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莆有很多困惑：同样都是当兵打仗，为啥地方政策就划出三六九等；为牺牲的烈士找家属为啥找得到家属却找不回来荣誉；为啥经济不景气，为啥博物馆不能有偿收走他的战争“红色收藏”，以便他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给寻亲计划设立基金，让这件快撑不下去了、而放弃却又于心不忍的好事，一直一直地做下去……
因为被宣传成电影《集结号》“谷子地”的原型，王艾莆更出名了，从太原到左权刚几天，就有好几家媒体和学者跟上门，有人问他为烈士找家属的寻亲计划进展，有人关心他的战争“红色收藏”。
这里只有他的一部分“藏品”，更多的在太原。和平年代，谁还总操心烈士的身后事，谁还会把那些破盔锈刀再也炸不响的石雷子当个家伙式儿似的东挪西摆？王艾莆就愿意，记者说想看看，他就猫着腰张罗人一起把那些沉甸甸的东西一件件搬出来放在院子里晒太阳。
战争
王艾莆是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兵，抽调到高炮部队去越南时不到19岁，1967年能去参战的士兵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能上战场是种荣耀，跟很多年轻的士兵一样，他认为战争就是电影中子弹打在身上还要站起来的那种激情的东西，然而当他作为先遣部队的一员，在越南第一次听到敌机在身后进攻的怪声，第一次在轰炸中死里逃生，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个祥和的村庄瞬间被炸得鸡犬不宁的惨状时，他才知道什么是战争。
战争就是每一个真实的细节。王艾莆的战争“红色收藏”大部分是这些极为琐碎的，大展览馆里没有，小展览馆无心去找的东西，比如战争时期的命令，指示，布告，县长、区长下达的通知，养着十支部队的小县城的收支账本，八路军织布厂里的考勤表，工人带着任务回家的请假条等等。
王艾莆认为这些老百姓的东西更需要收藏，它们能更真实地还原战争细节。“大展览馆里都是一样的大领导、大事件，这些老百姓的实物很少。”当年规定16到55岁的男的都得参军，左权7万人1万人支前，1万人当兵，1万人死了，还剩4万人，年轻女的要伺候老人，带孩子，纺线，织布，做军鞋（那时候部队穿的鞋都是农村自己帮助的），“这些村里，让老百姓做啥的命令我都有”，民兵自愿支援前线，需要按规定自己背上口粮、衣服、财经（钱），布鞋，带着毛驴、毛驴吃的草料，甚至还有手榴弹，大刀片子，反正拿起什么就是武器，每件东西在王艾莆收藏的民兵队武器登记册里都是按人名一一记载的。
牺牲
打仗时，老百姓贡献的是力量，当兵的贡献的是生命。“战争和人的生命比起来，生命太脆弱了。你的战友，前一刻还一起吃饭，下一个瞬间就牺牲了……”救过王艾莆性命的战友张广元为抢救部队物资而不幸牺牲，王艾莆亲手掩埋了20岁的英雄，然而那时入越入挝作战属于秘密，事迹不公开，1981年王艾莆转业回乡时，在张广元家乡的县民政部门查不到有关他的任何记载。“就消失了，就像梦一样，空气一样，像天空的云在眼前晃了一下就没了。”
去年，王艾莆他们还聚会了一次，由于场地受限制，只去了一百六十多人，主要是曾经的干部，来自农村的战士很多过得不好。去年春节，国家的新政策里，解放后凡是参加过作战的，地方财政都有相应补助，但是，当年这批士兵档案里并没有作战记录，而部队的番号又几经改变，一个农村的战士想证明自己，找班长、排长、连长都是没有用的，他们也不方便找更大的领导为一个士兵做证明。
王艾莆在聚会时呼吁大家为这些士兵想想办法，“他们太苦了”。其实补助也就一二百，山西规定只有在农村的战士有补助，王艾莆不明白，“都是为‘国际主义’牺牲的幸存者，为啥待遇不一样。”他说这是为所有战友在想政治待遇。回忆起张广元，王艾莆就更想做点事，为烈士，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的烈士做点事。
“我收藏很多战争知识，资料和图片，甚至早期革命的东西，编成故事，向社会展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艾莆先是给山西、继而给全国各地的革命纪念地，烈士陵园，革命陵园写信，问他们要烈士的照片、资料、以及园区那种带文字简介的门票，信里他说自己想搞一个活动，准备做个“烈士墙”在烈士陵园展出，让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大部分单位都给他回复了，有的还很认真，寄回文字资料，还解释说‘我们是革命纪念地，展览馆不能拍照，所以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山西总共有105753个在陵墓里的烈士，这些资料、照片有王艾莆收集的，也有很多是发动别人帮着收集的，九十年代他在社会上做了第一次展览，那时反响还不大，但他总觉得自己为烈士做了一点事。
