摄氏度，晚上就成了零下8摄氏度。吃住也很艰苦。“剧组里所有人都没有提钱，那段时间大家就这么熬过去的。”
然而所有付出都有了回报，很多人通过这部影片了解了从不曾看到的、甚至想都想象不到的社会现实，无数基层法制工作者更是觉得道出了他们的苦衷。刘杰打趣道，“片子出来后，正赶上十六大六中全会讲话，其中对法制工作的要求就和马背上的法庭一样，瞧，我还走在前面了。”
人如电影，电影如人
作为八十年代受教育的一代人，刘杰自嘲自己脑筋比较死，掉到“文化”沟里很深。
影片节奏很慢，色彩有些悲观，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如此。从他慢慢悠悠地烧水、沏茶便可见个大概，害羞、喜静不喜动、没有太多爱好，甚至与家人在一起，他也幽灵般地沉浸在个人世界里，看书、翻碟、思考，一整天只说上两句话，“要是和我生活在一起会疯了”。
相比而言，影片的男主角扮演者李保田更为坚决地活在上个时代，自己的手机号不清楚，清楚的人不超过五个，换个电话打还不接。在拍片时，李保田完全回归“原生态”，晒掉好几层皮，更执着地为“该不该抽一巴掌”和刘杰争执一番，只是为了“戏更实在”。刘杰从他身上学了不少。
威尼斯电影节回来后，全世界大大小小几十个电影节对刘杰发来邀请，能推的就推，哪也都不去。老大不小了，钱赚过，感觉也找到了，也不图多大名声，更关键的是，“四十岁之后的创造力会削弱很多。”
要不是必须继续“俗气”地卖这部电影，他恨不得赶紧翻过这一页，还得用心做下一部。题材已经有了，还是法制问题，一个是青少年犯罪，一个是检察官。
艺术家，导演，还是知识分子？刘杰拿起时下的新闻开涮，“艺术家谈不上，也不敢说是导演，导演都‘潜规则’了……我吧，一个向往着做知识分子的知识青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