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 著者对“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对其实质和发展趋向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有助于推进方法论创新；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增强“中国模式”的世界普适性，有助于提升其世界意义。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问，在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中，创造了高速经济增长和体制平稳转型的双重奇迹，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创造了一种“中国模式”。然而，什么是“中国模式”?其本质、发展历程和趋向又是什么?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书，共收录21篇经典文章，分属4大主题：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模式批判；平等与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的农村。作者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中国模式”仍处于发展之中，如果其存在基础不断弱化的话，中国将“日益变成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结构两极化，国家被少数精英所主导”等现象；平等与社会公正作为著者学术研究的主线，存在于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研究过程；研究农村治理问题对研究中国模式未来趋向问题至关重要，需推进农村发展观的两大范式转变。著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著者在“中国模式批判”一题中，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持续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性政府推动的改革路径，即政府与各利益集团相对分离，没有特定利益倾向，始终保持中立态势。著者对于中立政府的识别，及对其发挥作用的有效研究，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新颖解释，视角独特。诚如著者所言，中国政府的中立性质，是建立在对社会资源的相对合理利用上，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最高的群体，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著者独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为我们理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率先实现复苏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事实上，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向好发展的实践就是“中国模式”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表现。在“中国模式”下，中性政府有意地采取有利于某些特定地区和群体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发展，并最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改革和发展又反过未有助于中性政府不会永久地和某些团体或地区结盟，这对我们理解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帮助。事实上，在此种意义上，中性意味着相对均衡，保持中性的中国政府推动了中国经济相对均衡发展，或者说某一水平上实现了均衡发展。
著者对“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对其实质和发展趋向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有助于推进方法论创新；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增强“中国模式”的世界普适性，有助于提升其世界意义。
书摘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起始于启蒙运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和世界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和平等的社会。
第二，中国保留了古代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贤能体制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曾经激发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想象，当前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政府更多地关注来自表现的合法性――即由给老百姓提供的实质性福利改进获得的合法性，而不是来自程序的合法性――即由既定程序赋予的合法性，其结果之一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实行名义的民主制度，但却没有实现对政府的问责和监督。中国的实践虽然不能全盘适用于其他国家，但对政府表现的关注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民主的效能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在过去30年的制度转型和建设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没有强调制度的纯洁性，而是强调制度的有效性，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第四，自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政府基本保持了相对于社会群体的中性性质，没有刻意代表某个阶层，也没有被某个阶层所俘获，因而才可能放开手脚有选择地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被精英所俘获，要么被民粹主义所挟持，因而无法实施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中性政府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特点之一，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悦读《颐和园》
阎崇年
颐和园是中国的造园心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而园林是这些文化艺术的载体，皇家园林则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精萃。清朝皇家园林达到了中国皇朝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
清朝北京的皇家园林，有皇宫的御花园、宁寿宫花园(即乾隆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内城的西苑即南海、中海、北海，西郊有“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畅春园、圆明园，还有承德避暑山庄等，但畅春园和圆明园已为历史陈迹，唯颐和园成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艺术最美的皇家园林。
清皇室曾在这些皇家园林里面建筑楼阁、陈设字画、摆列器物、品茶听戏、欣赏珍宝、游憩观景，而颐和园的历史、文物、艺术、观赏之价值，博大厚重，无可取代。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颐和园的评价是：“北京的颐和园是对中国风景园林造园艺术的一种杰出展现，将人造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颐和园是中国的造园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颐和园》本身的纪录片经过策划、编导、撰稿、摄影、作曲、制片等，仅片尾列名者即一二百人。而《颐和园》更是影视、文物、园林、档案、摄影、历史、图书、音美等多领域、多学科的专家、艺术家集体心智的结晶。
在《颐和园》同步发行的书中写道，乾隆帝扮角色演戏给皇太后看，为了保证皇帝处于最尊贵的位置，听鹂馆的戏台修成了坐北朝南的格局。此外，书里对园中三十多座桥、四十多座亭子，均做出细致的表述。书中还重点描述了清漪园既是乾隆帝“治国理念和政治理想的模型”，也是他“天朝大国理想社会的完美缩影”。
有3300余亩水面的昆明湖，是颐和园的灵魂。从选景看，颐和园昆明湖与杭州西湖比，西湖有苏堤、六桥，昆明湖则为西堤、六桥；西湖在孤山之南，昆明湖也在万寿山之南，所以，“北山、南湖、西堤的大格局，两者几乎一模一样”。然而同中有异：如苏堤笔直，而西堤蜿曲，且昆明湖的六桥也有变化。颐和园既临摹江南美景，又布展北国雄魂，是中华园林艺术的缩影，体现出园林艺术的杰出成就。
在颐和园修缮过程中，发生一件奇缘：原佛香阁中的铜佛像，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清漪园后失踪。慈禧太后重修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时，塑造了佛香阁的泥塑佛像。1989年大修佛香阁时佛像已毁。竣工后，阁内唯缺一尊佛像。这时 得到一个信息：在西城区一所寺庙旧址夹壁墙里发现一尊铜佛像，高5米，12面24臂，满面慈悲，体态庄严。有关人员将这尊佛像请移到佛香阁，原位安放，崇高矗立。但佛像头顶上还应有一尊小佛，称为化佛。这时人们想起，在颐和园清淤工程中，发现一尊小型佛像，时珍藏在文物库中。人们从文物库里请出这尊佛像，安放归位，全然合璧。
这尊铜佛像与这尊化佛像，同佛香阁的分合奇缘，成为北京文物史、园林史、佛教史、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彩图珍藏版)的扉页上说过：“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
乾隆帝诗云：“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在昆明。”颐和园是历史，颐和园也是艺术。
新书速递
《地权的逻辑》
贺雪峰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版
作者在书中对近年围绕土地制度改革激烈交锋的各种观点――土地权属归谁所有，土地收益如何分配，农地征收，农民就业――进行了解读和回应，认为当下各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的主张不具有可行性，并且一旦实施，会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作者认为不应该仅抽象地讨论土地权利与农民利益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问题，需要深入到土地制度运作的具体语境和处境中，深入到土地权利的内在逻辑中去，认真理解和体会地权的逻辑。
《我者与他者》
许倬云 著
三联书店 2010年10月版
作者摒弃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结合社会科学角度，从世界文化的视野阐释由史前时代至当代，“我―他”关系于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历程、互动和转折。“我者”是指位居中原核心并掌握文字记录及丰厚资源的族群：“他者”则被视为“非我族类”，僻处边陲。这种“我―他”关系除具身份问题的意义外，也涵盖多个范畴，包括：中国――其他国族、中原――其他族群、中央政权――地方社会、社会上层――平民、文化正统――新兴信仰、市场经济网络的运用等。
《古炉》
贾平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小说讲述了陕西一个名叫“古炉”的村子的故事。从1965年冬开始，古炉村民怀着不同的心事，投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宁静的村落逐渐变成一个充满猜忌、对抗、暴力的人文精神的废墟。将新书起名为《古炉》，贾平凹自有其深意。“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写的是古炉，其实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写‘文化革命’这一段，实际是写中国人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