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力量将中国推向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也使得中国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转型时期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大量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不可能扮演“万能”的角色，于是就需要大量公益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来充当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桥梁。
现阶段。我国仍保持着一种强国家和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公民参与慈善捐助、志愿服务爱社会建设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足：民间公益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受到制度障碍和环境制约，发展得举步维艰。由于缺乏规范管理，整体上也鱼龙混杂：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一些“先富起来”的富人没有积极参与到慈善和公益事业中，而一些有意愿投身慈善的富人却发现投报无门；“仇富”心理在社会上滋生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屡屡出现的善款被挪用盗用的现象，让中国人在捐出爱心的时候越来越忐忑不安。
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分不清“慈善”和“公益”两者的区别。慈善可以是个人的、短期的，公益则需要制度来保障它的长期性和规范性。用李连杰的话说，慈善是“感性”的，而公益是“理性”的。
事件
6月21日，民政部三任慈善司司长王振耀正式辞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社会影响力比当司长的时候要大”。出任院长的第一天，王振耀就号召亿万富翁每年捐1D0万。
7月，河北涞源县北石佛乡马庄村农民刘国明向媒体投诉，县里官员在转交为其儿子治疗白血病而募捐的款项时，存在“虚开收据，少给钱”的行为，导致5.1万捐款被克扣近半。对此，经手此事的县团委书记高常庚予以否认。
9月12日，做客央视《面对面》栏目时，李连杰首次坦言，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保证下，做壹基金这样的尝试，就有可能面临中断。2007年推出的壹基金是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的慈善计划和专案，如变成公募基金将获得独立合法的身份。近日有媒体报道，壹基金申请变公募基金遇挫。
9月底，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到中国，邀请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在接到邀请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以“时间冲突”为由婉拒邀请，不少富豪也明确拒绝邀请，很多人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舆论批评随之接踵而来。
11月8日，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南京市政府捐款10亿元，用于金陵大报恩寺重建，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10亿元捐赠将于年底一次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再分三次拨付南京市政府。王健林事后称自己并非佛教信众，捐赠也不是信众的布施，而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声音
“慈善就是要作秀。财富如咏，如果有一碗水可以一个人喝，确一桶水可以存放在家里，要是有一条河就该与大家分享。”
“在中国做好事为何l这么难、啊?”
点评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赦、原始的阶段，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然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种主体中显得分外耀眼，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他们所起的作用实则有限，而他们自发性的慈善行为也体现出比较强的随意性。现在大多数人的捐款情况都是“感性募捐”，而感性的捐款方式由于后续工作不到位就会带来一些麻烦，因此对于各种“诈捐”风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明星可能在一些场合和气氛下头脑一热或者出于炒作轻易立下承诺，将来却难以落实，这样反而不好。另外社会上喜欢比较谁捐得多捐得少，这种逼捐的氛围不利于真正的慈善。社会总是一点点走向理性和制度化，社会捐款不是越多越好，募捐得太多却用不完也是个浪费。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是“理性募捐”。
世界上的慈善模式，我归结了四种：一种是政府办事政府掏钱。这包括社会福利在内。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的模式；一种是民间办事民间掏钱，比如美国；一种是民间办事政府掏钱，如香港地区；而我们的模式比较怪，是政府办事，民间掏钱。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看，发展慈善事业是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的，因为它能弱化因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不公，均衡社会财富，缓解社会矛盾。捐款和慈善事业是在传统分配制度基础上再一次分配，是除了基于市场的第一次分配和基于税收和财政的第二次分配之外的所谓第三次分配。这种出于良心和自愿的非强制性的分配是对财富的再一次平衡。所以，盐须从立法上对慈善事业进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