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8日，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主题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中共决策层集中探讨文化课题，从国家层面对文化体制改革问题进行战略部署，并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其战略意义广受关注。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约性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资本与非公资本是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动能来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了当前我国文化复杂的多重性格，意识形态性、公益性与营利性交织在了一起，公共资本和非公资本在平衡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公益和效益方面，往往充满了走着瞧的不确定性和投机性。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文化建设的多元化资本格局逐步形成，公共资本与非公资本混杂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及经济利益矛盾也日益凸显。
公益性，还是市场化？
国家统计局2010年5月发布的《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指出，我国文化建设已经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在经营性文化单位中，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之比为47.5:52.5，与2004年的51:49相比，非公有资本所占比重有所上升。
非公资本比重的上升，在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文化“三俗”问题。公共资本的经营效率问题与非公资本的文化责任问题本身就是文化发展中的一对矛盾，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公有资本是文化发展的绝对力量，意识形态与公共责任对于文化发展的要求是绝对性的；进入市场经济改革时代，非公资本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力自下而上潜移默化地日益扩散；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深刻影响了文化发展的资本多元化趋势，同时也使文化发展中公共资本与非公资本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关于国有电视台是否应当播放商业广告并靠商业活动营利的论争，尤其能体现我国文化发展的资本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性和复杂性。考虑到国有电视台的公共属性，重庆电视台卫视频道2011年3月1日起全面改版，不再播出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播出量且不在黄金时段播出。重庆卫视2010年广告收入约3亿元。如不再播出商业广告，由市财政出资1.5亿元和重庆广电集团的其他经营收入约1.5亿元来支撑重庆卫视的运转。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也在会议上提出中央电视1套等国家主流电视媒体禁播广告的建议。不播商业广告的理由是要让电视台回归公益性和公共性，由财政资助电视台运营似乎也成为顺理成章的解决之道。其实这种做法和思路与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内在冲突。
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我国基本的文化制度之一。不播商业广告，我国的电视台也并不会是国际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公共传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进行了传媒私营化的发展，公共电视台保留的不多，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算是这一类的代表了。公共电视台的价值和标志在于它在内容选择、编辑与播出中的独立性，既不受商业的影响也不受党派政府的左右，其生存来自于纳税人与收视者的合法支持。而且，如果中央电视台及省级电视台的一套不再播商业广告，无论是从国家财力的负担还是从当前主流电视台的商业利益角度，这种做法都很难真正得到支持。从全球的传媒业发展来看，大规模的财政办电视在当前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了。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安排，可经营性的文化部门要实现转企改制，那么电视行业如果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包养的局面，这显然有悖于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与理路。
我国的文化发展，在长期处于国家财政包办的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之后，经过经济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文化资本混合性特征不断增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鼓舞下，文化事业单位积极谋求企业化运营，在坐享公共资本资助的同时，吸纳非公资本创造经济效益。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一些经营性的文化部门改制转企，通过市场化的机制，部分文化单位彻底变为市场主体；部分意识形态较强的文化单位在国有资本占主导的前提下积极吸收非公资本，增强经营性文化部门的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但这些转企的文化部门在名正言顺地追求效益的同时，也习惯性地依赖并积极谋算更多公共资源，现代企业精神难以确立。同时，追求效益自然会迎合市场，从而导致对于文化赤裸裸的商业化驱遣与利用，这往往与我们政府和社会对于文化的习惯性认识与理解大相径庭。因此这种局面又往往会导致政府与社会对于文化商业化和庸俗化的愤慨，进而加强管制甚或回归公益性。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种二律悖反式的改革难题在文化发展中再次上演。
财政扶持：寻觅市场失灵之处
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趋势不难看出，造成当前我国文化资本结构性问题的原因，一个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制度性依赖，另一个就是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一般性要求。所以，了解和研究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无疑是深入探讨和解析我国文化发展方向与路径的重要基础。
当前，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中，无论是出版、广电、演艺等传统文化行业还是游戏、动漫等新兴文化行业，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非公资本，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规则，法律制度是规约文化经济行为的基本手段。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文化市场体制环境中，对于文化产业化、商业化所可能导致的文化批判的消费化、文化选择的霸权化等问题的担忧之声不绝于耳，不仅有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等杰出的哲学家们的激烈批评，也有包括经济学家或政治精英们对于保护文化公共性的呼吁。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有力的理性声音的存在，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文化发展中，对于那些具有显著公共性、存在市场失灵的非营利性文化艺术领域的财政扶持也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常态性措施。
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公共财政要有所作为。这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对于文化艺术的某些领域进行公共资助的基本前提和原则。一般公共资助的规模不大，而且资助的方式大多通过“一臂之距”的准政府组织或社会非营利性基金会来实施。即便如此谨小慎微，批评和改革政府对于文化资助的要求也还是不断出现。基于市场机制的公共文化资助模式已经被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广泛接受。