荣誉
1996年王艾甫偶然在旧货市场的一个破麻袋中发现《六十八军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上面记载了解放太原时866名解放军阵亡将士的简历，还夹着84份阵亡将士通知书，上面有牺牲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牺牲时间和地点及英勇事迹介绍。
也许这些烈士的家属还在找亲人？王艾莆花3000元把登记册买了回来，开始四处打电话，找民政局等相关部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寻亲计划几无进展。王艾莆决定亲自去找，到当地问老者，问农民，问村里的人，尤其是村委会，“最大的体会是，老百姓没有忘了，他们很热情，他们认为政府几十年还在做这事情，还在想着找烈士家属。”
在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寻亲计划开始有了头绪，但让王艾莆更头疼的是：“找得到家属找不回来荣誉。”花时间最长最难找最累的是落实内蒙古籍烈士孙耀的问题，孙耀父母还健在时，家里的光荣军属牌被人撬掉：“你儿子枪口对谁，我们不知道。”孙耀的女儿不相信父亲死，“死了政府还能不认吗？”，她一直在找，后来被公安局当盲流遣送回来，“村里流言蜚语，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根据民政部8063号文件，凡是失踪军人，只要证明不了是投敌，自杀，叛变，判刑，就应该按烈士政策，给一次补饷，可是孙耀有入伍通知书、阵亡登记册、村里证明、部队番号证明，内蒙古当地的民政局却不承认他的烈士身份。“我给民政局去信两次，都没有回复。”王艾莆带着北京民政部烈士褒扬处领导的意见又去了内蒙古，反遭了打，工作人员告诉他，爱去哪儿告就去哪儿告，死在太原的，去找太原，“那时候我甚至想用死来唤起更多人对这事的重视，没准烈士们的事就能落实了。”
王艾莆说找不到的“荣誉”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家里贫穷的，政府有文件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西关村，一个街上总有几个人，解放前当兵走了再没下落，没有待遇，老百姓认为很正常。
付出
内蒙的事件最后在媒体大量介入，还有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落实了。王艾莆说，如果没有学生、社会、志愿者的支持，这些事他也做不到：“只有社会跟政府联合起来，利用社会的力量，才能做成这个事情。”
清华大学帮王艾莆开设了一个寻亲网，经济不景气，雇个帮手的工资早已付不起了，而网站一年3千块钱的管理费他还一直拖着没还。“经济上确实困难，停了吧，又于心不忍……”
“找不到家属不花钱，找到要花钱”王艾莆也许能体会民政部门的“难处”，网上寻亲的大部分是义务者，真正的亲人并不知道他们，听说了就打电话，有时打到民政局，人家说你去找王艾莆……找到了还要去烈士陵园看一看，烈士陵园交通不方便都得打的去，电话费、交通费积少成多，找到的人越多，付出的越多。社会赞助过王艾莆一些钱，电视台来采访也给他一些费用，全部花进去了，刚找到唐山的，安徽的，山西的，甘肃的几家烈士家属，都想让王艾莆帮忙落实待遇问题，他苦笑：“现在感觉有点骑虎难下。”
王艾莆现在主要经济来源是退休金。他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了7万元用来支持寻亲计划，承包了古玩市场的几间屋子出租，现在市场每况愈下，王艾莆自己也住在这租来的房子，打扫卫生兼看门。
“现在我还能勉力支持，但将来若想让别人接着我继续干，完成这个事业，就很困难了。” 王艾莆琢磨着把手上的收藏转让出去，弄一个基金，由基金会管理这事，让寻亲活动延续下去。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曾经找过他，但他们说没有经费，让他无偿捐献。
王艾莆还在继续努力，今年是建国60周年，太原解放60周年，他有个想法，要把那本866人名册里，600多名在烈士陵园没有记载的烈士资料做成烈士墙展出，让人们知道他们为了太原付出过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