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低收入人群高达11亿人之多，这本是构成文化消费的基本面和最大面，如果这一阶层的消费能力不被释放，中国文化产业难言成功文化立法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文化法律体系的完备化和可行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一环，
1978年春天，刘心武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篇爱情题材小说《爱情的位置》，一个月内，他收到了7000多封读者来信。同年8月11日，《文汇报》登载了复旦大学在校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影响一代人的“伤痕文学”由此得名，该期报纸加印150万份依然供不应求。
不久之后，电影《天云山传奇》，小说《人到中年》、《芙蓉镇》，油画《父亲》等一大批文化作品以震撼全国的方式相继问世。
这些文化事件的背后，没有刻意的政府主导，更没有传统的系统派发，其实预示和见证着一个大时代的来临――“文化产业”事实上在中国的又一次复兴，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008年10月，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贾平凹的《秦腔》在内的四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人们对于该奖项的态度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几乎同时，电影《赤壁》票房收入问鼎榜首，影院之外却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往事回首三十年，中国的文化产业之勃兴，如今才刚刚开始……
2001年3月颁布的“十五计划纲要”，第一次在中央红头文件的高度使用和承认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和事实，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把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总体规划。
三十年来，虽然没有“样板戏”年代的统一评价，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影响以及文化产值却日益提升。本文仅就文化产业的两个重要类别：新闻出版业与影视业为例以作说明。
复苏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
就出版业来说，存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召开了一系列工作会议。1978年10月在庐山举办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会议，对历经“文革”的中国出版界是一次巨大鼓励，起到了初步解放思想的作用，虽然会议的主题只是定位在儿童读物方面，但是，会议精神对于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意义非比寻常。
到了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求知欲望和阅读热情开始高涨，举国上下争读一本书的独特现象即出现在那个年代，令不少当今的出版人唏嘘怀念，这其实是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与市场供应不足发生极度矛盾的表现。
就传媒业来说，以经济类报纸为例，如今全国有专业经济类报纸170多种，其发展仍是肇始于这一阶段。80年代，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市场报》、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中华工商时报》等为代表。这些媒体不仅向广大读者传播经济信息，而且向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参考。
1978年，各大电影制片厂也恢复常态。李文化执导的《泪痕》在1979年拍摄完成，这是一部控诉“文革”及“四人帮”余孽的影片。同年，《蓝光闪过之后》上映，该片讲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灾民团结互助的故事。《庐山恋》、《梅花巾》、《牧马人》、《瞧这一家子》、《快乐的单身汉》、《甜蜜的事业》、《好事多磨》、《小街》等优秀影片也先后上映。战争题材仍旧是电影人钟爱的对象，《雷场相思树》完成于稍晚的1986年，正面表现了战争的残酷与青春的易逝。
但是，这一时期的电影和其他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一样，激动人心之余不免缺憾，有不少人认为，80年代改版所拍摄的《小小得月楼》，在某种程度上是逊色于50年代的原版电影《满意不满意》的。但是，这些挑剔和不足并不重要，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已经真正开始复苏并“发迹”，产品的欠缺与否其实是那一时代文化工作者思考力成熟与否的表现，但思考与不思考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发轫期：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
1986年，改革开放仅仅8年，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即成功举办，该事件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开始走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出版人和知识分子勇于参与国际事务的自信和雄心。22年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性最重要的文化盛宴之一。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正式成立。
上世纪90年代，图书发行业开始向民营资本放行，全国和地方性出版发行集团逐步涌现。1990年，中国颁布《著作权法》，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9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国务院随后又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知识产权这一现代市场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知识产品属于人民大众，但它的所有权首先属于创作人――这对于激发知识分子创作热情、推动文化市场繁荣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大作用。
《经济日报》则首次使用激光照排技术，中国新闻出版业正式步入光电时代。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成长，出现了三大证券报纸，它们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互为犄角呈三足鼎立之势。
中国电影人在同时期也成果丰硕。1988年，《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金熊奖。同年的《顽主》是由王朔小说改编而成，该片被不少电影收藏者誉为中国贺岁片之真正鼻祖。
1990年，国家下放电影票价管理权限，从售出的每张电影票款中提取5分钱，作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1994年，国家广电部电影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通知》。从1995年1月起，中国电影开始打破了地域发行由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1996年，国家广电部在长沙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电影“9550”工程的发展战略。1997年，推出“单片许可证”制度，允许传统的电影制片厂以外的影视单位申请电影制作权。1999年，国家广电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文化部发布《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建设改造影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
在国家战略的高度，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办文化，培育和发展健康的文化市场”。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发展的活力，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全面繁荣”。1998和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指出“开展‘扫黄打非’斗争”，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国文化产业的管理者是非常审慎的。新调整期：2001年至今
对于这一时期的划分和命名，许多人会有不同意见，划分标准不一，结论自然相左。对于命名上，或许有人提出“繁 荣期”这一说法，笔者对此不认同，并不是否认这一阶段中国文化产业所取得的成果，而是认为繁荣还远远没有到来。
200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这些政策的出台，表明了文化体制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发展成果是思想解放所致的话，这一阶段在思想解放的惯性下，体制解放、已成重中之重。
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07年十七大之前，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一直在深入推行，时至今日，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面临发展的瓶颈和难题。“改制”几乎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最大关键词。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正式启动，35个试点单位中有21家新闻出版单位，改革从体制创新人手，涉及出版、发行、报刊改革等。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明确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一大批中央部委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以及报刊社开始转企改制。2006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表示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当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出版发行企业上市公司。
2006年，“中国图书推广‘计划”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为支持该计划，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重申支持政策。
这一阶段，一批财经报纸成长迅速，《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后来居上、各领风骚。这批新兴报纸所表现出的锐气和智慧，实为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经济界人士境界见识的重要标杆。
电影方面，2002年2月1日，根据国务院第342号令，新《电影管理条例》正式实施。2004年1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第21号令开始施行，电影首次被明确定义为一种独立产业。
据统计，2007年，中国全年共拍摄影片402部，同比增长21.8％；电影票房收入达到33.27亿元，同比增长26％，并连续五年保持超过20％的增长率，且国产片连续五年票房份额超过进口片。华谊兄弟无疑是该领域在这一轮竞争中的最大赢家。
但是症结仍有，且不可小视。据2008年6月发布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国产影片总票房之所以高于进口影片，是在数量多占优基础上获得的：2007年中国成规模放映的188部新片中，进口影片仅48部，国产影片140部。所以就单片产值而言，国产影片之实力与进口片仍旧难以匹敌。
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产业的症结不仅表现在单位产值低、附加值低、文化内涵有待提高等方面，更面临文化消费总量过低的窘境。中国中低收入人群高达11亿人之多，这本是构成文化消费的基本面和最大面，如果这一阶层的消费能力不被释放，中国文化产业难言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文化立法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文化法律体系的完备化和可行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一环。行政管控手段对于文化产业的作用越来越捉襟见肘。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和法律手段，使文化产业从业者和参与者的行为有法可依、依法而行当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