以英国为例。当今的英国公共文化艺术资助制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政府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认可，在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领导之下，依靠财政与慈善资金，于1946年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保持“一臂之距”的分配政府资金的中介管理机构――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英国20世纪80年代对艺术文化拨款和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尽管还在坚持对公共文化部门的扶持计划，政府要求艺术和文化组织寻找补充其收入的新来源，特殊的重点放在了市场化即扩大受众规模上，以及增加商业赞助的措施上。
这种基于市场机制的资助公共文化事业的现代公共财政模式已经为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其特点是重视发挥公共资助的导向功能，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强化市场机制在文化价值实现和影响力中的效用，提升公共财政支出的绩效，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比如美国政府，在公共文化资助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不断完善支持文化发展的经济规划和政策方面。联邦、州和市政府一直积极创造一个促进美国文化发展繁荣并对美国经济作出贡献的文化经济环境。联邦政府不仅给非营利文化部门提供直接资助，还以税制方式提供极重要的财政支持。在文化资助方面的这些努力，不仅培养了美国文化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对于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多的经济影响研究都已发现，公共文化投资可以在直接消费、创造就业以及增加税收等方面带来丰厚的回报。
公共资本效率与非公资本隐忧
中国的文化发展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特殊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经济政策与文化产业运营模式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但观察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非公资本与公共资本在推动文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对我国进一步理顺并克服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混合资本结构所带来的一些不利于文化发展的矛盾问题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首先，加大公共文化资本的投入力度，转变投入方式，完善文化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依赖国家财政的投入扶持，这为我国公共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也导致了文化生产的活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不足问题凸显，文化部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供给能力迅速提升，但由于体制的问题，大量的事业单位实现企业化运营管理，一方面公共文化部门日益商业化，另一方面经营性文化部门行政化问题严重。这就需要公共财政文化投入的范围、方式、机制等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创新。对于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公共财政需要通过必要的过渡性扶持投入，培育其市场能力，逐步“断乳”；对于保留事业属性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公共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创新扶持方式，引入新公共管理机制，从“养人”到“养事业”，使公共财力真正发挥效益。
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的要求，我国要尽快建立起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文化事业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六中全会则从“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进行规划，提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的国家层面的文化民生工程，尤其需要公共财政的大力保障和积极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保障公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基本生存要求，也要积极满足公民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基本权益和需求。无物质匮乏之虞，享有体面尊严的生活，内心安定，富有信念，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目标与内涵。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健全法规，调动非公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文化建设既有显著的公益性要求，同时也有紧迫的市场化需要。
文化建设需要公共财政的大力投入和扶持，同时也要通过不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管理机制，积极发挥公共资本的导向与激励作用，鼓励和吸引更多更大的非公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在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和机制，鼓励公平竞争，效率优先，提升文化生产力。
这些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以资本为推手的文化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整合的力度越来越大，包括转制文化企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上市案例不断增多，银行资本、风险资本等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规模快速增长，各种针对文化产业的金融工具不断推出，非公资本对于文化发展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这固然有可喜之处，但也必须注意其中的隐忧。急功近利的资本偏好往往会导致文化建设的本末倒置危险。积极吸引非公资本的目的是要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而不能仅仅成为资本炒作营利的工具甚或玩物，那样的话，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作用不但无益，反而会带来巨大灾难。
我国文化产业是在文化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与国际相比还很弱小，市场经验还非常有限；而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性不足的问题比起国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领域的过度金融化风险非常大。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面对日益迫近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但也要克制过度资本化的冲动，需要加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建立公平有序、竞争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使得非公资本在经营性文化领域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很多转企的文化部门在名正言顺地追求效益的同时，习惯性地依赖并积极谋算更多公共资源，现代企业精神难以确立。同时，追求效益自然会迎合市场，从而导致对于文化赤裸裸的商业化驱遣与利用。